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梦：能否遏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一直在考虑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挑战。从那时起，中国被视为美国在商业和地缘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也认同这一观点。无论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还是在当前政府竞选之前以及新任期开始的最初几天，他都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推动美国产业的回归，二是限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美国对全球的贸易赤字，更深层次的目标在于恢复美国经济的制造业基础。因为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去工业化，而这一过程恰好与中国工业化的步伐相吻合，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居于首位。

确实如此。人们常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几乎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说法背后所蕴含的惊人事实。实际上，中国不仅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而且在生产总量和附加值方面，已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霸主。

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统计数据（OECD TiVA数据库，2023年更新）中得出结论。数据显示，中国独自贡献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出。而美国仅占全球制造业总产量的十分之一略多，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产量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如果将中国与二战后崛起的制造业强国——以汽车生产著称的德国和日本“奇迹”——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德国的产量仅为中国的九分之一，日本则为六分之一。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2001年提出的“金砖”概念。那么，G7中的其他国家处于什么位置呢？其中两个国家——加拿大和英国——在统计数据中甚至未被单独列出，因为它们的产量低于全球总量的2%。相比之下，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金砖国家（Brics+），其制造业总产值已远远超过G7的总数。这一鲜明的后现代对比被忽视已久，凸显出调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必要性。

可以说，美国花了大半个世纪才赶上并超过英国，尤其是在一战之后；而中国仅用了四分之一世纪就追上了美国。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更关键的是要探究导致这一局面的过程。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例的下降趋势，与中国崛起的曲线在时间上高度吻合。两者的转折点完全一致，并且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以及美国随之而来的单极霸权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

这种相反趋势的精确性令人惊讶。自1990年起，中国制造业产量开始大幅攀升。事实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增长就已初露端倪，但1990年成为其曲线的一个显著正向拐点，这一势头一直持续至今。而在美国，恰恰相反的进程也在同一年启动。人们可能会推测，美国在这一时刻获得的地缘政治优势与其同时开始的工业衰退之间存在矛盾。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在取得地缘政治霸权巅峰的时刻，却同时标志着其制造业的衰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情况恰恰相反，英国的工业崛起与其帝国霸权的巩固相辅相成。而这一次，起作用的是其他因素，尤其是金融因素。因此，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与工业衰退之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

在这里，一个新的金融因素开始发挥作用：生产性资本以直接外国投资的形式在全球流动，并且在这一节点上明显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以追求更高的效率。“效率”这一术语涵盖了所有降低生产成本的国内要素，其中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资本流动表现为产业外迁，导致整个制造业区域荒废。这些地区曾经不仅是当地居民的经济支柱，也是社会文化、工人组织以及进步政治趋势的基础。因此，资本外流引发的危机具有多维性。

这一现象在生产成本相似的国家中同样发生。因此，G7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制造业总和均呈现出相似的下降曲线，与中国的上升形成鲜明对比。1998年，这些发达国家占全球制造业的65%，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仅35%。与此同时，中国不仅赶上，还超过了这些国家的总和。

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各国之间也呈现出相似性。在这些国家中，社会政治矛盾、地区差异和经济问题都以类似的方式加剧。人们可能会联想到英国脱欧、美国唐纳德·特朗普首次胜选，以及整个欧洲普遍面临的民主代表性困境的时间重合。哥斯达黎加也不例外，无法置身事外。

特朗普新政府的各项关税政策都旨在推动再工业化进程。同样，削弱美元以提升美国生产竞争力的措施，以及吸引外国投资进入本地经济的激励政策，也都服务于这一目标。其终极目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过去50年长期形成的产业解体局面。然而，这一举措也意味着削弱其商业伙伴的利益。因此，从政治和行政层面试图对抗的，是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经济过程。全球化曾是这一过程最显著的产物，而如今的贸易保护主义却威胁着开放市场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价值链网络的破裂。这些价值链在产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涉及多个国家之间的多重输入和输出。

在试图逆转这一生产历史的几乎不可能的道路上，我们将遭遇多大的破坏，又会带来何种全方位的冲击？曾经有人提出，这一切仅仅是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如何追赶中国。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过程中将会引发内外部的反对、抵制，以及对所谓“软实力”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在18世纪初，意大利思想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nbattista Vico），这位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学者，留下了一个方法论遗产，其价值历久弥新。他的概念名为“目的异化”（heterogenesis of ends），尽管名称听起来晦涩难懂，但在个人生活和集体活动中却是司空见惯的经验。简单来说，这一概念指的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结果（genesis），源于多种不同的因素（hetero）。维科提醒我们，从一项行动的初衷出发看待这一动态时，不要惊讶于最终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行动，除了预期的效果外，还会产生额外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往往与其初衷相矛盾。

“目的异化”这一概念非常适用于解释这样的现象：那些为了增强生产而迁往中国的产业，最终却削弱了其母国。然而，在开放市场中，企业几乎无法抗拒供需法则的驱动，因为中国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使其成为不可抗拒的选择，无论这会带来怎样的地缘政治后果。归根结底，市场的智慧并非如想象中那样高明。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早已警告过工业解体带来的弊端。斯蒂格利茨将其称为“全球化的不满”。然而，对利润的渴望却是无止境的。

在地缘政治领域，也早有人警告，中国的工业化将增强其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而导致美国的相对衰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5年以古希腊历史为喻，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一个霸权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反应可能诱发战争的趋势。基于这一类比，人们早已开始讨论中美之间一场“提前宣告的战争”，类似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冲突。

以现实政治之名，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军事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资本不受限制地追逐利润，其政治代价虽已为人所知，却被忽视。

或许俗语“通往地狱之路由善意铺就”正暗指“目的异化”，又或许马克思的名言——“最后一个资本家会卖掉用来绞死倒数第二个资本家的绳子”——也在此有所体现。确实，理解这一点既艰难又简单：利润并非一切。

基于对这一历程的理解，特朗普政府认为，或许只需简单地回溯历史，重走过去的路，就能回到问题开始的原点。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逆向经济工程同样会带来与预期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要见证这场追赶中国的幻想将把我们带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