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桂龙 杜慧中|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中原学的演进与传播

摘要：中原研究作为以河南为中心的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历了传教士记录研究、专题研究和区域研究三个阶段。在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以继承和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指向的中原学，要成为一门面向世界、对接世界文明的学科，亟待在学科化、规范化方面取得更长足的进步，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中原学要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关系，将中原学的深化研究和发展传播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中原学“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能力，提升其世界性、中国性、实践性和包容性，成为真正的中国之学和世界之学。

关键词：中原学；世界中国学；学科构建；文化传播

正文

世界中国学是基于传统“汉学”“中国学”基础之上演进而来的概念，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学问，包括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再研究，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贺信中表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学的发展、演进是世界中国学发展的必要补充，而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演进也为中原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宏大的视野。

一

中原文化成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关注点

20世纪之前，“中国风”一段时间在西方的盛行，让中国研究风靡世界。这一趋势不仅促进了中国学的规范化发展，还催生了一支更为专业的研究队伍。一方面，来华的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商人等群体，成为中国的第一视角观察者；另一方面，多个欧洲国家设立了汉学教席，涌现出一批享誉全球的大师。由于地域限制和文化壁垒，世界对中国的观察是从沿海城市和口岸城市开始的，世界对中原文化的关注相较之下有所延宕。海外对于中原地区的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探索的生活笔记——传教士的记录

20世纪之初，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等国均已设立汉学讲席和学院机构，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中国语言、宗教、历史、地理展开的传统汉学研究，以及为培养外交人才或管理华工等为目的的实用汉学研究。这些有关中国的专业性学术和实用性研究，为进行地域上更小范围的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围绕中原地区的研究主要来源于传教士的记载，重点围绕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包括行医、传教、迁移等。在加拿大长老会的一份1900年的记录性资料中，威廉（Mcclure William）医生记录了他个人在河南地区行医的部分经历，提到基督教徒于1884年左右在河南设立了3个医疗中心——竹旺站、新镇站和昌德站，到1896年，总共进行了2500例外科手术。在另一份记录河南开封地区内陆医院的资料中，提到一支1902年成立的，由4名医生、1名护士和1名药剂师兼业务经理（均为英国人）组成的“开封医疗队”，并提到“协约国的胜利使中国官员和士绅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亲切感”。此时，海外中原研究之所以未能深入开展，除了因该地区位于内陆外，还有当时尚未开放的中国普遍存在的对“红毛”的陌生、抵触和厌恶。在长老会部分传教士从河南北部经汉口到上海的漫长旅途中，曾记录“最近一座城市里天主教的财产已经被烧毁”和“暴民开始投掷石块和飞弹”等景象，可见当时人们对传教士不友善的态度。在传统汉学研究为主流的时期，中原文化中大量供传统汉学研究的资料尚未充分发掘，而国外对中原地区进行实用研究也缺乏足够兴趣，急需一个突破口。

第二阶段：突破瓶颈的专题研究——仰韶文化的发现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兴起一股中国文化的“考古”热潮。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极大地激发了德国对中国的兴趣，助推德国“吐鲁番考察团”于1902—1907年来华考察并搜集了很多考古资料。法兰西公学院教授沙畹（Edouard Chavannes）出版的《中国两汉石雕》《高句丽碑》等书目也颇受西方关注。在这样的氛围下，小国瑞典派出了最好的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去中国完成使命——通过研究勘察成果提升瑞典的国际地位。安特生做到了。他对仰韶村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拉开了我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特生的发掘涉及甘肃、洛阳、西安等多地，推动了中国学有关地区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安特生将出土的陶器片和部分照片寄送到国外，给英国博物院的郝步森氏和德国柏林博物院考古学家施密特博士进行鉴定。外国对中原地区和中国从此越发关注，中原研究对中国学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促进和助推的作用，地区特色文化成为海外对中国区域研究的突破口。

第三阶段：中国学区域研究的兴起——中原研究的丰富发展

两场世界大战让西方对东亚局势的兴趣迅速增加，出于对政治和安全的强烈关注，中国学的实用性研究和地区性研究开始在西方世界勃兴，中原研究也应势快速发展。1925年，20世纪上半期当代亚洲研究最重要的跨国学术组织——太平洋关系学会成立。在学会出版的诸多刊物中，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Cressey）的《中国地理基础》，对河南进行了极具实用价值的科学统计，包括河南开封地区1933年人口（邮局统计3528万）、占地面积（16.5万平方公里），还有1—12月的平均气温、主要农作物和单位面积产量、煤炭储量估计等。1956年，耶鲁大学的“人类区域关系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称HRAF)围绕中国各地的人口、气候、文化等进行研究，对中原文化的属性和内容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记录河南是“中华文化的中心、中华文明的摇篮”，并认为“中国文化从这个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心（河南北部区域）向四面八方传播，融合了与之接触的其他文化的元素”。档案中亦提到当地的标志性人物韩愈和司马光。这样的中原研究为其他地区的研究树立了典范，从此以后，中国学发展中的实用性研究具备了更丰富的内涵。

二

中原学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性

世界中国学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不仅涉及文化、历史、哲学、地理等传统学科，也包括新时代背景下应用型研究。这样的属性也使得世界中国学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变革。中原研究作为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推进研究的学科化、规范化。这是提升中原研究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原学构建并融入世界中国学发展的必然走向。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原学的时代影响力，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发展必然性。

首先，构建中原学，符合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中原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化在发展传播过程中，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受到西方文化优越性眼光的审视。不论是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源”，还是柯文（Paul A.Cohen）提出的“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就像是一个过时的社会”，抑或是福琼（Robert Fortune）认为的“中国这种植物……在英国园艺协会的花园里……会被确认一个合适的学名”，都体现了长期以来西方并未完全认可中国以及面对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学，这一由多个学科交叉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不断优化其研究方法，并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中原学学科作为中国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发展路径与中国学展现出一致性。过去，中原研究呈现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各放异彩的分流局势，当前的中原学以哲学思想为核心，聚焦中原文化，涉及18大学科，涵盖了中原地区各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并运用“两个结合”的方法，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原学的国际传播打下基础。

其次，提升中原学国际影响力，是中原历史文化实践的延续，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共识。

在经历了传教士记录、专题研究的兴起和中原研究的丰富发展之后，中国学中许多元素的国际影响力增强，让不少外国研究者也逐渐转变对中国的刻板认识，其中也包含了众多中原文化元素，如少林功夫、太极、殷墟、甲骨文等。2016年，李庚香指出河南的发展不仅需要知识和信息，更需要思想和智慧，提出建设“中原学”、打造思想河南是当前河南发挥思想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原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领军人物等，推出一批极具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文化作品和品牌，如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河南卫视端午节节目《洛神水赋》等。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中原研究发展至今推陈出新、对接世界的重要实践，逐渐改变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曾提出的有些汉学家沉沦于两个世界（西方和东方）之间，变得彻底无根、失去立场的情况，为推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增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共识奠定了客观基础。

最后，提升中原学的国际影响力，是新时代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实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各国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日益增多，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得到提升，中国与世界的交融程度越发深厚。世界中国学既应在理论体系的国际化表达和世界性认可方面走出关键一步，更要为应对全球变局和时代变局形成更多有效的交流平台和有用的研究成果，真正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和桥梁。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学虽然是地方之学，但可以发挥地方特色，建立促进文化交流和互鉴的国际化平台。文化部自2014年起举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8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为文化和旅游部后，该项目仍在推进，只是承办方进行了多次调整）曾在郑州开班，河南地区率先融入了支持青年汉学家开展中国研究的平台，从中原文化介绍入手，为这些年轻学者打开世界中国学的研究视野。此外，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也提出了“建设中原研究地方特色新型智库”的政策建议，力图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出了在文化发展方面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有引领和启发性的策略。

三

提高中原学国际影响力的可行路径

当前，世界中国学呈现出继欧洲中国学、美国中国学发展后的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表现为更突出的世界性、中国性、实践性和包容性，但2015年的“谭中之问”仍未完全解决，即“为什么研究中国的不看中国人写的书，而主要看美国人写的书？”新阶段的中国学、中原学应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学科中的研究成果应如何融入世界科研话语体系，通过更合适的途径传播和发展呢？

一是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关系，诠释中原学的“世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中国学稳步发展、融入世界的内核。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度由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主导，“以西方为方法”占据主流。如今，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研究的基础资料更易获取，西方研究的传统理念有所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理念和实践的不断深化，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中国的实践经验产生了研究兴趣和需求，研究力量逐渐兴起，“以中国为方法”正在逐步成为学界共识，中国不再是西方主流理论检视的对象，而是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创设的场域。在中国学发展的演进过程中，中华文明不断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养分，且中国学的文化内核始终未变。中原学学脉源远流长，融汇了经学、易学、诸子学、理学等多种传统文化，发展过程又充分利用了新时代的红利，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稳固内核的历史之学和时代之学，具备为世界贡献中原智慧的学理基础。

二是将中原学的深化研究和发展传播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凸显中原学的“中国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中原学以此为内核，其研究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研究和现代化实践的关系，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目前，中原学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在学科群方面，中原学已经形成了多个学科群，如郑州大学的“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河南大学的“黄河文明学科群”、信阳师范学院的“炎黄学学科群”、安阳师范学院的“甲骨文信息处理学科群”；在理论成果方面，形成《中原学概论》《中原文化通史》《中原文化大典》等成果，还有中共河南省委外办组织编译的“中华源·河南故事”系列丛书；在文化品牌方面，形成很多以大型古装及现代豫剧、舞剧、交响音乐剧等为代表的文艺精品，以武林元素为代表的文化品牌等。中原学作为新时代的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中的“五方之学”还有待实现更多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三是不断强化中原学“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能力，发展中原学的“实践性”。

2023年举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有来自近60个国家的外国专家与会，这是自2021年起，与会的非西方国家中国学研究者总人数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在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中，除了原有的中国学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通”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研究中国道路、传播中国理念的主力军。任何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和探索，都有其内部的动因。正如1913年瑞典公使将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派来中国以求“以瑞典模式来制订一个由瑞典人来领导的中国地质考察计划，提升瑞典在东亚和世界各地的声誉”一样，国家发展的需求以及深厚文化的魅力始终是“引进来”的基础条件。当前，世界中国学的传播发展也推动了在中原学领域引入更多海外研究者。在“走出去”方面，需要提升中原学的表达能力，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但并不是挑战西方话语的话语体系。要在了解对象国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及其意识形态和对象国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知、态度的基础上，提升中原学“走出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以更系统、更考究、更准确的语言和方式构建中原学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思想的表达方式，让中原学成为真正的中国之学、世界之学。

张西平曾提出：“我们需要在长时段中来理解自身的文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在更宽泛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文化。”在世界中国学的视野下，中原学作为中国学的重要部分，具备历史传承的根基和现代化发展的潜力，中原学与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对标发展，也助推了世界中国学的深化和传播。中原学重大理论和规则体系仍在探索，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应保持包容的态度，使中原学研究克服地区研究的局限性，将其发展模式置于全球语境和文明交往的体系之中，开放讨论语境，扩大研究领域，跨越文化屏障，突破区域界限，在包容发展中丰富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内涵。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