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来的留德博士，“大工”永远的好校长

屈伯川到学生食堂帮厨

人物简介：

屈伯川（1909—1997），著名学者、教育家，大连理工大学主要创始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39年赴延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1947年任关东工专校长，1949年起历任大连大学工学院校长、大连工学院院长、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

一所出色的大学往往离不开一位出色的校长。在大连理工大学的历史上，屈伯川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名字。他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大连。

一心教育救国和学业救国，积极投身革命

1909年11月，屈伯川诞生于四川省泸县。192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4年9月，屈伯川远渡重洋，自费到德国留学，他在那里不仅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还与在德国留学生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抗日战争爆发，忧心如焚的屈伯川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后于1938年4月回到祖国。

1939年初，屈伯川在重庆意外遇见了吴玉章，吴玉章介绍他认识了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引领他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邀请屈伯川和少数科技人员到中央机关合作社会餐，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积极参加筹建我党创办的第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高校——延安自然科学院。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期间，1940年9月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向中央提出要求派科技人员到那里帮助开展工作，经批准，屈伯川带领科技人员和家属20多人一路北上。

1947年，屈伯川一行来到了大连。大连是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屈伯川的到来受到了当时中共旅大市委的热烈欢迎，并要求他们留下部分同志搞建设，就这样，屈伯川和部分科技人员留在了大连。他在大连担任关东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把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大连，开始了他在大连的教育事业。

屈伯川和师生们一起在校园里栽种水杉

招揽英才四处奔走，为大工人才辈出呕心沥血

1948年，东北即将全部解放，战后重建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党中央批准东北局创办一所正规的大学，以应对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已经从延安来到大连的留洋博士屈伯川接受党中央的指示，顶着巨大的压力将日本人办的暂属中长铁路管理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收回，这也为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4月15日，大连大学成立。屈伯川担任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根据形势需要，大连大学取消，大连工学院成立（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

学校筹建初期，师资十分缺乏，屈伯川等学校领导就派专人到香港, 并通过上海、南京、杭州、青岛等地下党组织和教育界、科技界的有关人士进行招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在关内招聘了数十人 ,其中,国内有名望的学者有光学专家王大珩、石油化工专家张大煜 、电子专家毕德显、物理化学专家彭少逸等数十位知名的专家学者。1951年，全国范围院系调整。屈伯川来到浙江，“三顾茅庐”请来了著名工程力学家钱令希。屈伯川对这些学者待如上宾，这些人也不负众望，为筹建初期的大工积淀了雄厚的实力。在短短的两年中，大工在屈伯川的带领下，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建起了全国一流的物理实验室。与此同时，屈伯川治学严谨，不仅教给学生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注重培养同学们的科学作风和品德。在他当年的学生中，后来涌现出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在当今高教界，是极为少见的。

在屈伯川的积极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大连理工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就以成功设计中国“三大港口”闻名，即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军港、第一个现代化渔港、第一个现代化油港。他还为国家引进大型化肥生产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屈伯川与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合影（1996年6月23日）

同吃同住同感受，向同学们真诚道歉

1979年冬天，学生们反映食堂伙食太差，宿舍暖气不热，窗户透风，动不动就停电停水。屈伯川带队住进了学生宿舍，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他动情地对学生们说：“你们到大工来，是来学知识、长本事的，我这个当院长的，没有照顾好你们。你们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你们在学校吃不好睡不好，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很难过。不过，请同学们相信，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问题，给同学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但有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也请同学们克服一下困难，为学校分忧。”晚上，他睡在学生宿舍，因为冷而戴上了棉帽子。早晨起床后，他对总务长说：“找后勤部门的同志来，马上开会。”在会上，他说：“不能让学生们睡在这么冷的宿舍里。这段时间，请同志们辛苦一下，想方设法解决好这个问题。你们的工作是很光荣的，小平同志都愿意当后勤部长，我也愿意当。”然后他和大家一项一项地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分工落实。

“毛遂自荐”抢抓机遇，开创中国MBA教育先河

邓小平1979年在美国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主动提议，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国政府合作成立一个培养工业经济、企业管理人才的机构，以培养大批中国急需的管理干部。小平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教育部则紧锣密鼓地物色合适的承办单位，屈伯川敏锐地意识到管理科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性和对学校发展的现实意义。认为大连和大连工学院有条件承担这项任务，他果断决定，迅速行动，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就赶到北京，找到延安时就相识的老朋友，此项目的主管、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毛遂自荐，把这样一个硬任务争取到手。

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大连市政府、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在屈伯川院长领导下，全校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1980年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和大连工学院管理工程系（经济管理学院前身）同期成立，由此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管理教育交流的大门。1984年，大连工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合作举办了中国的第一个MBA项目，培养了五期共216名中国最早的MBA，被誉为中国MBA教育的黄埔军校。

签名“835建言”，设想最终转为“211工程”和“985工程”

1983年5月15日，屈伯川在武汉参加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期间，联合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希望国家拿出50个亿，重点资助50所高校，这是建议书的核心内容。4位老教育家称这些学校为“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这一提议经有关部门转送给党中央、国务院后，受到了高度重视，其直接结果是，国家将部分高校列为重点院校，使它们成为中国高校中的“宝塔尖”。邓小平对此事作出如下批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议书记处一议。”这个建议很快被国务院原则采纳，并逐步充实、完善，付诸实施。这份建议后来被人们称为“835建言”，成就了一段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形成高层决策的佳话。几位老教育家关于择优重点投资的设想，实际上成为后来国家支持高等教育的两个重点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核心精神，它开启了“重中之重”的大门，将国家发展重点大学的战略性决策延续下去。

“遗体献给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供教学、科研使用”

1991年5月初，屈伯川患了一场重病，康复后，他在当月10日立下了如下一份遗嘱：“我总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遗体献给大连医学院（1994年更名为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供教学、科研使用。(如果用后要火化，就把骨灰送给大连理工大学，同绿化用肥料混合，撒在学校绿化园地。)不要开遗体告别类仪式，事后在校报、《大连日报》登个消息就是了。”

来源：《侨园》杂志2024年第10期（总第282期）

记者：王云峰

编辑：张艳红  责编：王春棠  审核：孙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