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怎么维护？这些改革里藏着答案！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

2024年，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直接领导下，忠诚履职尽责，严格公正司法，服务经济民生精准高效，司法体制改革巩固深化，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重任在肩，唯有实干。

今年1月13日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法党组要求全国法院必须深刻认识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的问题、难题，把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大局中考虑，必须担起更重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切实扛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使命，直面挑战、迎难而上，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冲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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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近年来，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更“水涨船高”。2024年，全国法院收案4600多万件，案件呈现利益化、关联性特点，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

这一年，2023年新一届最高法党组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涉诉信访源头治理。

“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绝不是来‘走程序’的。程序合乎规范，同时能实质解决问题，案结事了，才是诉讼的目的、才能体现诉讼的价值。”为推动信访矛盾实质性化解，2024年，最高法常态化开展院领导包案工作，院领导带头包案化解21件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已经化解或基本化解13件，累计向26家高院交办107件重点信访案件。

最高法明确：人民法院要深入研究思考、落实、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

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求，积极参与党委牵头的综治中心运行工作，凝聚纠纷解决合力。

2月28日，两会召开在即，张军和最高法调研组来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综治中心，恰巧碰到并现场为一对要离婚的年轻夫妻进行调解，让他们微笑着拉上了手。

“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源头预防。”张军说。

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张军在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综治中心，现场为一对要离婚的年轻夫妻进行调解。

长期以来，老百姓反映立案难，有些案件立案后迟迟开不了庭，开庭后迟迟没有结果，官司旷日持久，饱受诟病。

为彻底根治“立案难”，2024年年底，最高法再次对全国法院提出明确要求：自2025年1月1日开始，对诉至法院的民事纠纷，符合起诉条件的，一律立“民初字”案号，再根据可调解案件、视当事人意愿委托第三方或者自行组织调解。

2023年以来，最高法下大气力解决“立案难”，

提出“创设审限内结案率取代年度结案率指标”，从而根治“年底不收案”现象。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新庆介绍，去年分三批对一些基层法院“有案不立”、抬高立案门槛、以调拖立等28个“不立案”典型案例进行通报，以“零容忍”态度整治各种形式的“立案难”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诉讼效率，服务当事人，202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印发通知，针对11类常见多发的民事案件，制定表格化、要素式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帮助当事人清晰、全面地陈述案件事实和诉讼请求。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

最高法党组深刻认识到，化解纠纷只靠法院“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必须依靠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与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不断扩大社会治理“朋友圈”。

截至2024年年底，最高法已经与人社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16个中央单位建立“总对总”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不仅请进来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更走出去促进在行业、专业领域内把调解工作做实，及时定分止争。

针对一些领域民事纠纷持续多发高发的情况，最高法分析背后存在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司法建议的形式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如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建议加强授信审查后，全国法院信用卡纠纷同比下降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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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改革按下了“快进键”。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审定关于设立和增设巡回法庭的方案，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要实现“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制度定位。

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六个巡回法庭自设立以来，最高法法官“驻点巡回”，充分发挥巡回法庭高效便民、就地解纷的制度优势，妥善审理一批重大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依法纠正“聂树斌案”“吴春红案”等重大冤错案件，审理“顾雏军案”，

实实在在做到了破难题、探新路、做示范，充分发挥司法改革“试验田”作用。

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巡回法庭的运行成效，也实现了党中央“高起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要求。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和更高工作要求，巡回法庭工作机制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202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巡回法庭深化改革方案，加大院本部的巡回审判工作力度，进一步做优做实老百姓“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深化改革方案，除普通民商事案件、行政案件之外，将知识产权案件、环境资源案件、少年审判案件等，也都逐步纳入“当巡则巡”“能巡尽巡”范围。开庭、询问、调查、听证的地点，也不限于巡回法庭驻地，还包括当事人住所地、案件发生地、主要证据所在地、原审法院所在地等，让最高审判机关重心下移的力度更大、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在做优诉讼便民的同时，最高法还抓实巡回区上诉、申诉、申请再审和再审案件“源头”治理，防止“法出多门”。

在各巡回法庭审判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及时汇聚院本部集中研究，及时转化为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文件，防止类似问题在不同巡回法庭反复出现，大大提升了巡回工作的效能。

现任审监庭庭长杨永清，2023年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他表示，“最高法深化巡回法庭机制改革，不仅能够保证裁判尺度统一，而且巡回审理的案件范围更广、巡回的力度更大，当事人更能感受到诉讼‘方便’，更能感受到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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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始终是党中央、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人民法院的重点工作。

一方面，要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另一方面，如何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近年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面临的新问题。

一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分别由相关专业审判庭办理，而少年法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研究室，缺乏一个更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重在预防的强有力的部门推动全国少年法庭的科学履职发展。

2023年，最高法新一届党组经过审慎考虑，推动未成年人审判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审判模式，并由民事审判一庭（婚姻家庭案件由其负责）负责管理、协调，可谓“历史性突破”，这也是党组深化改革下的一步先手棋。

最高法把负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力量集中整合到民一庭，突出强调民事保护、预防在先，而不是等到悲剧发生再严惩。

比如，在婚姻案件中增加“关爱未成年人工作提示”，法官向父母讲清离婚可能给子女带来的影响，督导父母当好合格家长。

在长期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看来，这是近些年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一个重要改革进展，因为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对整个法律领域会产生风向标的引领作用。

“这项改革，不仅是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门整合，更是司法理念的更新。表达的不仅仅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惩处、警示、教育的重视，更体现了进一步注重研究和关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案件背后的成因及规律，通过在民事、行政等案件中强化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以及基本权益的保障，从源头上强化对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以及基本权益的关注和保护，把‘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与‘司法保护’融为一体。”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给予充分肯定。

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少年审判改革已经被纳入最高法深改“一盘棋”整体布局中

。

少年审判实名非凡，尽管前方困难重重，但最高法党组锐意改革的决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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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500多家法院，一万多个人民法庭，近年来每年受理4000多万案件，法官年人均办案350多件……

如何在基层减压、法官减负与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更实、更强之间，把着眼点、落脚点放在符合司法规律、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管理上，将是司法体系工作机制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期课题。

最高法党组清醒认识到，如果离开了严格、科学、有效的审判管理，巨大压力下的审判质效将难以保证。只有通过科学管理“内部挖潜”，才能应对不断涌入的压力和挑战。

最高法经过深入调研，改进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2023年试点时共29项指标，2024年1月正式施行时减少为26项，同年9月底进一步优减至18项，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明确将考核定位为“体检表”，强调以科学管理推动审判质效提升，而非“成绩单”式排名。

考核不是“数据竞赛”，是客观反映审判工作的“体检表”；感受公平正义的主体不是法官自己，而是人民群众。

这一改革被视为司法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型，旨在为基层减负、为司法公正护航。

最高法聚焦重点领域，将指标异动作为发现问题的线索，推动“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各级法院定期开展数据会商，紧紧抓住反映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感受的指标，抓住承载当事人切身利益的指标，分析指标升降变化背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

以“案-件比”为例，它蕴含着对司法审判规律的深刻理解与遵循。所谓“案”，就是老百姓来法院打的“官司”，“件”就是法院办案经历的一审、二审、再审等司法程序。“件”数越多，说明一个“官司”经历的审判执行程序越多、当事人感受越差。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倒逼法官在办案时更多考虑“案结事了”。

从2024年“案-件比”同比下降0.04来看，相当于当年减少了近100万件衍生案件。

受理案件量持续上升本身就是压力，考核是减压还是增压？今年1月6日，主题为“四级法院谈‘考核’——减负与增效”的2025年度“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讲坛”第一讲举行。四级法院一起谈如何为了减负增效而把考核做得更加符合司法规律、更加科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落实到审判执行工作、审判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1月6日，主题为“四级法院谈‘考核’——减负与增效”的2025年度“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讲坛”第一讲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出席。

“评价考核工作的优劣要看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司法规律，是否有利于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到实处，是否有利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张军如是强调。

最高法精简后的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运行情况“提示函”，不再有“全国后5名”之类的提醒；关闭数据平台上各省之间查看数据的权限，防止不必要的“内卷”；鼓励大家“与自己比、与去年同期比、与工作改进前比”……

随着一系列新理念深入人心，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在科学管理下承担起优质高效审判执行的压力，才能换来人民群众对以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更好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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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关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同步播放的《守心》短片吸引了人大常委们的目光，现场响起一片掌声和赞叹声。

短片中的一个案例：为了寻求一份“老有所养”的保障，村里三兄弟一直信访，直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137件再审申请，耗费了十多年光阴。2024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第二巡回法庭充分发挥巡回审判便利群众诉讼、就地化解纠纷的优势，派出法官赴当地解决实际问题，137件行政争议一次性审前化解。

这是最高法扎实推进行政审判理念革新的一个缩影。

今年1月16日，B县-20℃的温度，记者与某省高院、市中院的法官一同前往村里三兄弟家。

2025年1月16日，记者赴村里三兄弟家采访。

“我们老两口快80岁了，三个儿子没有稳定的工作，老大、老三身体不好，老二、老三没结婚，无儿无女，老大也离了婚，如果他们拿不上退休金，将来他们仨靠什么生活、养老？”老母亲提起过去多年的艰辛，仍情不自禁落泪，更因为在政府和法院多部门协调下部分合法诉求得到解决而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行政审判一头连着行政机关，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心。这也是最高法为何一直要求法官办案学会换位思考，防止“一案结、多案生”，防止司法程序空转、徒增群众讼累，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贺小荣介绍，2024年最高法总结行政案件多发高发情况，与最高检、司法部及相关部委座谈，共商规范执法行为；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与司法部联合开展培训，支持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今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24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显示，人民法院树立和践行“监督就是支持、支持就是监督”理念，助推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受理行政一审案件近30万件，同比下降5.14%；受理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17万余件，同比下降0.35%。

行政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申诉申请再审率同比下降，调解率同比增长，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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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执行难”问题由来已久。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治本之举，也是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为有效破解执行实践难题、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从2023年10月部署依法开展加大提级执行、指令执行试点工作，工作中简称作“交叉执行”，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2024年3月在全国法院全面有序推开。

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开展试点以来，全国法院交叉执行案件26万余件，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者化解13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387.7亿元。

目前，交叉执行案件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改革效能逐步释放。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执行工作关系民事权利实现，关系国家法制权威，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1月15日，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行领域的重点工作进行专题部署。

如何解决执行案件长期高位运行的问题？会议指出，必须加强联动共治，深化执源治理。要积极争取党委领导，以“头拱地”的决心和“钉钉子”精神做深做实执行难综合治理。

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要正确区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保持攻克“执行难”力度不松，通过“终本清仓”“执破融合”等方式依法解决确实存在的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问题，促进市场有序出清、盘活资源。

数据显示，2024年失信名单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公众法治意识、诚信意识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与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做实信用修复直接相关。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在全国法院终本案件库中对全库数据进行彻底检索筛查，发现大T三个关联房地产公司破产所涉终本案件数量全国最多，遂决定对该案挂牌督办。经近半年的攻坚克难，截至2025年1月13日，大T三公司均已宣告破产。

2025年1月18日，记者与最高法执行局法官一同前往大T公司所在地。

2025年1月18日，记者在大T公司所在地社区采访。

“该案处置工作真正形成了‘党委坚强领导，政府主导风险管控与事务协调，法院主导司法程序’的处置模式和府院联动大格局，在办理执转破案件府院联动方面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介绍。

针对烂尾房地产项目的业主办证问题，工作专班多次召开有关部门协调会议，最终明确了“老百姓无过错即办证”原则，采取“先办后补或申报债权”的方式解决。截至2025年1月5日，执行法院终结大T三公司相关联的5628件执行案件，首批次1936名业主已办理过户手续。

业主谢东（化名）、杜霞（化名）表示，“办下证后心里就踏实了，感谢党和政府、感谢人民法院”。当事人王某多年前买的商铺因没有通电通水的问题长期信访，这次终于看到了希望，他露出满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