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一访伊川书院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一访伊川书院

北宋时期，文化高度发达，学术空前活跃。名人雅士、思想大家辈出，其中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5 位杰出人物被称为“北宋五子”。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师同一门，文同一宗，世人以“二程”称之。他们一生致力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创新和传播，将传统儒学概括为以伦理学为中心的自然观、认识论、道德观，以“理”或“天理”为核心的一元论、本体论等完整的理论体系，把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升华到哲学高度，奠基了宋代理学的基础。他们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经几代弟子的传承，至南宋朱熹集为大成，上承孔孟儒学之宗，下开宋明理学之基，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里程碑——“程朱理学”。

南宋之后，程朱理学逐步取代了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权威学说，直接影响中国思想界达800余年。自南宋至元、明、清各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均尊崇“二程”理学为宋代“理学之源”。

我对“二程”理学向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探访理学之源便成了萦绕于心的愿望。2022年春，我因公去武汉黄陂，曾到“二程”出生地文教巷及少年读书处鲁台山踏访；2024年7月初，我与文友崔战杰、海萌辉、周首林相约同行，专程来到“二程”理学的策源地——伊川书院，追溯理学文化之渊源，探访先贤的人生轨迹，感悟“二程”的文化思想。

伊川书院所在的鸣皋镇，因《诗经、小雅》中“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句而得名。这里南面九皋山，东临伊水河，山环水抱，气聚风藏，风景优美，后又因为程颐在此传授其理学思想而闻名。伊川书院位于该镇中央，我们沿着民宅夹持的逼仄小巷前行，不一会儿便来到了那里。时值正午，烈日炎炎，大门闭锁。我们从侧门入内，直接来到大成殿前。大成殿坐北向南，砖木结构、悬山式建筑，面阔三间，古朴庄重；东西厢房各两座，均为硬山式砖木结构，给人以饱经沧桑之感。院内古柏森森，修竹簇簇，花木扶疏，香气四溢，于盎然的绿意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院正中有一棵须三人才能合围的刺柏巍然挺立，昂首向天，冠盖葱郁，遮天蔽日，传为当年程颐和弟子手植，距今已历千年。旁立“有元敕赐伊川书院碑”。元大德九年（公元1306年)，驻鸣皋镇总兵克烈士希读程颐的《易传》《遗书》有得，感慨万千，立志兴学。他目睹书院经200余年风雨剥蚀，已破败不堪，就自筹资金，在旧址重修了书院。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铁木耳承父遗志，复建古阁一座，藏书万册。元仁宗感其父子兴学之举，敕名“伊川书院”。由翰林院直学士薛友谅撰文，集贤学士赵孟頫书丹，参知政事郭贯篆额，刻石立牌，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文化珍品。

古柏一侧的东厢房，门楣挂着“立雪堂”匾额。墙上张贴的图文详细介绍了“立雪堂”的来历：相传一年冬天，程颐的学生杨时、游酢从南方来探望老师，到达书院时程颐正在午休，二人遂立于门前恭候。当时天降大雪，待程颐醒来时，二人仍站在雪地里，白雪已积了半尺多深。自此，“程门立雪”成了家喻户晓的佳故事。我在“立雪堂”廊下遐思，不觉又想起了“如坐春风”的故事。相传程颢在汝州为官时，常到临汝书院讲学。当时的知名学者朱光庭慕程颢才学，专程来汝州拜师学习，听程颢讲学，每次都听得入痴入迷，津津有味。一个月后，他心满意足地学成回家，逢人就夸程颢知识渊博，授课精妙，说“光庭在春风里坐了一个月”。于是，“如坐春风”也成了一段佳话。“如坐春风”“程门立雪”两则生动的故事，为后人留下了为人师表和敬师尊教的典范。

在伊川书院内东西两侧，还立有几通珍贵碑刻，分别是：立于嘉庆十一年丙寅春月的《创建赵文敏公碑楼记》；立于大清乾隆五十一年的《重修克烈公祠即围垣碑记》；立于乾隆四十四年的《重修大成殿程祠棂星门碑》；立于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的《重修大成殿棂星门两程祠碑记》等。从这些碑刻文字中可以看出，伊川书院在元、明、清诸代都是学员济济，书声琅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伊洛之滨学子向往的知名学堂。如今的伊川书院已渐渐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功能，但它作为宋代理学的肇始之地，仍“端坐”在那里，无语地向来人述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见证着“二程”理学的发生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后人的怀念和敬仰。此刻，我走进宋代理学的源头，走进了这座古老的书院，仿佛走进了大宋王朝的历史深处，也走进了“二程”的人生世界——

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程家祖籍徽州篁墩（今黄山市屯溪区篁墩村），后迁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官至兵部侍郎、文明殿学士。皇帝赐宅第于京师，居开封泰宁坊，子孙遂为河南人。后来，“二程”的父亲程珦将其父坟茔迁葬于伊川，其家也从开封迁居洛阳履道坊。宋太平兴国年间，“二程”的祖父程遹任黄州黄陂（今武汉黄陂区）县令，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卒于任上。程遹长子程珦以门荫入仕，候补郊社斋郎，起任黄陂县尉。程珦之妻侯氏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生子程颢，次年生程颐。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程珦调任江西南安军（治大庾，今大余县）通判，全家随迁江西。在这里，程珦与周敦颐成了同事。周是湖南道县人，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与之交谈，知其见识不凡，遂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周是大学问家，此时年近30岁，其思想与学问体系已基本形成，“二程”谦心求学，师徒教学相长，学问大进。周敦颐以“诚”为本、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天道为法则、以德治养万民、慎刑的治世理念，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思想等，对“二程”影响很大。“二程”理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即来源于周敦颐的教诲和启发，周因此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

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程颢、程颐一起到京师准备应试。当时陕西关中人张载在相国寺坐虎皮，说《周易》，听的人很多。一日晚，“二程”到来，与张载讨论《易》学。第二天，张载便撤去了虎皮，对众人说，近日有“二程”新到，对于《易》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你们可向他俩学习。遂后，张载便把讲坛让给“二程”，自己回关中老家去了。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三月，26岁的程颢中进士，宋仁宗御殿亲试。程颢作《南庙试佚道使民赋》《南庙试九叙惟歌论》《南庙试策五道》。在这些文章中，程颢提出了推行仁政，加强教化以厚风俗的主张，其修人事而达“天道”的理学核心观已经显现出来了。

程颢入仕后，历官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起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推行新政。程颢经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被授予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职。他向神宗进言，应以至诚仁爱为本，求贤育才为先，实行尧舜之道，效法“三代”之治。这些主张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相抵触，遭到了王安石的打击。他被调离京师，先后任京西提点刑狱、澶州（今河南濮阳）镇宁军节度判官、监汝州酒税、扶沟知县等职。程颢志不在官而在传道授业，在扶沟任上，他兴办学堂，让学生游酢掌管，公务之余就亲自执教。后来，这所学堂被命名为“大程书院”。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程颢以奉亲为名回到洛阳，与弟程颐一起聚徒讲学，四方学者慕名而来。“二程”用理学观点向学生讲解《四书》《五经》，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有很高的名望。程颢在《秋日偶成》中以诗论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表达了与人同与物同与天地同的哲学意境。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诏令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因病未及赴任，于六月十五日病卒，时年54岁。宋代有“重臣死后要葬在距京城500里内”的规定。“二程”的族伯程琳曾任仁宗朝宰相，皇帝在河南府伊阙县（今伊川）神荫乡赐给他一块墓地。按照程颢生前官阶，够不上皇帝亲赐墓地。但程颐此时正在崇政殿说书任上给哲宗皇帝当老师，高太后为让他安心辅养圣德，就在程琳墓地西侧赐给程颢坟地120亩。这里由此成为“二程”家族墓地。程颢的葬礼很隆重，程颐撰写了墓表，文彦博题写了“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碑，翰林学士韩维撰写了《明道先生墓志铭》。

与哥哥仕途略有不同，程颐没做过地方官，一生都在从事儒学研究与教书育人。20岁时，兄弟俩到京师太学读书，主管太学的教育家胡瑗在讲堂上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程颐很快写出了《颜子所好何学论》，论述颜子的追求以及圣人之道德境界。他在文中写道："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胡瑗展卷，不禁击节赞叹，如此宏论，真乃高见！于是授以学职。程颐遂由弱冠之年的儒生登上堂堂太学的讲坛。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程颐考进士不中，从此不复试，在开封开馆教学。同窗吕希哲首先拜程颐为师，既而四方儒生，求学者日众。尔后他又在汉州、许州、洛阳、关中等地游学。期间，不少权贵慕其才名，请他教授指点子孙，并请他代为起草奏章。程颐乐此不疲，借奏议朝政之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程颐居洛期间，想办所书院，就给时任宰相文彦博写信，希望将洛阳城南龙门山上方寺旧址及附近“荒芜无用之地”拨给他作为学田，以供著书讲学资用。文彦博就把自己在洛南鸣皋镇的一处庄园连同粮地10顷，赠给了程颐，于是有了“伊皋书院”。“二程”学识渊博、义理精深、诲人不倦，故而书院一创办，“求教者日夕盈门”，“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此后20年，程颐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讲易经、授理学”，著书立说，并与张载、邵雍、司马光等研讨学术问题。

宋哲宗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得势掌权。司马光、吕公著共同上疏荐举程颐，说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不求仕进，乃圣世之逸民，国家不可多得之人才，程颐于是被授为汝州团练推官，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次年应诏进京，入见太皇太后，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任务是教小皇帝宋哲宗赵煦读书。程颐由布衣一跃成帝王之师，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但程颐不以为然，以辅养圣德为己任，教导小皇帝学才养德，习帝王之道。在皇帝面前讲书时，他评议时政，抒发见解，针砭时弊，无所顾忌，律己责人，均甚严苛。当时，苏轼也是哲宗的讲学老师，两人由于性格迵异，理念不同，出现摩擦，后来演化为蜀派与洛派之间互相攻击。程颐因故受到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奏劾，被罢去崇政殿说书之职，回洛阳去管理设在那里的太学。他也因此获得充足时间，重操旧业，聚众讲学。慢慢地，程颐发现自己更适合读书讲学，索性脱离政治生活，专注探究学问。

但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程颐想脱离政治，政治却让他脱不了干系。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在新、旧两党的争斗中，新党再度执政，程颐被列入“奸党”成员，先“放归田里”，后贬“涪州编管”，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在弟子、涪陵人谯定的帮助下，程颐在涪陵北岩讲学，其间，程颐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周易程氏传》。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卒，徽宗即位，程颐遇赦返洛阳。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朝廷将司马光等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程颐被列入元祐党名单。翌年，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为躲避党禁迫害，程颐遣散学生，举家迁到陆浑岭下，即今嵩县田湖镇程村。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颐在程村逝世，享年75岁。程颐去世20年后，靖康之难发生，北宋成为历史。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二程”兄弟生前并不得志，但他们的理学思想却并未随着他们的去世和北宋的灭亡而湮没，反而逐渐得到完善和发扬，日益深入人心。“二程”桃李满天下，除程门“四大弟子”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游酢外，北宋时的知名学者吕希哲、谯定、侯仲良、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皆从师于“二程”。这些人都是学富五车的学问家，从师者众。通过众多弟子世代相袭，逐渐形成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濂溪）、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关中）、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伊洛）、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福建）等理学四大流派，开启了中国学术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二程”的理学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存在一定差异，后人在学术承接上，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强调内心静修的修养方法，陆九渊、王阳明等大致沿着程颢的思路，发展为心学；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其理论经弟子杨时传罗从彦、又传李侗，再传朱熹，逐渐得以完善和发展。朱熹博采众长，将“二程”的理本论、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及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集为大成，形成了以“天理”为核心，理先气后的理气论；通过个性修养去恶从善的心性论；用人伦道德、尊卑等级支配和指导行为的道德伦理观；知先行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知行观等。这些理论学说，把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把儒家学说哲学化、大众化，构筑起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

当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时代产物，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程颐所主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礼教思想和行为规范等，就是轻视和束缚妇女的枷锁，经历代儒家的大力宣扬，对宋代以后社会产生了深远又恶劣的影响。今天在各地遗存的烈女祠、贞节牌坊等，就是这种思想流毒的产物。但这些封建思想糟粕，正是封建王朝用以奴役和统治底层人民所需要的。

程朱理学为封建王朝统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指导，得到后世历代帝王的尊崇，于是，作为理学开创者的程颢、程颐，备受尊崇。南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宁宗皇帝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理宗皇帝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代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明宗皇帝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国家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明成祖朱棣将程朱理学奉为“一道德而同风俗”的最高统治思想。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代宗皇帝诏令“二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 祭文称颂“二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代，康熙帝赞程朱理学是“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将“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门下、汉唐诸儒之上。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三月十八日，清高宗视察中州，派官员专程到“二程”墓园祭祀，并御书祭文。有了历代这么多帝王的加持，“二程”身价日增。他们生前从过政、办过学、生活过的地方，均以“二程”圣迹为荣，纷纷为他们建祠堂，修故居，以“二程”之名办书院，兴儒学。河南，尤其是伊洛地区，是“二程”活动最多的地方，是理学文化孕育的沃土，伊川的伊川书院、“二程”墓园与祠堂、登封的嵩阳书院、嵩县的程村“二程”故里、扶沟的大程书院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官方重视而得以修建或重兴，从而留下了大量“二程”文化遗迹和文物，形成了厚重的“二程”理学文化积淀。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数文化先贤用智慧书写了中华文明的煌煌史册。“二程”创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珍宝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二程”理学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天理合一”的理性主义世界观、“诚敬为本”的处世规则、“成德成圣”的道德修养观、“至公无我”的执政理念、“利不妨义”的义利观等，仍被人们所普遍认可并遵循，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只要我们坚持继承和弘扬先贤的文化思想，不断地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华民族就会永远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底气！

伊洛文化照古今，文脉悠悠润中华。怀着崇敬的心情，我和三位文友在古柏前合影留念。这时，我望着刀劈斧削般虬龙苍劲的树干，恍然觉得，这棵古柏俨然程颢、程颐的化身。他和兄弟二人的灵魂凝聚在一起，根植伊洛沃士，才能在千年沧桑岁月中，任凭风吹雨打，巍然屹立，枝繁叶茂。

作者在黄陂鲁台山双凤亭考察二程文化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