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阳 李道兴|中原文化探源之“钧文化”

禹州古钧台，又名夏台，是夏启大宴诸侯的地方，此钧台重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近年又进行过重修。 冯勇 摄

张向阳 李道兴

作者简介

张向阳，硕士，黄河科技学院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语言文化研究；李道兴，律师，目前主要从事乡村文化研究。

摘要

“钧文化”是夏王朝的主流文化，源于今河南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文化地理位置标识，蕴含华夏民族重要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一直在传承发展。“钧文化”的钧地观是中原文化“中原”概念的肇始，钧天观是远古人类宇宙自然认知的重要阶段，“钧”之节律观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伴而生，“钧台之享”是中原王权政治制度的发端，钧天广乐是华夏民族礼乐制的先声，钧瓷是钧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

钧文化; 中原文化; 根脉; 探源

正文

中原文化是中原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中原人文思想和精神凝结而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处于源头和摇篮地位。无论是作为中华文明根源的夏商周三代，还是号称标志东方文明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都根植于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和华夏文化具有通约性的互动关系，其独特文化品格渐渐成了华夏文化普世性的品格［1］。然而，从溯源角度看，中原文化的根脉也具有多源性，其中“钧文化”应该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本文所谓“钧文化”是指夏王朝的主流文化，源于今河南中西部地区，具有明显地理位置标识“夏都”、地标性建筑“钧台”，以及民间广泛流传的“钧天”“钧地”“钧天台”“钧天广乐”“夏启钧台之享”等传说故事，蕴含了华夏民族重要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的文化。它构成夏文化的主体，后世一直在传承发展，独一无二且影响深远，不可复制且形成共识，可观可感且广泛传播。本文以钧文化起源为原点，从“钧”的内涵出发梳理钧文化的形成、流变、发展、遗存的形态体系，以期进一步阐述钧文化对于华夏民族根文化及中原文化本源形成的重要性。

一、“均”与“钧”之辨

要想厘清“钧文化”的概念内涵，还需要从汉字“钧”与“均”的区别与联系说起。汉字“均”的意义出现应早于“钧”，至少在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之前，制陶业产生时已经出现，甚至产生于农耕文明之初；而“钧”字的意义应该产生于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之时，并伴随着青铜礼器的发展而拥有了更加广泛深远的文化意义。

（一）均（

）

《说文解字》：“均，平徧也，从土从匀，匀亦声。”［2］金文写作“

”，从土旁，表明此字的意义与整理、平整土地有关，后来应该又扩大到使用、丈量、分配土地等意义，从中可以管窥到中国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进入制度化农耕时期的变化。“均”最初的意义应该是手持工具平整土地，反映了远古时期农事活动之初最重要的环节，即整理土地使其平整，利于种植；后引申出平均、均分之意。《说文》和《广韵》都注明“居匀切”，读作

。匀，从勹 (像人手形) 从冫(似为工具)。同时，远古先民建造住所，无论是地穴式、半地穴式，还是地上建筑，首先要整理出一块平地，即平徧也，仍然是“均”的意义。尤其是建高台，更需要一层一层的平整台基及其层阶，“均台”之意自然产生。这个字当在青铜时代之前出现，含有平整、均匀之意，随后产生分配意义和均衡意义。

当然，在最初古陶器制作时，以手搓揉泥条使之均匀，泥条均匀叠加终成各种型器，后在陶器制作技术成熟之时，又出现“均轮”用以提高制作水平和质量，标志着陶器制造工艺质的飞跃。同时，随着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对土地分配制度的需要和认识也产生飞跃，“均分”概念应运而生。这种平均的意识和观念可以有效维系部族社会的分配关系。“均分”代表了古人认知的飞跃，如《论语·季氏》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周礼·小司徒》的“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诗经·小雅·北山》的“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均”又引申出“协调”之意，如《诗经·小雅·皇皇者华》的“我马维骃，六辔既均”，后成为音乐术语“均”，生产出相对精准的诸如曾侯乙编钟类的乐器。可见，“均”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发展。

（二）钧（

）

“钧”字应在“均”字之后衍生而出，是青铜冶炼的计量单位，一钧合30斤。《说文解字》：“钧，三十斤也，从金勻声。銞，古文钧从旬，居勻切。”读音与“均”相同。“钧”的金文写作“

”，应该是青铜冶炼时以手加物料的意思。古人把用于平整土地的“均”和用于青铜冶炼的“钧”按偏旁分类，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汉字分类造字法。当然，二者相同之处是都有以手散物之意。“钧”字随之成为古代计算重量的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有“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左传· 定公八年》中有“颜高之弓六钧”，《孟子·梁惠王上》中有“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到春秋中晚期，“钧”又指古代乐器的调律器，引申出调节乐音的标准。《国语·周语下》：“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大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其细也”。古代制陶业的转轮也被称为“钧盘”，应该是随着材质的变化，从均轮变成了钧轮，取围绕中心旋转的圆盘平徧之意，兼具均衡美之义［3］。如《管子·七法》的 “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墨子·非命上》的“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又比喻国家政权，《抱朴子·汉过》：“当涂端右阉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国之钧，废正兴邪，残仁害义。”汉代以后，“运钧”演化为“陶钧”，指用反复引导的方法教化、规范、熏陶的治国策略。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於陶钧之上。”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晏曰:陶，冶; 钧，范也。作器，下所转者名钧。”汉代桓宽《盐铁论·遵道》 有“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汉书·董仲舒传》有“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元郑光祖《伊尹耕莘》楔子“陶钧万物，养育群生”，反映的都是“以钧为范，教化、规范、熏陶”的观念。

同时，“钧”引申出“同样”之意。如《孟子·告子上》：“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钧”还有“相同”之意，《汉书·萧望之传》：“会庭中，与丞相钧礼。”《礼记·投壶》：“奇则曰奇，均则曰左右钧。”《尚书·泰誓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诗经·大雅·行苇》：“敦弓既坚，四鍭既钧。”“钧”与“均”通，有“全、都”之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

“钧”还引申出“权衡”之意。《后汉书·陈蕃传》：“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文选·陶征士诔》：“度量难钧，进退可限。”

“钧”又产生尊称长辈或上级的敬辞，如钧命、钧令、钧鉴、钧启、钧安、钧览。《长生殿》：“请问王爷传集某等，不知有何钧令。”《剪灯馀话·芙蓉屏记》：“惟卖字以度日，非敢谓善书也，不意恶札，上彻钧览。”

总之，“钧”的文化内涵也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并且比“均”的文化意义更丰富。

二、钧地观是中原文化“中原”观念的肇始

中原又称中土、中州、华夏，本意指“天下至中之原野”，《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中原被视为天下中心、华夏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民族摇篮。中原一般是指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狭义指今天的河南省。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建都历史最长的地区，并且一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地位，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

中原地区从夏王朝以来即居于华夏民族中央的地理位置，尽管学界对于究竟是谁铸九鼎还有争议，但不管是禹铸九鼎画定九州，还是夏启铸九鼎定九州，豫州居九州之中的认知都是毋庸置疑的。《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此外，其他历史典籍也有关于九鼎的记载。《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后汉书·明帝纪》：“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禹铸九鼎传说在文献上的定型虽然很晚，但并不代表这一传说的起源也很晚。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夏代初期完全可以制造青铜鼎，夏禹铸造青铜鼎应当是可能的。因此，禹铸九鼎传说的来源应当是非常悠久的，它是夏族进入铜器时代的一个反映［4］。

“九州”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尚书·禹贡》，是华夏先民自古以来的民族地域概念。《尚书·禹贡》注明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其中豫州居于九州之中的位置。夏启钧台之享在豫州之“中”，必定用鼎祭天飨诸部落。钧台成为钧地观念的直接表达，钧台是钧文化的征象地标，钧天是钧文化的征象方位。可见，钧地观应该是中原文化“中原”观念的肇始。

河南位于中原地区核心部位，今河南话的常用词“中”，表示肯定的意义。自古以来，国人都把中原作为天地之中来看待，统于“中”的地理观念与“钧”对应，说明钧与中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构成中原文化的不同解读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天和钧天是一致的。就其本质而言，中原文化也可以理解为“钧原文化”。钧天在上，君子当有钧天之享。与之对应的则是钧地，钧地突起可以接近钧天，达成天人感应。钧地突起名为钧台，从政治文化上讲乃是钧天之台、中国之中心——中央所在之地。从地域文化上讲，钧台乃是钧天之地，堪舆之合，中国之中心、中州之中心。然而，钧天的传说淹没在黄帝始祖文化里，长期以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重视，没有从根文化起源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者因商王朝和秦帝国特殊的文化政策，削弱了钧文化的影响力；或者因夏王朝的历史文化还缺乏有力的考古和文字证据，钧文化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钧天观是中原文化宇宙自然认知的重要阶段

华夏先民对宇宙、天体星系形成的探索和认知，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记忆，其中钧天观是重要内容之一。

钧天说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两河之间为冀州，河、济之间为兖州，东方为青州，泗上为徐州，东南为扬州，南方为荆州，西方为雍州，北方为幽州。”《淮南子》中关于九天的记载与《吕氏春秋》基本相同：“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方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方曰阳天。”豫州是地之九州的中央，钧天是宇宙天体之中央。这是古人对宇宙空间的基本认识，与天体钧天居中相对应的是地之中的中钧观念，即中土、中原，“中国”的观念也应运而生。庄子亦有“天钧”说，言天造成万物，和陶在转轮一样。《庄子·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天地》篇：“天地虽大，其化均也。”这是说物种相禅变，通过“不同形”的方式，从开始到结束好像环的轮转一样，也叫作“天钧”，有均平的意思，随轮流转，轮之半径，都是相等的［5］。中原先民对自然宇宙的观察思考，产生了特有的天地自然认知，中原文化和黄河文明的文化内涵都在于河洛文化的本体赋能，赋予黄河中下游地区承载天之中钧、地之中原的象征意义。长期以来，中原自然而然作为天地之中来对待，“中”从最初的华夏民族居住方位成为后来政治和文化的核心，钧天观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对宇宙自然的早期重要认知。

四、“钧”之节律观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伴而生

“中”的观念意识体现在律里面，“钧”就有了音律的含义。《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玄注：“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者，黄钟阳声之首，大吕为之合。”“中”与“钧”代表着地理方位标识以及华夏文明的“和”“合”之道，“四方”要“和”于“中”，折射出空间和文化上等距离的“公平”“公允”“公正”，奠定以“中钧”达“中和”的政治、文化观念。《说文解字》释“和”字为调和。十二律吕不仅成为音乐律的表现形式，远古时期还依此声音来判定节气农时，指导生产。所以黄钟大吕本质上是变四时定节气命历法的方法，与月份对应，每月对应一律，同时与时令对应。二十四节气中，每月前十五日为节，后十五日为气，而时律对应的两个节气都是以气开始，熟悉时律可以把握农耕。黄钟律是冬天的声音，太簇是春天的节奏，蕤宾是夏天音乐，夷则是萧瑟秋风的肃杀之音。时律进一步引申出政论：不正则世道变乱，时律正则政通人和。正与不正以合律为准，回应道所遵循体现的自然规律。

中原地区四季分明，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对农耕生产具有决定性影响。古人根据太阳高度角变化、气温升降及降水分布等自然现象，总结出了完整的农事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活动。这种顺应自然节律的耕作方式，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原地区气候多变，旱涝、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面对挑战，中原人民自古以来利用长期积累的自然节律知识，总结出了有效的灾害预防和应对措施。如：通过观察天象变化预测天气趋势，提前储备粮食和兴修水利以应对自然灾害。

五、钧台之享是中原王权“家天下”政治制度的发端

刘熙《释名》：“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帝王所都曰中”源自“王者居中”的意识，确切地说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6］。地中或中土成为群雄逐鹿、八方向往的中心，这里是王基所在、国祚之源、正统之象。天下之中的空间定义与有夏之居的历史认知紧密相连。“钧文化”产生的直接标志性事件有：大禹治水有功获封于夏地，都阳城，始称夏禹国；大禹之子启建启筮亭，亦称夏台、钧台，建立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7］。“钧文化”的地标性建筑为钧台，“钧台之享”宣示家天下的王权正统之始。《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竹书纪年》：“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水经注》：“时人谓之嵎水，东径三封山东，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曰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钧台是夏启大飨诸侯登基之地，其政治内涵是钧天观，即强化中央集权，形成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钧台之享标志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立和家天下王权正统的开始。钧台之享堪称第一国宴、第一祭天仪式，昭示王权神授，也是强化权威王权、凝聚诸侯部族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活动。后世王朝建高台，宣示王权和祭天敬神的惯例也传承下来，商有鹿台，春秋有三归台，战国有丛台和黄金台，汉魏有铜雀台，既是王权的象征，又是地位的宣示。钧通“均”，和“军”“君”同音，在尊敬、权威方面具有意义的相通性。“钧”以其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成为华夏民族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钧”在权柄意义上同“君”，都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尊贵和权力。“钧”在统领意义上同“军”，都拥有遵从秩序、服从命令的意义。

禹画九州对固定地域实施统治，贡赋制度出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监狱出现。武力征服导致战争频繁、天命产生。考古所见社会分层与分化的材料，血缘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取代，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体现王权的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滥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成熟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凡此种种，均表明以“钧”为内核的中原文化以及与之关联的王权政治制度日益走向成熟。

六、钧天广乐是华夏民族礼乐制的先声

钧天广乐，传说源自庄周的《庄子·在宥》，相传黄帝赴崆峒山拜访广成子，驻跸钧天台奏钧天广乐［8］。黄帝奏钧天广乐也许是表达对贤人的敬重之意，也许是宣示王权的威仪、对钧天的敬仰，乐与礼结合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钧天”是古代神话传说的天之中央；“广乐”，指来自钧天的音乐、仙乐，后形容优美、雄壮的乐曲，亦省作“钧天乐”“钧乐”。《列子·周穆王》有言：“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史记·赵世家》也载：“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汉代张衡的《西京赋》说：“昔者大帝说秦缪公而觐之，飨以钧天广乐。”原始社会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称为“乐”。奴隶社会“乐”与图腾祭典、巫祝仪礼结合。比如尧舜时期的《大章》《大韶》，夏禹时期的《大夏》等。到周、秦时期产生了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和典礼仪式，成为封建社会初期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乐”用于确定和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礼乐制成熟。可见，钧天广乐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礼乐制的先声。2008年“钧天广乐”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钧”字也用于乐论。如《列子·汤问》有“柱指钧弦”之说，隋代顾彪《尚书疏》的“堂上之乐，皆受笙均。堂下之乐，皆受磬均”，都是“调音”之意。《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在中国古代音律文化当中，根据音阶、音色的高低转合，共分为十二律吕，即六律和六吕，其中律属阳，吕属阴。十二律吕的名称如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以上12个名称中，奇数位置为律，偶数位置为吕。均衡的“中钧”观念以律、吕的形式贯穿在乐律之中，并且彰显出特殊的政治文化内涵，成为周公制礼和孔子礼乐之论的文化源头。

七、钧瓷是钧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

钧瓷产自中原地区的古钧州，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瑰宝，因其独特的釉色、造型和工艺，被誉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是我国古代陶瓷艺术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是在古代陶瓷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与创新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产品。其釉色变化丰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制作工艺也极为复杂，成为钧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既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蕴含了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据考古发现，钧瓷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宋代钧窑以其独特的窑变艺术，开创了陶瓷釉色变化的新纪元。钧瓷的釉色丰富多彩，以红、紫、蓝、白等色为主，釉面纹理自然流畅，如同天然画卷。目前，钧瓷除了是民间重要的艺术品和收藏品之外，也经常作为国礼用于外交场合。

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在陶瓷的制作生产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阐释了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规律。土是陶瓷的基本材料，木是陶瓷烧制的燃料，水是陶瓷定型的原料，金是陶瓷釉料的重要元素，火是陶瓷烧制的必需元素。钧瓷的制作原料主要包括黏土、釉料等，这些原料与五行理论中的土和金元素紧密相关。土，乃万物之本，承载着生命的孕育与滋养。在钧瓷制作过程中，黏土作为基本的塑形材料，经过淘洗、锤炼、成型等工序，最终转化为精美的瓷器。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土、金元素的凝聚与转化能力，也反映了中原人民顺应自然、融情于物的造物理念。钧瓷的制作工艺复杂精细，涵盖了拉坯、修坯、上釉、烧制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五行理论的智慧。例如，在烧制过程中，火元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精确的温控与窑变技艺，能够促使釉料在高温下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形成独特的窑变效果。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火元素运用能力的极致展现，也是阴阳交泰、五行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钧瓷的色彩变幻莫测，紫、红、蓝、白、青等色系交相辉映，形成了丰富的视觉效果。这些色彩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蕴含着五行理论和钧文化的深刻寓意：紫，乃高贵之色，与金元素相呼应；红，如烈焰般炽热，与火元素相关联；蓝，则如同深邃的海洋，寓含水之深邃；白，纯洁无瑕，象征着土之厚重；青，生机勃勃，暗示着木之茂盛。这些色彩不仅展示了钧瓷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寄托了中原人民对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敬畏与热爱。钧瓷文化与阴阳五行理论的相互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材质、工艺与色彩上，更在精神层面上展现出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内涵：钧瓷的制作过程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创造活动，人们通过对五行元素的运用与调控，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模拟与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更体现在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上。基于中华几千年文化传统与华夏古代哲学的影响，一直都追求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与自然美的审美观，国人也一直保持着自然融入的感情与纯净、温柔、清静、和谐的思想与情怀［9］。钧瓷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传递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可见，钧瓷文化与古代阴阳五行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人们对钧瓷艺术的尊崇，也是“钧文化”自身的传承创新所在，钧瓷的材质、工艺、色彩等方面都蕴含着五行理论的智慧与哲思。通过深入研究钧瓷文化与五行理论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深刻地展示钧文化的传承创新魅力，为推动文化自信与传承贡献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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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蔡锐，邢鹏.高温下的幻化［J］.中国陶瓷，2015（11）:111-114.

原载于《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