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地图 —— 叶周访谈录

你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称为“一幅伸展着的文学地图”，这是极为形象的概括。谈谈应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吧，为什么把你的创作历程称为“一幅伸展着的文学地图”。

叶周（以下简称“叶”）：“一幅伸展着的文学地图”这个提法，是我在国内的一次新移民文学会上发言的题目。地图，描画着人类活动的轨迹，随着人类活动的迁徙，地图也在无限地扩展中。人类的迁徙不断地在处女地上开发、构筑着新的空间，而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在精神领域里不断地创造着文学想象的独特空间。作家创造的空间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在作家的心理上构筑的。迁徙创造了空间，空间延展了地图，而这些空间的产生，便在文学地图上形成了一幅生动的文学视觉景观。对于这些独特空间和地图的研究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有趣的方法。文学地图不仅描绘地理位置，还通过对作家和作品中的故事、人物的介绍呈现一个生动的文学世界。

对照我自己的创作生涯，始于上海，然后一直延续至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在旧金山留学的生活见闻。第二部长篇小说又回到上海，写我的成长。近年来我的小说涉及了欧洲的布达佩斯与美国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后来又涉及香港、重庆、东京等地。有一天我把这些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它们忽然有了特别不同的意义，有了一幅具备立体感的生动画面。也许先前是无意识的，等到这幅画面在我面前呈现出来，便成为有意识的行为。我还在写作，还在行走，也就要让我的这幅文学地图继续伸展下去。也就是说，我书写的地域还应该更为宽广。

江：你说“我把这些人物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地图上标出来，便形成了一张有趣的地图。这就是我的文学地图，而这份私人地图只有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图景中才更具意义”，为什么强调“只有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宏观图景中才更具意义”？

叶：我的小说创作开始于留美学成之后，我是在海外开始小说创作的，并且海外生活在小说创作初期已经成为我写作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便长篇小说《丁香公寓》写的是我在上海成长的经历，但是故事开始的坐标也是在海外，从海外的视角回看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这个角度和站在上海的角度写那段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即便我近期写了一系列非虚构的关于父辈生活的文本，视角也是从一个远行者归来的角色出发，这种写作视角和方法都是立足海外。所以从作品的内容和视角出发，我的作品属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这是确定无疑的。

而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们所经历的迁徙，特别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出文学作品中环境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体现出作家所携带的文化观念与所在地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时常也会激荡出一种特异的火花，在文学上就会展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作家的作品也会具备这种文化相互映射后展现的独特视野。因为我的创作中的地域是无限伸展的，从上海出发，抵达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然后是东京、布达佩斯等地。随着行走足迹的延伸，作品所体现的文学地图也就会无限伸展。

江：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你读中文系是受到你父亲影响吗？你受到你父亲哪些方面的熏陶，他对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叶：父亲与我在文学上的唯一联系就是他主编的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那本书是我在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教材。父亲离开时我才8岁。在成长的年代里，我亲眼所见文坛前辈们经受着不同的磨难。但苦难为什么没有阻止我爱上文学，却依然步上了笔耕的道路？有一次回国期间，走过巴金先生故居，故居已经对外开放。父亲获得平反后，我曾经随母亲拜访过巴金先生，在二楼的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和巴金先生交谈过。旧地重游，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当我从二楼走回一楼一间狭小的太阳房中——巴金先生曾在屋中的一张小书桌上创作了传世之作《随想录》，我忽然明白，正是前辈们遭遇磨难时，在沉默中展示的默默承受和人格尊严，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社会氛围中阿谀奉承和攻讦陷害弥漫时，他们的沉默和自尊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投上了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光亮——为人有尊严，为文才有品位。这束光在我心中点燃的火苗至今燃烧着，我的文学梦想也从此开始。

我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工作后，一直在电影界从事编辑工作，身临思想解放运动和电影、文学的各种创新潮流，并为其鼓而呼。特别是经历了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对文坛的巨大影响，又与勇于进行学术创新的前辈作家们保持着沟通，这些耳濡目染形成了我的文艺观。同时我又和父亲的作家朋友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们中的有些人批改过一些我幼稚的稿子。文学杂志的编辑也给我的投稿提过意见。尽管自己青年时的写作是坎坷的，但后来进入电影行业做了编辑记者，我却展现了自己评论方面的一些敏感度，于是就从电影电视的理论评论界崭露头角。出了国，生活稍安定后，生活有了积淀，我重新开始写作。当时我写了一系列与文坛前辈们交往的散文，也有回忆父亲往事的文章，都在《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上发表了。这些散文的写作我坚持了两三年，《大公园》这块园地成就了我，使得我的创作源源不断，散文写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从上海起步的中美双城记

江：从上海到移居美国，回忆你的文学创作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色？

叶：从上海来到美国留学后，我始终走的是一条电视媒体从业者的路。在旧金山获得了电视传媒硕士学位后，从电视摄像、剪辑、导播到制作人，我几乎可以说在电视台的每一个专业岗位上工作过。在我完成了繁重的学业，从业以后，余暇时重新拿起笔来，我的文学创作才真正开始。

到目前为止我出版了四本散文集。它们依次是《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地老天荒》《城市历史中的爱情》《伸展的文学地图》。《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地老天荒》也许是我在知天命之年对于往事和故人的深情回望，是我记忆深处情感的厚积薄发。在这两本散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是我对父亲叶以群及自己出国前在电影界工作时与文坛、影坛前辈交流的难忘记忆。巴金、周扬、夏衍……这些中国文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十分荣幸的是在他们还曾叱咤风云时，我曾与他们有过最直接的接触。荒煤、于伶、柯灵、冯亦代、艾明之……我在他们的书房中与他们促膝谈心，听他们的谆谆教诲。他们的言教身传从不同方面深深影响了我年轻时人格的成长。与前辈们最直接的思想交流，滋养了我的学养和灵魂，他们的跌宕人生带给我深刻的启迪。

我开始小说创作后首先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爱情》在2001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丁香公寓》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美国爱情》聚焦海外学子的情感生活，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刚刚到了陌生的国度，个人情感遭遇到的冲击。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价值观的改变而产生裂痕，即便是夫妻也会分崩离析。《丁香公寓》是对于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生活的回望。故事发生在上海，写的是我自己和一群小伙伴们成长的故事，也是我对那个灾难年代和变革时代所带给我的成长中的痛苦与快乐的抒写。

写完了长篇小说后许多年，我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在我国《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的八部中篇小说，主要写的是海外生活。这时我开始把创作的目光转移到现实的土壤上。也许是因为职业的习惯，我是一个电视新闻人，时常会把日常所见和在新闻中涉猎的内容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这一系列创作开启了我小说创作的新局面。

除了对现实题材的关注，我还开始了一个关于父辈的非虚构系列的写作。伴随着非虚构系列的写作，我走了许多地方，读了不少前辈作家们的著作，其中有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丁玲、沙汀和徐迟等的传记和回忆录，从史海中寻找父亲文学生涯的蛛丝马迹。由于父亲去世时我只有8岁，所以我对父亲的历史的了解几乎是一张白纸。在前辈的著作中我才了解到：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与丁玲、田汉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才21岁。后来担任过“左联”组织部部长；丁玲和胡风当时在上海的第一次见面就是父亲介绍的；茅盾的著作《子夜》出版时新书发布会是父亲主持的；在抗战时期由周恩来安排，父亲始终在茅盾身边担任他的助手，协助主编了抗战时期影响深远的刊物《文艺阵地》；还有他在重庆曾与作家徐迟相互扶持，一同组织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的追思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许多史料在我面前构筑起一幅父亲生平的生动画面。我陆续在《花城》《收获》《上海文学》《香港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非虚构作品：《以笔为剑的如歌岁月》《雾都重庆的峥嵘岁月》《一代人的鲁迅梦》《张爱玲在上海的惊艳与渐隐》《走在港九的街道上》《世纪波澜中的上海文化记忆》等。在这些文字中我将父亲与他同时代的前辈们从“左联”时期，到抗战前后以及新中国成立前所从事的进步文化事业勾勒出来，其中有许多淹没在岁月海洋中的珍贵史料和细节被我重新书写。并且我颇为注重的不仅仅是用这些文字去记录父亲的生平，而且更注重他与他的同时代人的交流互动。在这些文字的写作中我了解了一个在文坛各个时期十分活跃的父亲形象，也让我看见了栩栩如生的他和前辈作家们携手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奋斗的精彩历史。

可是在写作非虚构文本的同时，我又感觉到深深的不满足。因为非虚构文本写作必须严格要求史料的真实和准确，因此必然在叙述过程中留下许多历史的空白，局限了我对人物的生动想象。这也就造成了写作的跳跃和遗憾。因为觉得不过瘾，有些想说的话没有说完，所以就通过写小说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小说中可以展开更多的想象，最起码我可以虚构。我所致力表现的是我想象中的父辈生活。于是我又开始了一个父辈系列中篇小说的写作。这是我在非虚构写作基础上的升华。我先后写作了《忆想神田川》《父亲年轻时》《渝都往事》《有一种相遇》等中篇小说。这个系列的写作仍在继续，我正力求找到全新的视角去展现一幅我想象中的历史图景。

江：如果把上海视为你文学地图的起点，那么你的第一部长篇《美国爱情》可以看作是上海与旧金山的双城记。该作品还入选南开大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华人的美国梦》，可见影响之广泛。《美国爱情》原是为电视剧而写作的剧本，后来写成了长篇出版，请你谈谈创作这部长篇的初衷与过程。

叶：在美国获得电视制作硕士学位后，我计划创作一部反映海外学子情感生活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爱情》最初的源头。后来电视剧的创作进展不顺利，我为了不浪费所花的心血，就把原来的构想写成了长篇小说。故事叙述的是美国留学生的感情生活变异。聚焦留学生陶歌三段充满了戏剧性的感情生活。我在后记中写道：“到美国那些年，看惯了一个现实：生存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们的感情生活。爱情是脆弱的，也没有可塑性。爱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温度乃至湿度都对爱情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制约。环境的悬殊变化，脆弱的爱情受不了!爱情变质，夫妻反目的事，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不论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还是在中国的中国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爱情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纯真。爱情本应该以情和性相辅相成：有真情相依恋，有两性相吸引，才是真正的性情投合。现代社会中，爱情的内容和含义已经被偷梁换柱，真情被‘更新’，纯粹物恋的婚姻可以连性的吸引都放弃；纯粹原始的结合则完全堕落成一种互相玩弄的低级游戏。”该作品入选南开大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华人的美国梦》。我曾经问过该书的主编为什么会选我的这部长篇，她的回答是：因为内容中不仅写了旅美华人的生活，而且涉及美国社会的法律和教育等相关问题。从书中可以感受到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真实生活困境和状态。

江：你的第二部长篇《丁香公寓》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当年大上海一座文化历史名楼中的故事，而从这座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公寓走出去的人们，以后又相遇在美国，这部作品与《美国爱情》有何不同？《丁香公寓》有何象征与意义？

叶：2014年我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丁香公寓》（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部长篇中我写的是中国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生活的缩影。唐小璇和袁京菁，一对孪生姐妹，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于父母离异后天南海北，互不相识。等到成年后，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她们相会在电影厂的摄影棚里。《丁香公寓》里的故事从“文革”前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跨度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既是我自己的成长史，也是共和国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起走过来，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我们成长中所流的汗水和泪水中融合着成长的悲欢和付出。即便我已身居异国三十多年，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在那里发生的故事总是那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父母和许多熟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和足迹，看见我逝去的青春年华。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我的视角始于美国旧金山，又止于美国旧金山。这个故事的叙述角度是一个旅居者，一个远行者的回顾，表现的是一个远行者心灵上的归来。同样的生活，如果我是出国之前写可能会很不一样。

这两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和事，是人生经历中沉淀下来的岁月风尘成就了我的小说。创作完成后我又时常思考，如果仅仅只限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的写作，我的创作能够走多长走多远。当然真正的创作并不能理念先行，可是有一种清醒的创作意识的推动，可以使作者走出自己所谓的舒适圈，并有助于获得启发。也许正是这些思考引发了我创作思路上的拓展。而这两部长篇写的都是积累了很久的生活素材，至今回看仿佛是自己人生某些阶段的总结。丁香公寓是一个缩影，既是上海社会的缩影，也是我对于中国生活的典型记忆。

江：你的小说离不开你的家乡上海，小说中常常在上海与移居城市之间展开“双城记”架构，上海印象在你心中占有重要位置，谈谈你文学写作中的“上海情结”。

叶：上海和旧金山这两个城市我都非常喜欢，也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城市。上海是我成长和开始工作的地方，旧金山是我成年后继续求学、继续发展自己职业生涯的城市。每次回上海，我总喜欢选一些老家附近的老酒店下榻，我选择住在那里，因为蔡元培、巴金以及上海文化界的许多名人也曾经居住在附近。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我出生之前已经离世，我是从书本上认识他们的。有些名人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家里，与他们促膝交谈。更多的时候是在街上与他们邂逅，不论是明星还是著名作家，我看见他们形如普通人那样散步、坐公车、手提购物袋的真实面貌。那也是我记忆中永远鲜活的故乡记忆。

我家原先住的枕流公寓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是李鸿章的三儿子李经迈的产业。1930年，李经迈在花园住宅原址上建造了这幢委托哈沙德洋行设计的高层公寓。如今枕流公寓门前挂着“文化名人楼”的牌子。这幢楼不仅是城市的重点保护建筑，而且是上海丰厚文化的一个标志，牌子上把近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在这幢楼里住过的文化历史名人一一写下来：电影明星周璇、孙道临；越剧大师傅全香、王文娟；话剧皇帝乔奇；还有文学理论家叶以群、著名新闻人徐铸成、桥梁大师李国豪等。我离开上海时已经31岁，在电影界工作了6年，撰写了数万字的影视评论文章和许多电影导演的访问记。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文艺观的确立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虽然离开了那里，可是我对上海的生活始终是关注的，并且十分熟悉。除了我的长篇小说《丁香公寓》与自己成长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我写过的许多散文记录的也都是年轻时与文坛前辈们的交往，那些年很稀松平常的事，现在回忆起来都显得弥足珍贵。这些前辈的言传身教都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创作。

行走中的文学地图

江：你新近发表的中篇系列，视野更加广阔，可以说是行走中的文学地图，请你以中篇《布达佩斯奇遇》的创作缘起为例，谈谈是什么事触发你产生这篇小说的构思？其中有何种奇思妙想？

叶：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布达佩斯奇遇》讲述了2016年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旅游地遭遇的一个故事。就在我准备搭火车离开布达佩斯前往奥地利的那个早上，我在布达佩斯火车站遭遇了从中东涌入欧洲的难民潮。布达佩斯是进入欧洲各国的第一个关卡，在火车站受阻，不能继续前往柏林的难民滞留在火车站，阻碍了火车的正常驶发。当我看见纷乱的人群中一个神态安详的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精彩的故事便在我心中种下了种子。几天下来与难民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每天在酒店电视新闻中看见的一波接一波来自边境的报道更为具体化了。电视屏幕中的难民与边防警察的冲突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一个个形象都会与我交谈过的难民直接发生对接，我对他们逃难的路径和离开故国前的生活与经历从新闻报道和相关资料中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况且，布达佩斯是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城市，河西岸的布达，河东岸的佩斯，两个城市组成了布达佩斯。尤其是在二战时期，当苏军和德军最后决战时，多瑙河上的所有桥梁全部被德军炸毁，为的是阻止苏军跨越多瑙河，攻占德军占领的布达。走在这座历史古城，我的脑海中的历史与现实，新闻所见和亲身经历，更有兴味的是以前读过的一些欧洲文学作品一起从记忆深处涌了出来。伏尔泰的《憨第德》中的老实人憨第德被逐出皇宫后，一路上经历了多少苦难。可是他的老师还是一直对他灌输说：世界上的事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可是在我的小说中，女记者与女儿在对话中却达成了共识：所谓的一切存在的都是最合理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事都不合理。不论是布达佩斯这座城市所展示给你的历史记忆，还是女记者亲眼看见的此情此景。

在这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我力求克服自我经历的局限，形成的文本其实是一个以往阅读积累和现实生活经历，加上新闻人的职业训练相加所得。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细节支撑着整部作品：在布达佩斯火车站与难民的邂逅，我看见那一个神态安详的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最后母亲坚持把七岁的儿子交给陌生人，让他们长途步行带他到柏林去。这既是一种可能导致母子永不相见的人生赌博，也是在21世纪人类历史遇到的最大挑战面前，一个母亲所能做的最好选择。这篇作品发表后已是我去布达佩斯的两年后，可是依然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作品经《北京文学》在好小说栏目推出后，《小说月报》《长江文艺》都先后转载。

江：你偏爱从哪种角度写新移民题材的作品？你的小说如何深度表现华人在海外的生活现实？请结合《遗落在纽约》《肤色》等作品，谈谈你对“深度”的理解。

叶：这些年我写了多篇表现华人在美国生活的中篇小说。因为我的电视人身份，前几年有一些作品比较强调社会问题的层面，对于社会新闻热点比较关注，譬如：《谋杀者的逻辑》《线人》。那么近期我更侧重于一些人性人情中能引起我感动的故事。譬如：《遗落在纽约》《相约上海》《有一种告别》等。我勉励自己不要为想法而写作，而要为感动写作，不断挖掘生活中引起我内心感动的人生故事。

《遗落在纽约》讲的是昔日的留学生商雨量寻找好友辛芝蕊的故事。他前往纽约参观“9·11”纪念馆，却无意间在展馆墙上的一张照片上看见了自己一直在寻找却始终没有消息的好友。照片上辛芝蕊身着西装，神情淡定地望着窗外。而那时搞恐怖袭击的飞机已经撞进了大厦，浓烟从破洞里冒出来，大厦内的人已知逃生无望了。由这一幅照片，商雨量想起了从旧金山、伯克利，到纽约，他和辛芝蕊等一批留学生从刚到美国艰苦打拼，求学、就业，在职场上经受摔倒和磨炼。尤其是特别优秀的辛芝蕊进入了主流社会宝塔尖上的大公司，心中既有欣喜，也经历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磨难。商雨量与她互相倾慕，却始终因为各自的倔强，要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而各居一地，没有走到一起。可是他们每次相遇时，辛芝蕊都会说：再相聚在一起，过去的时间和距离都缩短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初到美国时一起经历了旧金山大地震，在险些被抢劫时顺利逃脱的历险记。他们也知道当你踏出第一步，走上了这条远行的路，脚步就再也停不下来。这是一篇回望留学之路向青春致敬的作品，其中蕴含着我对留学人生的深情回望。

《相约上海》也是我自己钟情的一篇作品。女儿佟梅梅获得了商学院硕士学位，父亲佟方志提议一起去上海旅行，庆祝女儿树立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父亲与女儿有约，给女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生活，那时女儿还在母亲腹中，父亲却已离家出走……于是一次上海之行解开了佟方志和妻子、女儿之间人生的秘密，一个痛苦岁月和精神复苏时期的故事在充满现代感的上海铺展开来……

《肤色》讲述的是美国大学里华裔留学生和本土学生相处的故事，两个祖籍上海的女孩，一个在中国出生，一个在美国出生。她们不仅各自的肤色不一样，对于肤色这个话题的敏感度也完全不同。两个国籍不同的上海女孩初次见面时却不知相互用哪种语言交流，那一个场景非常滑稽。她们具有同样的祖籍，但是对于肤色的认知却因为文化差异而迥异。因为她们成长在不同的国度，所接受的熏陶来自不同的文化氛围。特别是为了表演一个致敬美国黑人歌手的节目，来自中国的女孩们把脸涂成黑色上台演出，结果造成了极大的争议，甚至被误解成种族偏见。

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我花了不少心思去细心揣摩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状况，其中深埋在人们心灵里的那种微妙关系更是小说最需要去表现的。而这些都是今天这个世界复杂关系中的一部分，近期我创作的小说更着迷于这些部分。所谓“深度”最终还是要挖掘人性的幽深，写出可以映照现实人生的生动人物性格。

重走父辈走过的路

江：近年来你创作的父辈小说系列，可称为“重走父亲走过的路”系列，如《忆想神田川》，思绪穿越到80多年前，讲述了父辈留学日本东京的故事，那些故事有些是你不曾经历的，你是如何进入到这些陌生领域完成创作的？

叶：为了写作这个系列，我曾经访问了除上海以外的香港、重庆、东京等父亲生活过的重要城市，寻访历史的遗址，缅怀故人的往事。这些行程开阔了我的视野，延展了我的文学地图，我仿佛又体验了一遍父辈们的人生。

开始有想法写《忆想神田川》，缘起于2017年的一次日本之行。那年冬天为了寻找父亲年轻时的足迹我去了日本。父亲1930年在日本组织了左联东京分盟，次年中日战争爆发，他组织了在日学生的抗日示威，被迫停止学业回国。我从史料中获知了这段父辈的生活，可是史料是干枯的标本，能够让我了解那棵植物的筋脉，却未必能够形象地呈现出当时的生活状态。

这些实地探查所收获的东西带给我一种全新的对于那个时代的质感。为了了解更多当年留日学生的生活，我细读了郭沫若、周作人等前辈作家的一些回忆录，了解他们在日本居留时住房的结构、生活习性，甚至是家庭琐事。同时，还读了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从中了解艺妓的历史，以及为什么有些日本女孩自愿地去做艺妓。还有中国徽州男权主义下女性生活的困境。为什么徽州的村落中，总能看见高高矗立着的贞节牌坊。等到作品完成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在自己的想象中熔于一炉产生的化学作用，才促成了一篇小说的完成。

我继《忆想神田川》后，又写了多个表现父辈生活的中篇小说，《父亲年轻时》写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渝都往事》写抗战时的生活，等等，这个系列的作品还在不断完善中。我写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那一代文化人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故事，其中有我父亲和丁玲、胡风、萧红等一系列前辈作家的身影。我的这个系列的创作，是从阅读史料开始，然后是实地探访，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运用自己的阅读积累，加上艺术想象，把前辈的生活还原。创作中遭遇到不少挫折，但是乐也在其中。

江：接着上一个问题，你说：“那些故事有些是我不曾经历的，或是我读到了，想象出来的。而在想象之中，有些是那样的，而更多的是我以为应该是那样的”，请你谈谈“我以为应该是那样的”这句话的内涵？

叶：任何再真实的文本也是写作者主观的选择，都必然具备某种选择性和个人视觉的局限性。现实的世界丰富多彩，万象丛生。到了作家的笔下，所谓的“真实世界”必然被选择，被重塑。有一百个作家，就会提供一百种文学中的“真实世界”。如果了解了这一点，我认为倒不如彻底放开，充分地发挥作家个人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大胆地想象，但是这种想象不是空穴来风，毫无逻辑的；而是立足于对于现实世界充分的了解，对于史料丰富的掌握，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只有这样作家写出的才是通过自己独特眼睛看见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会更丰富，更真实，具备更丰沛的情感浓度。这样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为读者提供一种崭新的视野。

迁徙使文学地图延伸

江：你认为：迁徙对于作家的创作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者换一种说法，移民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叶：迁徙是对空间的扩展，有了空间的扩展，地图才能够延伸。而在文学创作上，探索新的空间，开拓新的领域始终是文学生命力的表现。不论是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还是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都是作家迁徙后再回归本土的精神创造。

在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是他深藏在心里的故乡，其实他的故乡并不叫这个名字。他成年以后和母亲一起回乡的那趟旅行中，他路过了孩提时经常见到的一个香蕉种植园，那个地方有块牌子，上面写着“马孔多”。也就是那次旅行，他看见了一点没有变化的废墟似的故乡，好像尘封已久的一个遗址，那里的老人都已经离世，那里的村落格局依旧，却被越来越厚重的尘埃覆盖了。可是这些尘埃没有遮蔽住马尔克斯对故乡的记忆，却点燃了作家的灵感，将积淀于深处的故乡记忆开掘出来，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新的表述。

帕慕克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为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汲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

当然迁徙不会是无目的的，远行者也会走上归来的路，一种是身体的归来，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归来。作家们不论是带回来色彩各异的丰富经历，或是将新的视野和自己的往日经历结合起来创作，都会在个人的创作中，为作品提供崭新的特色。人生旅途的迁徙，使移民作家们的文学地图得以扩展。生活阅历有时提供了一种悖论，某些时候对于远行者，离开了熟悉的故乡，身体的距离渐行渐远，可是在心灵上和自己的母语文化却距离更近。或许时间与距离对于文学才真正可以产生魔幻般的特殊效果。

在文学地图中亲近大师

江：一般而言，移民到海外的作家，都会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你觉得，外国文学家中你特别喜欢，或者对你的创作影响很大的作家有哪几位，他们对你的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请你举一两个例子谈谈。

叶：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他的创作对20世纪崛起的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文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将来到欧洲的美国人的天真烂漫与欧洲人的世故奸诈进行了比较，向读者真实地展现了新美国和旧大陆之间的道德文化冲突。我看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如《使者》《黛西·米勒》《阿斯彭文稿》《螺丝在旋紧》《丛林猛兽》等。他擅长对人物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进行细致描写，从而给予读者异乎寻常的冲击力。

还有一位就是哥伦比亚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创作显示了关于时间和距离与文学空间的建构的意义，在《百年孤独》中他创造的“马孔多”是最为鲜活和成功的例子。《百年孤独》的构思达十八年之久，他一直因为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而未能完成构想中的长篇小说。那种分隔了马尔克斯和小镇的，他说不是距离而是时间。因为距离随时可以缩短，他随时可以回去。可是时间却再也追不回来了。而正是这种时间差忽然激发了作者的灵感，他终于看见了那个既熟悉又疏远的小镇，自己曾经在那里经历的一切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了，也正是那些沉淀的视像更凸显了原有的本质。循着这些本质作者展开了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空间，那就是“马孔多”。他的这些思路对于我如何回望故乡是十分有启发的。

还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也是又一个生动的例子，展示了时间和距离可以帮助作者更清晰地看清楚故乡。这部自传体小说，没有连贯的故事线索，一个个不同标题的段落配合着一幅幅作者精心选择的黑白照片，让读者感受到那座城市曾经的繁华和现实中令人窒息的气氛。通过作者对于历史照片的选择，我也清晰地看见，作者所要表现的那个空间是经过他记忆过滤后重新创造出来的。其实他对于故乡一直是熟悉的，可是当他在文字中再次审视它时已到中年之后。经过他的选择和重组，古老城市的历史沧桑和古老韵味更加凸显，作家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具有帕慕克特征的空间。

江：谈谈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窥一斑”而“见全豹”对你小说创作的影响与感悟。

叶：詹姆斯认为小说家应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想象能力，这是一种“由所见之物揣测未见之物的能力，揭示事物内在含义的能力，根据某一模式判断事物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全面感受生活的条件，有了这一条件，你就能很好地全面地了解生活”。而在作家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与创作间的关系时，亨利·詹姆斯曾经有过精彩的叙述。他以一位女性小说家的创作经历为例：那位小说家成功地描述了法国一位年轻清教徒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她的创作，仅仅是依据她曾不经意间在巴黎瞥见的一些清教徒吃饭的场景。在此基础上，她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写出了她的小说。她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真实，而并非客观真实性,这才是詹姆斯的兴致所在。詹姆斯认为：那位女作家得天独厚地具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才能。他评论道：“那一瞥产生了一幅画面，它虽只持续了一刹那，但只一刹那就是经验，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给作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经验才能，与创作环境或社会地位等偶然因素相比，是一种大得多的创作源泉。”在詹姆斯以上的论述中，“窥一斑”与“见全豹”颇有深意，前者道出了小说艺术的先决条件，先要有所见，而后者反映了他对小说本质的看法，在所见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创造。詹姆斯一直认为“艺术就是选择，可是它是一种以典型性和全面性为主要目标的选择”。此外，詹姆斯用一个艺术类比来描述小说的真实性，即“如同图画就是现实，小说就是历史”。詹姆斯认为小说对现实的富有想象的转化，发生在艺术家的思想里，他把小说定义为“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突出了小说创作中作者的经验和主观性。这里所说的“生活”是客观的存在，而“印象”是作家的主观，不同的作家因为他站的角度不同，对客观的生活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对詹姆斯所说的“窥一斑”与“见全豹”很有感悟。如果说我的小说以我所窥之一斑——邂逅的某些场景和细节为起点，最后孵化出一篇完整的作品，除了支撑起整篇小说的一些细节，显然许多故事中的情节来自我的想象和虚构。可是这些想象和虚构的依据却是我所窥见的最真实的生活细节。那种来自生活的原生态的真实细节在我心里扎根发芽，衍生出我努力构筑的完整作品，构筑出被我所认为最为真实的人物关系和心理的发展方向。

江：你在自己的创作谈中说：“写作者需要的正是这种并不真实的‘往事’。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写作才逼近于文学的本质。”怎样理解这两句话？

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位作家对于创作的论述：“关于写作者往事，除了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经历，更为重要的应当具有不真实的人生经历，或者说虚假的人生经历。你虚假的人生经历与你真实的人生经历相比，它才是文学意义上的‘往事’。写作者需要的正是这种并不真实的‘往事’。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的写作才逼近于文学的本质。”

我觉得这段话讲得颇为透彻，它把小说创作中作者的真实经历和文学想象的关系，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以及作者如何从自己的经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学创作的空间的重要性都点了出来。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而更应该是作者想象中的，经过他创造的独特世界，这个独特的世界是与众不同的，这才是真正属于这位作为个体的作家的文学世界。而小说家最具价值的功能，就是为读者构筑和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

譬如演员有两种，一种是本色演出，只能扮演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角色。还有一种演员是千面人，像赵丹，他可以扮演各种性格的角色，角色的经历和他自身没有任何交集。这就是塑造力的重要性。作家也是这样，最后决定你创作成就大小的关键就是能不能突破自身经历的局限，在想象和创造上有所跨越。

江：你认为：“小说家最具价值的功能，就是为读者构筑和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应该是作者想象中的，经过他创造的独特世界”。这是很有见地的小说创作观，请你进一步对这个观点加以阐释。

叶：创作对于作家来说，不仅仅是对外界的观照，而且是一种自身的内省，只有当来自外界的信息投射在心灵中那面具备独特视角的镜子中，才能反射出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特性。那是一个“他的世界”，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我这样思考小说创作时，思维有了飞跃的感觉。

前面我提到的几位作家，亨利·詹姆斯、马尔克斯、帕慕克，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留给读者那么深刻的印象，对现当代的小说写作造成了核弹似的冲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无疑就是因为他们运用自己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一片自己创造的独特世界。尽管他们依然是在书写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可是那种“现实”，不是每一个人所见。他们所表现，所描写的“现实”，打上了自己姓氏独特的印记。很显然那依然不是科幻，而是对于现实最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前面我在分析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时已经说过许多。这些阅读和思考对我的创作很有启发，也是我在创作中努力的方向。

江：请以你移居海外文学创作的经历，谈谈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在全球汉语创作中的意义。

叶：国内的作家常年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故土比我们更熟悉，没有游离感，不缺乏认同感。可是我都已是几十年的游子，将近半辈子生活在异国他乡。我的视野中可能比国内作家多了一些异域文化间的比较，在写作时，也可能并不局限于大陆文化的规范和品位，会强调一些自己的判断价值，去进行文化的抉择和评判。所有这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的。

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从客观上分析，既有局限，也有自由。所谓局限是与两地主流文化的间离。用中文写作，对于英文的主流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同样的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坛，影响力也是微弱的。但在不利中的有利条件是，海外华文作家所进行的跨越文化的创作，在观照中西两种文化时，具备了多角度的立足点，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国本土作家有所不同，这种优势无法取代。

现在活跃在华文文坛上的中坚力量，他们作品描绘的历史和现实，已经不局限于移居地的移民生活，他们笔下所体现的是一个广大世界的融合，是东方与西方世界冲突中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视野覆盖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覆盖移居地的文化和移民生活，他们作品中提供的思索和艺术形象，体现了一种宏阔的具备世界格局视野的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涵盖海外生活，同样涵盖中国的近现代和现实生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这种热烈的交流沉淀下来，一定会酝酿出一批视野独特的好作品。

当海外华文文学蓬勃发展，积累下丰富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人物活动的区域遍及全世界。当这样一幅丰富多彩，富有世界各国人文色彩的地图展开之后，读者就会由衷地感谢海外华文文学成果的贡献和意义。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中有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有对母语文化的眷恋和反思，有遭遇异域文化时的震惊、惶恐，以至后来的接受、和谐相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这些独特的文本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海外华文文学不仅给本土的中国文学增加了多元化的丰富内容，并且使华语文学走出了有限的国境疆域，发展延伸到世界的区域。海外华文作家们所经历的迁徙，和在文学上的空间创造，使得这幅文学地图呈现了立体和多元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