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棵树 ■ 作者：子容

【作者 子容（中国）】本名杨建新，1970年10月出生，江苏太仓人，太仓市作协会员，海外文轩作家协会成员，现任中共太仓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中学时即有作文入选《中学生作文通讯》，曾在《太仓日报》、新西兰《华页》报、香港《华人》杂志、泰国《中国日报》等报刊发表诗词、随笔、散文多篇，作品入选《新世纪太仓文学作品集》。作品《香港，别来无恙？》获苏州侨界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征文二等奖。

【编者按】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深爱我们的母亲，她们就像一棵树，为我们遮挡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这个周末是母亲节。祝愿所有的读者，母亲节快乐！

“江南多楝树，平凡任霜露；秋来实满枝，苦涩无人顾……”

——自作仿乐府《苦楝词》 

1988年9月8日，天刚刚擦黑，楼下传来小车喇叭声。已与母亲离异的父亲托朋友派了辆小车——拉达（查了资料，原来竟然是当年前苏联的名车来着）送我去上海新客站，我要去武汉上大学了。预订的车次是晚上的，从上海取道浙赣线，到株州转车，换京广线抵达武昌，全程约1500公里。

当年我们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的，我填的几乎全部是外省城市：厦门、中山、武汉、北京、长沙……离家较近的上海、苏州、南京一律不填。草表填完放学带回家，母亲一看，脸色暗淡下来，就像窗外正在拉下的夜幕。她呆了片刻，低声嘀咕道：“作啥都填那么远？”然后默默地做晚饭去了。母亲是不会阻止我的，而我年轻躁动的心充满了对远方的向往，就像那年刚刚开始流行的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母亲的嘀咕并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丝毫痕迹。

母亲随行送到车站，一边帮我提着她亲手准备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夜幕下的上海新客站南广场灯火辉煌、人流如潮。我又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向候车大厅走去，呼吸也变得急促，脑海里满是电影、电视中关于武汉三镇的模糊的画面，还有想象中那葱茏的校园、漂亮的图书馆、如茵的足球场、来自天南地北的操着不同口音的同学们……

到了候车大厅口，母亲不能再进去了。我接过母亲手中的行李，漫不经心地对她说：“姆妈你回去吧，我进去了。”那时候，我是那么年轻，从来没有真切地感受过任何一种深厚的感情。但就在那一刻，我注意到了母亲的犹豫。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看到过的——或许更贴切地说，一定有过很多次，但我没有注意过的——神情，闪了一下。就像秋天里的大树，枝头的最后一片叶子无声无息地飘落，那棵树就再没有了色彩。

母亲迟疑了片刻，只是片刻而已，然后，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般，她扭头而去，没有说一个字，留下一个夜色中不甚清晰的背影。那背影已不再年轻不再挺拔，很快就淹没在广场的人流中。

到校后，很快就收到母亲的来信。跟那个时代很多母亲一样，她只上过小学，文字很粗，甚至幼稚，可以想象码字对她来说是一件十分累人的事。每封信都只有大半页纸，除了说我走以后家里更冷清了，其余都是家常而已。比如隔壁谁家怎么啦，厂里越来越不景气啦，可能要下岗啦；还有就是一遍遍地叮嘱我要勤洗晒，当心饮食，不要乱花钱，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地位之类，却从来没有一句想念的话。

是的，她是最典型的中国“老款”母亲。她会在天气渐凉的时候早早地帮我织好一件新毛衣，却从来不会用言语来露骨地表达什么。然而我从每个字里都读得出她的眼神——她目送我进站时的眼神。那眼神让我隐隐觉得有一些东西在我身体里发生，我忽然明白了，母亲转身离去的时候一定泪满心怀。这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那么久，而她将开始一个人的日子。从那以后我开始牵挂一个人，而且心里会疼。

说到织毛衣，那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她虽然没多少文化，却有一双巧手。上小学时，到了冬天我身上的毛衣会遭到女老师们的围观。课间我跟同学在操场上玩，老师们捧着茶杯在走廊里晒着太阳，那些女老师就喊我过去。我心里别别跳，以为闯什么祸了。不料她们竟伸手来摸我的毛衣，问我谁织的，我便老实报告是我妈。她们啧啧赞叹，羡慕不已，而我却心中恍然，原来老师们还不如我妈呢！

我高中的同桌，也是我最铁的哥们没考上大学，进了当地的绒线厂工作。我放寒假时他来玩，特意带了一斤毛线，说厂里职工按出厂价买的，足够织一件了。我忽然心里一动，长这么大，穿过不知多少毛衣，却从来没想过织一件要花多少心思。于是就问母亲，织一件毛衣要多长时间？她极难得地露出骄傲的神情：“哼，你老娘出手，不超过一个礼拜！”果然，母亲只用晚上看电视的时间，几天后就将一件漂亮合体的新毛衣套在我的身上。而且，她不用量我的尺寸。

母亲兄妹四人，她排行老三。1966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大哥已经成家，姐姐先插队去了，弟弟还在念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光荣使命便落在了母亲十九岁的肩膀上。如今我女儿也二十岁了，可在我眼里还是个没宠够的小宝贝，让她去插秧割稻挑大糞在今天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但母亲去了。幸好那地方只是离家几十公里的农村，不是什么北大荒，而且有个诗意的名字——蓬朗。当然，插队的生活就不那么诗意了。“蓬朗穷僻地，思归泪沧沧；华年付田垅，热汗滴骄阳……”多年以后我学作旧体诗，为母亲写了一首仿乐府体《苦楝词》，知己的同学读得泪流满面。

母亲在乡下嫁人生子。我出生的具体日子母亲已然忘却了，但她说那天是廿四节气中的霜降，这点很肯定，因为她曾想给我的学名中加个“霜”字。我成人后根据这个线索查阅万年历才确定自己的出生日期。但是生活如此艰难，她终于顾不上这些，便把乳名沿用为学名报了户口。据母亲说，因为怕扣工分，月子未满她就下地干活，以至后来每到冬天她的足跟就会龟裂。她向邻居借了个坐车（竹制童车，当时在苏南农村很普遍）把我放在田头树阴下。江南的冬天阴冷彻骨（很多在北方零下几十度环境生活的人反而会觉得江南更冷，这是事实），我在田头冻得手足、耳朵生满冻疮、哇哇大哭，她也只能趁一趟活正好干个来回时喂我两口奶。

在我很小的时候，亲婆就把我背带到小镇上跟他们一起生活，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上好点的学校。于是每到星期六下午，亲公或者两个爷叔之一就骑车送我到乡下跟父母相聚，次日下午再接回去。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度周末”。车行在高高的圩堤上，圩堤的一侧是宽宽的河，另一侧是长长的渠，渠的里侧就是望不到边的田野。河上机帆船“啪啪啪”地响，渠里满满的流动着电排站正从河里抽上来的灌溉水，枯树叶在水面上急速漂浮。圩堤两旁，是高高的水杉或槐树。阳光从树叶的间隙中洒下来，我坐在车后架上，就觉得眼前有星星点点的亮光不停地晃着闪着。

除了周末，有时候母亲或者父母也会到镇上来看我。每次来，母亲都要忙活一整天，帮婆家洗晒洒扫，里外收拾整洁，然后回乡下去。母亲话不多，只是默默地干活，爷叔和姑妈都敬重她，喊她大姐而不是阿嫂，似乎这样更亲近。

母亲插队十四年，终于跟父亲一起上调到了另一个镇上。父亲进了本县最大的机械厂，母亲当起了织布厂工人，她说他们是最后一批回城的。日子开始好起来，第二年父母便把我转学过去。母亲干着三班倒，教会了我在她上早班或中班的时候管好自己的吃饭，引煤炉、热饭菜、下面条、烧粥、煎鸡蛋，这些我在十岁就会了。父亲还添置了一台12寸星火牌黑白电视机，用一根大毛竹架起了天线，一家人看《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姿三四郎》，这在当时遥遥领先于镇上大多数普通家庭。

那是我儿时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而且我学习成绩优异，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然而好景不长，父亲不久有了外遇，母亲吵过哭过，有时候抹着泪给我做晚饭，我却不懂得如何安慰她，胆战心惊地只盼着父母能够重新和好。但这种盼望终于落空了，父亲离我们而去。亲婆叮嘱我，要是法院的人来问我愿意跟谁，就说跟亲婆，我没有答应，我选择了母亲。那年我已经读高中了，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把我叫到跟前，给我看离婚调解书，淡淡地说：“我跟你爸结束了，我受不了这种日子，以后就我们娘俩过。”我突然有一种轻松释然的感觉，因为不用再担惊受怕了。我说：“姆妈，我会养你的。”

离婚后的最初两年，母亲脾气变得很急，经常为一点小事大声嚷嚷，我只得抱以沉默。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我也知道我已经到了该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摆在我面前唯一的路就是努力读书，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机会。本来我是走读生，不需要上夜自修，可我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去教室做练习，向所有比我成绩好的同学请教一道道题目，回到家继续背书到半夜一两点钟。从高二到高三，我从一名中下游学生一步步进入班级前十名，预考达到第二名，高考文科班并列第三名。而这动力，来自母亲。

记不得大学第一个寒、暑假回家是什么情形了，第二个寒假的时候，母亲已经搬出曾经是镇上最好的公房。因为与父亲离异已有几年，那公房属于父亲辞职前厂里分配，那家当时县里最大的国有企业几次三番派人逼迫母亲搬出去。母亲一人争不过他们，只好搬到了破旧的两间平房里。我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消息，也得知她为了搬家又舍不得花钱，除了厂里几个要好的同事帮忙外，几乎全靠她用双手双脚安顿好这个“新家”，以至落下足病。

我按母亲信中描述找到这个“新家”——一片老旧的工厂宿舍。邻居们认出我来了，指给我一间底楼的屋子，一边大声喊：“老钱，儿子家来哉！”母亲听到招呼快步奔出来，脸上展开了笑容。那笑容却让我生平第一次感到酸楚。

踏进家门，屋子虽然陈旧，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一如母亲简单朴实的品质。家具重新油漆过了，居然还真的有些许“新家”的气息。母亲说，怎么着也算是搬新家，就花了点钱刷了刷。这话让我心中宽慰了好多。是的，母亲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插过队，干过三班倒，经历婚姻挫折，却始终坚韧乐观，没有什么能够将她压垮。

母亲早已把我的房间收拾好了，屋子傍着河，早晚都有机帆船“啪啪啪”地经过。河边是一排高高的桐树，巴掌大的枯叶落满河畔。我的书桌书柜、音乐磁带也理得好好的，母亲知道那些是我的最爱。书桌上一架新的双卡收录机是在无线电厂工作的舅舅送给我的，以表示对我考上大学的祝贺。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就以它以及上海台调频音乐节目为伴，边看书、练书法，有时候出去会同学，母亲依旧上班下班，我们如同活在世外桃源，简单而宁静。

开学、放假，放假、开学，日子一遍遍地过着。这期间母亲赶上了苏南乡镇企业神话的破灭，终于下岗了，生活愈加拮据。原本俭朴的母亲更加节衣缩食，一边四处找活干。她当然是不怕吃苦的，只要能挣点钱，什么累活脏活都肯干。她去饭店厨房打工，有时候是剥蒜头，一天上千头，剥到指甲快脱落；有时候是宰杀活鸡，一天几十上百只鸡，下了班一双手怎么洗都去不掉那股味。

居然有一次母亲在信中说要来武汉看我，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然而紧接着的来信又说不来了，千里迢迢陌生的路对于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母亲来说，好比天方夜谭，她却步了。母亲也有怯懦的一面。直到今天，她依旧孑然一身。虽然她曾试过再找个伴，我也一直明确表示支持甚至鼓励，但母亲畏惧了婚姻。她跟众多同龄中国女人一样，受得了任何苦，却经不起一次家庭的破裂，一辈子心里只装得下一个男人。

大学毕业前，正赶上上海浦东开发。有同学问我：“你家离上海那么近，干吗不去浦东找工作？”我说：“我不去，我要回家。”离家四年了，我要回到母亲身边。然后，我回到县城工作，恋爱结婚生育。母亲一直在身边照顾着我的小家庭，还不时提醒我，听领导话，好好工作，不要跟人争什么，不要拿公家的钱，也不要拿别人的钱。我都做到了，也终于混了个一官半职，算是没有让母亲失望。

母亲年近七十，庆幸的是除了装了一副假牙外仍然健康。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母亲的生活日益改善，性格也开朗了许多，每晚饭后就去散步，或者到广场跟一帮老头老太聊天，第二天就兴致勃勃地向我传播那些小道消息。她开始喜欢旅游，自己约了一群老人上了趟北京；我与妻子也带她去大连、九寨沟、厦门，每次她都像小孩一样兴奋不已。然而每次她都坚持自己承担旅行费用，哪怕只是部分。

有一年年夜饭后，我与妻硬拉着她一起去卡拉OK，她还从来没去过。“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尽管不十分着调，尽管把“三五九旅”唱成了“三五九柳”，把“模范”唱成了“麻烦”，但这真真切切是我第一次听到她——我母亲的歌声。而且，她那自告奋勇的一刻令在场所有人跌碎眼镜。

四十多年来，她给我的所有印象从来没有跟浪漫和享乐沾过一丝边。每次想起她，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一个默默操劳的身影，这身影如铜像一般厚实。多年的单身生活，早已磨去了她的风华，却没能压弯她的腰杆。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她的朴实善良一如从前。然而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她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南泥湾，那是一个好地方，有一片好风光。

她很少跟我提起下乡插队那些年，偶尔说起也只是一个“苦”字。“有辰光也蛮有劲的，落雪落雨天不用出工，我伲就这家那家串门聊天，跟人家学这个学那个，裹粽子啦，手擀面啦，捏水面筋啦，都是那时候学会的。”说到这些，她眼睛亮闪闪的。显然，那也是她的青葱岁月。我知道，她在田间洒下了无数的汗水，却不曾流过泪。在只属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的日子里，她也曾年轻过。于是，《南泥湾》、《红梅赞》就刻进了她的记忆，成为那一代人心灵家园中一片永远蔚蓝的天空。

“也蛮好的，十四年插队都算工龄的。”母亲这样说过。这让我想起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的一种不起眼的树。它虽然也算乔木，却不如水杉那样清秀挺拔，也不像垂柳一般婀娜多姿。它在河边路旁默默地生长着，春天开满素淡的小花，夏天以宽阔的树冠撑起一片绿荫。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来不去注意它，也不会有意种植这种树。大人们告诫小孩，不要去吃它的果子，是苦的。但是，顽皮的孩童仍然会爬上去摘它来玩，玩累了就在树下乘凉。有人尝试用它的果实酿酒，性烈无比，常人难以接受。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楝树。

（本文摘自子容散文集《你是一棵树》文汇出版社2016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