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闻启蒙先生丁剑

丁剑先生姓喻，本名喻清新。

这是周围很多朋友特别是先生年轻的朋友以及先生后来的学生们大都不清楚的。

其实我认识喻先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86年代我在西安东郊的新城电大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化新闻的小稿《农民办电视制片公司 将拍摄王宝钏等电视剧》而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了一条新闻的“不归路”。

那个寒假过后，我去了先生任职编辑部主任的《中国光明信息报》应聘记者。

当时面试我的并不是喻先生，而是一位上海人叫张彦明，好像也是编辑部主任吧。只记得那人很聪明，和当时的总编一个姓，而且关系很好，人也长得很精神，“颜值很高”。一身藏青色的西装，鲜红的领带上一只金黄色的领带夹子闪着刺眼的光芒。这身装束在当时那是相当时髦的了。他的上海口音也很好听，就是嗓门比较大，整个编辑部里就只听见他在说话。后来想起来，那时喻先生是坐在编辑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一直在低头写作。偶尔抬了一下头，对着我浅浅笑了一下。印象中喻先生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尽管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但还是能看到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过镜片穿过来，感觉能刺透你的灵魂。

那时候记者还是很有职业自豪感的一类群体。加之年轻，很容易让人飘飘然起来。

在报社上班不久，大约不到半个月，我接到一个任务，采访当时的西安半坡饭店。这个饭店是半坡村村民集资办起来的，尽管属于村办企业，但在当时规格很高，属于准三星级酒店。聘请了钟楼饭店的副总担任总经理，是西安市少有的几家有接待外宾资格的酒店。

那是个周一的下午，我揣着报社的采访介绍信，一个人径直来到了东郊的半坡饭店。那个年代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大约七、八个人，分别是董事长、两个副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和两个副总经理。一个人面对七个采访对象，这在刚刚进入新闻行当的我来说难度可想而知。还好，上班两周，期间也有跟着喻先生采访过一两次。先生采访时“舌战群儒”的风采对我触动很深，也暗暗地学了几招。

采访从下午三点持续到六点左右，总经理滔滔不绝地介绍创办饭店的艰难过程，其中不乏诸多的感人事迹和先进经验，听的我热血沸腾，还没有采访完脑海里便蹦出一个报告文学的题目“半坡人的变迁”。从远古的半坡猿人写起，重点突出改革开放的半坡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锐意改革，迎难而上的精神。当我把想法告诉他们时，那位总经理也很激动，还许诺给我在饭店专门开辟一个房间，让我专心写作这篇报告文学。采访结束后，饭店安排了丰盛的晚餐招待我。 待我用完餐想给他们打招呼告别的时候，却没有找到一个人，迫使我成了“不辞而别”的人。

过了几天，由于要完成其他的采访任务，我把写报告文学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半坡饭店的总经理果然把我当成了一个骗吃骗喝的骗子。他们给报社打了电话，总编张慈荫非常生气。当即组织开会，对我进行了公开且严厉的批评。就在我非常尴尬的时候，令我意想不到的的事情居然出现了。这时，喻先生居然站出来替我说话。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喻先生说，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分清是非，也要给年轻人机会。还说写报告文学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我带着小何一起完成。

我当时感动地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我相信先生的实力，也深信先生绝不只是信口而出。先生当时正值当年，他的几部长篇报告文学《治癌厂长》《大篷车的启示》等正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小说连续广播栏目播出，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这件事情之后的几十年间，无论是和先生失去联系的十几年还是后来和先生失而复联一起共事的年月，我都一直对先生心存感激。

后来我采访了未央区三桥镇的谭家乡，写出了系列报道《西北第一个亿元乡》，刚好先生负责编辑，我的稿子得以连续四期在报纸上了头版头条。这也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毕业以后我回到原单位上班，有大约十年时间和先生失去联系。后来知道先生那些年离开媒体投身到了民办教育领域。先是在西京大学从事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后来又到了全国民办高教委担任了主任助理，加之他长期媒体的从业经历，使得他能够采访报道了多家民办高校的创办人，也使得先生在这个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来，先生受西京大学任万钧校长的邀请担任了当时的西京学院校长助理和西京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在西京学院一直干到七十岁退休。在此期间，除了民办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以外，先生还致力于在学生中培养年轻的新闻、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人才，而且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我那时正好在三秦都市报办的《财富周刊》因某种原因被停刊而暂时无可事事。得于先生的盛情相邀，我担任了西京学院的校刊和学报编审以及校电视台的顾问，和先生一道指导培养喜欢新闻和文学的学生。那个时候，先生周围时常活跃着一大批来自全国不同省市的爱好文学和新闻的学生，先生不厌其烦，把自己多年的新闻和文学从业经验无私地传授给那些如饥似渴的孩子们，我和先生教学生们采访、写作新闻稿和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并在研究所主办的《西京报》和《雨花报》上开辟专门的版面发表他们的作品，给这些学生们很大的鼓励。一届一届的学子们陆续毕业走上社会，每到中秋、元旦、春节和教师节这些特殊的节日，各种五颜六色的的明信片和贺卡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到研究所，这个时候也是先生最为得意的时候。先生在每次最为得意的时候就要请大家聚餐，每次聚餐先生还要邀请好多朋友，甚至每次都要发表一番“长篇大论”，来夸赞这些取得成就的学生们也顺便“炫耀”一下自己在培养这些学生时的一些趣事。

至于先生本姓喻，后来却一直用“丁剑”这个笔名，我好多年也不知其故。后来几次和先生一起在养老院探望先生的母亲时慢慢才知晓了其中的缘故，原来先生的母亲姓丁。令我对先生肃然起敬的原因是后来先生告诉我他的母亲并不是他的生母而是他的养母。因为亲生的儿子远在河南老家农村，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先生便把老人接到西安，安顿在离西京学院不远的长安县的一所养老院里，一得空闲，先生便去探望陪伴养母，直到老人安然离去，先生也是亲自在白鹿原上选了一块墓地，所有的后事也是先生一手操办料理。

把养母的后事安排的很“风光”，而先生自己的身后事却是极其简单的。

得知先生突然离世的消息是在我和先生一起在西安石油学院参加了一个管理科学研讨会后的一个星期。那天开完会，我把先生送到了他借住的小区院子，先生下车时腿脚已不是很灵便，是我从车上搀扶下来的。一周后的一天下午，师母打电话告诉我先生走了，是吃完中午饭午休的时候，先生说感觉有点累，结果便一睡再没起来。送先生最后一程的只有我、长安老、黎明兄以及先生的几个学生和家人。

我们在殡仪馆和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准备离开时天色已晚。说来也怪，华哥的本田雅阁载着长安老、黎明兄我们几个从西安殡仪馆走了三个大门竟然走不出去。黎明兄说，是不是丁老师不让我们走，要请咱们吃饭呢。我摇下车窗玻璃，对着空中念叨：丁老师，你安心回去吧，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就此别过吧！说完这些，华哥开车右转几十米，殡仪馆的自动栅栏门竟然缓缓打开了。

我有幸在刚刚踏入社会时遇到了丁先生。先生虽然离开已然三载有余，但往事恍如昨日依然在目，令人唏嘘不已，是文以祭，愿先生千古。（何磊）

（作者简介：主任记者，高校特聘教授，新闻从业三十年，发表新闻、文学作品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