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系列 八十期】浅谈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自信
辜鸿铭，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东园镇洋埔村。清朝咸丰七年（1857）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华侨家庭，其父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辜鸿铭自幼聪颖，深得布朗夫妇喜爱并收其为义子。同治八年（1869），布朗夫妇把他带往欧洲游学。同治十二年（1873），辜鸿铭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师从卡莱尔。光绪三年（1877），21岁的辜鸿铭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文、希腊文和数学等多科目考试，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继续求学于德国工学院、巴黎大学、意大利等国诸著名高等学府。光绪六年（1880），辜鸿铭从欧洲返回槟榔屿，获聘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光绪八年（1882），26岁的辜鸿铭与马建忠晤谈三日，遂辞殖民政府职回槟榔屿补习汉文并开始蓄辫，为返回祖国效力做必要准备。光绪九年（1883），辜鸿铭在英文《字林西报》上分两期连载《中国学》一文，概述19世纪以降西方汉学发展状况，指出并严厉批评其学术漏洞及治学水准，引起学界瞩目。此后，他曾回福建老家谒祖小住。
光绪十一年（1885），辜鸿铭应聘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督衙洋文案，彼时张之洞正领导对抗法国侵华战争。辜鸿铭入张之洞幕府长达20年，为其操持洋文案、翻译及礼宾事务，获清廷授予文科进士。光绪十七年（1891），长江教案后，辜鸿铭于《字林西报》发表《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以传教士的实际活动及其后果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仗义执言，被英国《泰晤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转载评论。同年，以翻译身份随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待俄国皇储和希腊王储，因其博通多国语言而赢得贵宾的礼遇尊崇。他在兼职武昌自强学堂讲习时，曾向汪康年等述讲欧洲事，常叹惜清廷官员不谙夷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未能利用英法联军之间的矛盾为国争取权益。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表谴责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为了在中国的良治》，该文由《香港日报》出版单行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同年撰《文明与无政府状态》，首次明确和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对文明和东西文化的见解，义正辞严地驳斥了“黄祸论”。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广总督衙门为慈禧祝万寿时，因不满其奢靡无道，辜鸿铭即兴作《爱民歌》。光绪三十年（1904）起，《日本邮报》开始连载辜鸿铭所译的《中庸》。期间，以外务部部郎实衔出任上海黄埔浚治局督办，任内力主惩治西人巨额贪污案，交涉德船撞沉中国民船事件，责其赔偿损失，维护了国人的权益和国家的尊严。
民国三年（1914），辜鸿铭以英文向北京东方学会提交《中国人的精神》，该文后发表于《中国评论》。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辜作文屡攻西方文明，提出儒学救世。民国四年（1915），以英文在北京出版《春秋大义》，阐明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中国文化的价值，提出中国文明救西论，在西方引起轰动。民国九年（1920），德文本《呐喊》一书在莱比锡正式出版，《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也发表其《不文明的美国》一文，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互为呼应，掀起国内的东方文化思想热潮。民国十年（1921），英国大文豪毛姆专程拜访了辜鸿铭，辜鸿铭以英文所作《宪法与中国》发表于孙德谦主编的《亚洲学术杂志》创刊号上，该杂志第二期刊发了《春秋大义》序言。《中国反对欧洲观念的辩护:批判论文集》同年在德国重印。民国十三年（1924），泰戈尔来华演讲东方文化，辜鸿铭应邀参加有关欢迎仪式并与之合影。民国十三、十四年间，辜鸿铭两度应邀赴日本讲学，演讲稿及论文《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国文明的真正价值》《中国古典的真精神》《什么是民主》《告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纲常名教定国论》等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结集出版为《辜鸿铭讲演集》。民国十七年（1928），军阀张宗昌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未到任而于4月30日因肺炎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72岁。
辜鸿铭先生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通晓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汉学，孙中山先生誉其英文为当时中国第一。其学识之广博精深，不但鹤立鸡群于满清末年坐井观天之绝大多数国人同胞，即使是今天，也可令很多顶级学霸自惭形秽。难能可贵的是，在万马齐喑一派崇洋媚外的当年，辜鸿铭自觉运用其自身学识，为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国家权益、为民伸张正义，力所能及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英国人在中国出口货物订单上标识“土货”字样，辜鸿铭大笔一挥用英文改为“中国货”，几字之差尽扫英夷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俄皇储乘舰访问武昌的时候，辜鸿铭一眼瞥见舰长室所挂的“黄祸图”，即毫不客气地给予痛批，令俄皇储不由得刮目相看，前倨后恭。当时受聘北京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自视高人一等，却每每被辜鸿铭批驳得心服口服。蔡元培校长曾请一英国教授讲座莎士比亚专题，其人以权威自居，言辞之中颇为轻慢华人教职。辜鸿铭不动声色，待其讲完，即起立流利地背诵莎翁原著。那位浅薄学者甘拜下风之余只好灰溜溜地辞职了事。
辜氏言行之出格怪诞，时人目为“怪杰”，与其说是深得魏晋名士风度之精妙，细细深究起来，毋宁说是其高度的中华传统文化自信使然。正如李大钊所言及的，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所种出的辜鸿铭先生，已扬眉吐气于20世纪。
辜鸿铭头上那条标志性的辫子的名气，和他盖世绝伦的才气相得益彰，成为百年前北京大学校园里的一景。沈从文以大作家的手笔，为后人记录下了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北大旁听生沈从文是这样描述的:“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那个年代国人早已弃辫子如敝履，英文教授辜鸿铭却固执地蓄起了辫子。新潮如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的学子们，“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鸿铭什么世面没见过？洞悉了学生小心思的他，从容自若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沈从文写道:“从中国近50年社会发展来看，使我们明白近年来大家常说的‘封建意识的严重和泛滥’，影响到国家应有的进步，都和那条无形辫子的存在息息相关。”
可见，辜氏并非冥顽不化的遗老遗少，其文化自信，以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所谓的扬弃。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座丰碑。可是百年之前，全盘西化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有几人对母国的文化精神心存自信的底气？辜鸿铭这位举世瞩目“清末怪杰”，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向西方传播中华文明的大旗。他以精通9种外语的优势，用西方语言翻译了中华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三部经典，并凭其学贯中西古今的渊博学识撰成《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牛津运动》等大著，以英、德、法等多种译本大张旗鼓地宣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风靡轰动了欧美世界，一时之间洛阳纸贵。西人争相传颂之余，以“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流行语表达他们的崇敬之情。
面对西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侵略，以及傲慢与偏见的所谓西方汉学家以其一知半解的半桶水功夫，肆意误解糟蹋中华文化，辜鸿铭以理性敏锐的思辨及广博犀利的言辞，有理有据地指摘西方文化的系统性弊端缺陷，严厉抨击西方传教的伪善无道，以一己之力勉力捍卫中华文明的尊严。
独特的人生经历，成就了学贯中西的辜鸿铭，重新研究辜鸿铭先生的文化遗产，回首汲取其思想资源，对坚定国人文化自信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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