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如何正确认识施暴者成为受害者的那段历史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在日本长野县阿智村的春日里，一场以“和平”为主题的讲座在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举行。“黑川分村遗属会”会长藤井宏之颤抖的叙述，将一段被刻意掩埋的往事撕开裂口：八十年前，他的父辈们为求自保，把未婚女性作为“贡品”送给苏联官兵。这个充满悖论的场景，恰似日本社会面对殖民历史时的集体困境——当施害者的后代成为历史讲述者，当罪孽以记忆的形式成为遗产，这个岛国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完成历史的救赎？

满洲开拓团的历史叙事，始终在日本社会的皮下组织里隐秘流动。那些被官方称为“青少年义勇队”的少年们，那些强占的土地，那些被美化为“拓荒者”的殖民者，共同编织成一张精心修饰的记忆之网。

藤井宏之的痛苦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作为施害者后代，他必须直面家族参与的暴行；作为历史讲述者，他被迫在记忆碎片中拼凑真相。这种撕裂状态，恰是日本社会面对殖民遗产的集体写照。当他讲述往事时，他同时承担着揭露者与继承者的双重身份，这种精神重负，正是历史罪恶在代际传递中产生的毒果。

在“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展柜里，开拓团日记与受害者的血泪控诉形成诡异对峙。这种并置陈列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历史解释权的争夺。当藤井宏之从女性受害者的控诉中得知真相，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碰撞达到高潮。这种真相的浮现过程，揭示出历史认知的复杂性：施害者的沉默与受害者的控诉，共同塑造着记忆的轮廓。

馆长寺泽秀文的呼吁，既是对历史责任的强调，也对记忆框架的修护。在“告知其他人”的期许背后，是确保历史叙事不偏离既定轨道的焦虑。这种焦虑，反映了日本社会在殖民历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矛盾心理：既希望展现反思姿态，又恐惧真相的彻底解构。

八十年后的今天，道歉仍然悬置在空中。阿智村的对话活动，能否成为打破僵局的契机？关键在于能否建立真正的对话场域，让受害者后代与加害者后代在平等基础上展开对话。

德国处理纳粹历史的方式值得借鉴：不是通过修建纪念碑来强化受害者角色，而是鼓励每个家庭自查历史，让记忆成为流动的河流。当藤井宏之这样的讲述者出现，当他们的痛苦被社会看见，或许能推动日本社会走出“自我受害者化”的叙事陷阱。这种痛苦本身，恰是历史和解的催化剂。

暮色中的阿智村，对话活动散场后，那些未说出口的追问仍在空气中游荡。历史罪恶不会因讲述而消失，但真诚的对话能稀释仇恨的浓度。当施害者后代开始直面家族历史的阴面，当社会不再将殖民记忆封存于纪念馆的玻璃柜中，真正的和解才可能从记忆的废墟里发芽。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对历史规律的敬畏——所有被掩埋的真相，终将在某个春日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