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差五年，问题出在一个时间点上｜今晚九点半

2017年11月，永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征地告知书，因铁路扩能改造需进行土地征收，郭乙发现其兄郭甲（化名）所居住的房屋恰好位于征收范围。该处原是郭家祖宅，由郭甲和郭乙两兄弟共有。1997年两兄弟分家，双方口头约定郭甲以1000元的价格买下郭乙名下祖宅的所有权。此后，郭乙搬出祖宅，郭甲将原祖宅推倒重建就此定居。

征地公告发布后，郭乙窥到生财之机。“那个房子是我郭家祖宅，我理应要占一半。所以我挂靠到郭甲的房子名下，这样就能申请更多的安置补偿款。”为此，他特意向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王某（另案处理）咨询相关政策和补偿标准。

2017年12月，郭乙先以儿子结婚成家立业为由进行违规分户，后又打出“亲情牌”，说服郭甲在伪造的分家协议上签字，将其自建房中的部分房屋挂靠到自己名下，并许诺以房屋拆迁款作为感谢。

因一纸征地公告而结成的“兄弟同盟”开始运转。2019年6月，郭乙通过隐瞒身份、提交虚假证明材料等方式，成功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同年7月，区财政局将20余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款转入郭乙银行账户，次月郭乙便将其全额转入郭甲账户。而后在王某的帮助下，早已与郭乙分户的儿子及儿媳、孙子三人顺利通过拆迁安置资格审查。

2022年11月，84万元安置补偿款及1.2万元过渡费陆续发放至郭乙指定的账户。

让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郭乙始料未及的是，2023年8月，冷水滩区监察委员会在办理一起贪污、受贿案时发现郭乙对王某行贿，遂将该线索移交至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而取证工作却面临阻碍。

“目前，郭乙翻供、关键证人郭甲翻证，其余证人又多为郭乙的亲友乡邻，存在翻证风险。此外，对郭乙的行为应定性为共同贪污，还是涉嫌诈骗？”2023年9月，在案件研讨联席会上，侦查人员说出迟迟未予立案的疑虑。

冷水滩区检察院开展立案调查，发现郭乙及部分证人翻供、翻证的理由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不具有合理性。而现有证据表明，郭乙通过隐瞒拆迁房屋实际所有人、其儿媳不具有安置资格等事实来骗取国家安置款的行为，应以涉嫌诈骗罪进行单独评价，且已达到立案标准。该院遂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向公安机关制发立案通知书。2023年10月14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郭乙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侦查期间，冷水滩区检察院依法介入，参与案件会商、梳理关键证据，并提出继续侦查取证意见，引导公安机关对郭乙的到案经过、其子违规分户等证据材料进行补充，夯实证据体系。

冷水滩区检察院将郭乙以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后，2024年8月27日，法院一审认定郭乙诈骗31.95万元，诈骗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

共到手85.2万元安置款和过渡费，法院仅认定31.95万元，究竟是何原因让另外的53.25万元“消失不见”？

“这53.25万元是郭乙向监察机关退缴的非法所得。”承办检察官在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发现，法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为诈骗的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以扣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郭乙的诈骗数额为31.95万元，未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而是“数额巨大”。

冷水滩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郭乙的诈骗行为早在2022年11月收到安置款及过渡费之日就已既遂，退缴53.25万元是郭乙在犯罪行为被监察机关发现并接受了监察机关、公安机关调查之后，才于2023年9月至10月陆续退缴，其退赃行为系在国家公权力介入后的“被动之举”。

“当前的争议焦点在于，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案发前’的理解，是否应当局限于公安机关‘立案前’？”承办检察官仔细梳理了案件的时间线。该案中，监察机关于2023年6月就已经对郭乙的行贿对象王某立案调查，并在对郭乙的调查问话中掌握了其涉嫌诈骗的犯罪线索；同年8月，该线索被移交至公安机关。

根据相关规定，“案发前”应是指犯罪事实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发现，而非仅限于公安机关“立案前”。据此，监察立案调查以及监察移送线索期间应当认定为该案“案发”，郭乙退缴53.25万元的时间节点应当认定为“案发后”而非“案发前”。

基于上述理由，冷水滩区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永州市检察院支持抗诉。2024年12月17日，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撤销原判，认定郭乙诈骗85.2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万元。王某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另案处理，法院判处其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