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荒野的喊声-16世纪古典巨著<西印度史>选译评注本》书讯

以“1492”为象征的15、16世纪，对于它们的反复研究，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过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已成为现代“通识”，而与之同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长期处于认知层面的边缘：

1511年，今海地岛上十余名来自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修道士，由于无法苟同“征服”过程中对美洲本土居民的残害，集体谋定，在圣多明各一次年末的布道中，推举同道蒙特西诺斯，面对包括哥伦布之子迭戈·哥伦布在内的殖民者听众，发出质问：“他们不是人吗？他们是缺失理性之灵魂吗？你们没有义务如爱尔等己身一样爱彼等吗？”，史称“蒙特西诺斯的呼声”。布道辞的开场白用了《圣经·新约·若望福音》中的一段话“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

这是早于、并深刻于250多年后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其内容唯一涉及印第安人处，视其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敌人）的第一次人权宣言。

1514年，西班牙神职人员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在古巴岛圣斯皮里图斯教堂布道时公开谴责对印第安人的奴役，毅然放弃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和印第安人，自此投身为印第安人谋权利的人权斗争，脱颖成为殖民主义阵营内第一批批判者、反叛者的优秀代表。他不仅从标榜德治的西班牙王室获得，而且被当年的印第安人及五百年以来的拉丁美洲觉悟主体认可为“印第安人保护人”。拉斯卡萨斯用更持久的行动继承了“蒙特西诺斯的呼声”，也是将这一历史事件正式写入史册（《西印度史》）的第一位（在当时也是唯一一位）史家。

索飒在墨西哥恰帕斯的印第安村落

作为对上述“质疑”的回应，1550年、1551年，西班牙王室在宗主国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囊括众多学士、教士、官员的大辩论。拉斯卡萨斯公开为印第安人辩护，宫廷史官希内斯·塞普尔韦达则据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天然不平等理论和正在诞生中的现代资本主义观念为殖民主义辩解。迄今被誉为国际法先驱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德·维托里亚崭露头角，“第一次替西方列强对外国文明的征服和破坏，阐发了各种技术手段和正当性论证”（埃里克·沃格林）。大辩论跨时两年，争议未果，国王宣布停止继续“征服”直至会议得出结论为止。此举被西班牙当代历史学家亚美利哥·卡斯特罗称为“西班牙人抵达的光荣顶点”。

真实历史远比寥寥几行的例举丰富，且事关重大：五百年前的这一幕是否可称近代史上第一场种族灭绝，仍系悬案；这一幕呈现的“问题”与今日之世界几乎能条条对照，因而息息相关。

拉斯卡萨斯是一个实践者、思想者、著述者。尽管他的史著文论在身后被屏蔽三百年之久，今天，世界上对于他的译介、评论（比如，日本岩波书店于1981至1992年期间出版了长南实翻译的《西印度史》全书）蔚为大观；但同时，中伤、贬低、继续使其边缘化的阴影依然浓厚。他的招致人爱，与招致人恨并驾齐驱。

二三十年前，我曾在《读书》杂志介绍过拉斯卡萨斯，又于《丰饶的苦难》一书里以独立篇章再次书写。但是，始终未能让他的文本直接与读者见面。这就是拉斯卡萨斯《西印度史》选译评注本（题为《荒野的喊声》）之由来。我以为，直接的文本呈现（当然不得不经过翻译）是最忠实的介绍。

并未跳出中世纪的拉斯卡萨斯曾寄大期望于说服国王颁布新政，因此在他留下的大量文字中，有许多呈交国王的信札、报告、备忘录、建议，也有一些篇幅不大、但内容密集、涉及重大法理的策论，如《论使万国之人趋向真正宗教之唯一方法》《三十条法律建议》《忏悔手册》《关于王权》《秘鲁珍宝》《论十二条疑问》等。其中，《西印度毁灭述略》是拉斯卡萨斯生前出版和广为散发的一本书，已有汉译本。《述略》对殖民主义行径的猛烈披露以及作者慷慨激昂的言辞，使拉斯卡萨斯在庸碌的世间被定格为一种单薄的斗士形象，也有人质疑是否为其本人所撰写。

《西印度史》与另一部《辩护史概要》是两部巨著，其题材和体裁与拉斯卡萨斯的其他著述很不相同。《荒野的喊声》选译的章节即取自《西印度史》。这两部巨著原本为一部，后作者将其分为两部书，前者形成一部涵盖探险、“征服”、殖民、美洲自然、人文的编年史，其中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后者则是被今人比做文化人类学的、对印第安文明的专门描述，即针对殖民主义的污蔑而为印第安文明进行的辩护。在中世纪众多的“辩护论”、“护教史”中，这一册为“野蛮人”所做的热情洋溢的辩护史，犹如痴人呓语。

假如当年能努力获得《辩护史》的版本，也许我在此介绍的这本书就将是《辩护史概要》选译评注本，它是我想象中更适合介绍给读者的拉斯卡萨斯著述。当然，即便采取了编年史的体例，《西印度史》也处处溢出对印第安人的爱护，对殖民主义者的，并时时引导读者参阅《辩护史》中的详细描述。

去世前，拉斯卡萨斯决定将《西印度史》全部手稿存放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的圣格雷戈里奥修道院内，留下一封作为遗言的信件，希望“自即将来临之1560年起之四十年期限内，无论何时均不得允许院内、更不允许院外任何世俗人士阅读此《历史》，对此我将良心托付于诸君。四十年后，若视时机于印第安人及西班牙有益，方可付梓，以彰显上帝之荣耀，并使真相告白于世间。除极谨慎人士外，不宜将此《历史》给与学院人士广泛阅读，以免它在不适宜的时刻提前问世，遭人利用。”拉斯卡萨斯的良苦用心隐现于字里行间。

不幸的是，由于西班牙体制派的阻挠和在今天被叫做话语权的世俗偏见，《西印度史》迟至三个世纪后才得以出版（据我查阅，其他同时代作者的各种史作，在权势的赞助下，纷纷于截稿后的不久面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拉斯卡萨斯和他的《西印度史》一直受到各种贬抑和封锁，甚至其史学家地位也遭质疑，但这部手稿自1571年即被西班牙皇家西印度事务院违背拉斯卡萨斯的遗愿从修道院取出，辗转易手，最后交给国王费利佩二世（即菲利普二世）的首席史官安东尼奥·德·埃雷拉。这位并不完全赞同拉斯卡萨斯批判观点的宫廷史官却在撰写使其享誉世界的巨作《卡斯蒂利亚人在大洋海各岛屿及大陆地区的活动通史》（17世纪初出版于马德里）中的前三十年“征服”史时，利用并很可能抄袭了拉斯卡萨斯手稿中的宝贵内容。

《西印度史》直到1875-1876年才有了第一个印刷版本，此前有过几种手抄本，拉斯卡萨斯在世时亲自核对了最早的一部手抄本中的前几册。1875年印刷版本在富恩桑塔·德尔·巴列侯爵与何塞·桑乔·拉永先生的资助下出版于马德里，依据的是晚期的手抄本，出于谨慎，编辑时与拉斯卡萨斯本人校对过一部分的最早手抄本进行了比对。根据这第一个《西印度史》印刷版本，后来又陆续有了1877年的墨西哥版，以及1927年的马德里版。直至上个世纪初，马德里国立图书馆获得了《西印度史》的拉斯卡萨斯原始手稿。此后，依据手稿出版的印刷版本先后为1951年墨西哥版，1957年马德里版，以及1986年的委内瑞拉“阿亚库乔文库”版，阿亚库乔文库版系《荒野的喊声》所依据的版本，三卷，417章，1600多页。

1875年印刷版《西印度史》，

在富恩桑塔·德尔·巴列侯爵与何塞·桑乔·拉永资助下出版于马德里

拉斯卡萨斯所提示的价值，是一种近乎本能冲动的良知，它一旦被点燃，势不可挡，死而不惜。由良知激发，他产生了巨大勇气，在祖国如“日不落帝国”的民族国家新生时代，他敢于发出如下谶语：

由良知激发，他的思想超越凡俗，在“收复失地”的十字军全面胜利、宗教裁判所一言九鼎的天主教唯一时代，他冲决欧洲中心，直言文化多元。巴利亚多利德大辩论的会场上，当印第安人行“活人祭”仪式的敏感话题被提出时，拉斯卡萨斯心急如焚，脱口而出：“说墨西哥人每年用５万人作祭祀，这是谎言！他们每年只牺牲20个人，还不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每年烧死的人多！”同时道出的骇人思想还有：祭祀是宗教礼仪，比起以牲畜、瓜果奉献神灵来，活人无疑是最珍贵的牺牲品；活人祭是印第安人虔信程度的证明。也许，被祭祀的活人可以与基督教史上的烈士相比。

五百年前的拉斯卡萨斯呈现了一种人格的激烈，良知的魅力。也许，正是这样一些耀眼的人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标志了风云交替的时代。微笑着走向凤凰涅槃的反战军人，饥饿中以木棍击打无人机的游击战士，是不久前逝去的形象。人们的眼球盯着他们，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推动，而是因为对心灵的撞击。

良知（或曰同情心）的对面是智慧（或曰理智、工具理性）。二者都是人类心智的结构性存在，它们的携手和对弈在历史的前行和倒退中，演绎丰富的活剧，激发复杂的思考。印第安人曾认为机器中暗藏魔鬼，这种念头看似幼稚。西班牙语中，缘自古希腊语的ingenio意为启迪发明创造的“智慧”，它可以引申为“机器”，在美洲，它又可转义为压榨奴隶血汗的“榨糖厂”。看来，印第安人的古怪念头也不可小觑。

当“智慧”的极致终于引诱魔鬼出世，良知蒙尘，世风诡异。需要祛魅：智慧的正道不能离开良知的辅佐和复兴。

上个世纪初，一位秘鲁诗人（冈萨雷斯·普拉达）写过如下一段话：

印第安人的后代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拉斯卡萨斯建立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