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市大手筆修复的“邮政巷”,便是一处承载着宜昌人集体记忆的地方,悠幽小巷如同一条细长的时光隧道,连接着宜昌的过去与現在,讲述着一段段关于勤劳,坚韧与温馨的往事。
今年春节,我有幸同家人蹭热度打卡了复建后的“邮政巷”,邮政巷在我们些四十年代的老人眼中,它就分明就是我们儿时再熟不过了的一条“挑水巷子”,一条“挑粗糠的巷子”,“邮政巷”这只是它的学名,它的雅号。
早在1876年9月,腐敗无能的清政府与英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从此,宜昌随同芜湖,温州,北
海一齐被辟为“通商口岸”。随即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商人,浪人,纷沓而来,先后在宜昌滨江路和云集路,二马路修建了领事府邸和“英国怡和洋行,”“日本大阪洋行”,法国还在一马路修了“普及医院”等建筑。到了1897年宜昌邮局设立,选址滨江路英商隆茂洋行的一幢两层楼房办公和营业,同年邮局又在二家牌坊(现新民街,老县衙门)设立了邮政支局,在西坝设立邮政代办所。因邮局与大阪码头停靠邮轮相近,邮件均经由此小巷水陸交相转运,故由此得名“邮政巷”。小巷虽小,却承载了宜昌千里鸿雁传书,宜昌邮缘世界必经之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宜昌是没有自来水的,城区居民都靠到长江挑水饮用,极少人群靠提井水,挑湖水和堰塘水饮用。从那时及以前,邮政巷就一直是宜昌一个名声高噪的水巷子。这个噪并非它有一个“邮政巷”的雅名,主要噪在它是宜昌所有水巷子中与另一水巷间距离最长,而且是一马路到强华里唯一的一条挑水巷子,所以挑水取水人最多最挤,亦是为挑水而扯皮闹架最多的巷子。
因为巷子窄,经常发生水桶碰水桶,擦伤水桶,争几句,赔点小钱,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小菜一碟。最烦心的是,每到学校放寒暑假,各家孩子相邀结伴,三五成伙,甚至七八成群一齐来挑水,往往就为一点小事争吵就可能竖起扁担打群架,相互扁担打断手腿,扁担砍破脑壳,并闹成家长之间亦为孩子事相互打群架,最后闹到法院打官司。打架闹事成了邮局巷的家常便饭!造成家家户户盼学生放学回家挑水,又怕孩子挑水。这挑水人多,传话亦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邮政巷被传成了小城中赫赫有名的打架闹事水巷子。所以,那时从二马路.,中宪里,红星路,福绥路,一直到隆中路,燕子窝一带的居民都怕遭误伤,不敢让自家小孩下河挑水吃,而宁肯出钱请人挑水吃。
那时,清晨和黄昏,总能见到一群群肩扛油亮扁担,挑着木水桶的挑水工在这条狭窄的巷子里穿梭往返,他们的背影在夕阳的夕辉下拉长,汗水滴地摔八瓣,闪光串成苦歌集,可他们却从不言苦,只用沉沉的哼唷声叹息,呼喊,他们说不出什么子曰,却心知肚明:这是一份爱的责任,挑水是常态,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教会了宜昌人坚韧不拔的自给自足精神。
挑水工虽然辛苦,但都不会担心失业,每天总会有人请挑水。因为那时,宜昌市内多为板壁房屋,严防火灾便是城市安全的重中之重,每天傍晚都有戴红袖章的居民委员,到各家各户检查,准备的沙包够不够数?家家水缸是否装滿?若差或缸不滿,就是违犯“四防公约”,要受罰。而且每天夜深人静,打更的总是一路锣声,一路高喊:“各家各户,小心火烛,水缸装滿,沙包备足。”为了防火安全,挑水工无论下雨,下雪.,河边梯坎结冰冻滑或是天晚路黑,手提着小风雨灯,也要把訂水户的水缸装满。所以那时巷里挑水人因天黑,路滑,轻者摔坏水桶,重者跌断手脚的事经常发生,那时人们都传这条巷子里阴气很重,到天晚一个人都不敢走。俗话说谈虎色变,那时真有人谈邮政巷色变之感。
由于巷子爱闹事.阴气重,家户都请人挑水,水是钱买来的,所以邮政巷一带的居民从小就养成了节水惜水的习惯,洗罢臉的水留着洗脚,洗脚水要攒着洗鞋,洗了鞋还舍不得倒,要留着涮马桶。洗衣水留着拖地,更顺理成章。久而久之,勤俭节约习以成俗。
我记得那时邮政巷既是挑水巷,交运邮件巷,又是主街和巷内住户的简易一条排污下水小沟沟,沟沟面上鋪有一长排长短不齐盖地沟的长条青石板,虽然远及朴宝街,民主路那些商业区那么整齐光亮划一,但也不象現在复建的这么粗糙,那时,下雨或石板上泼点水,水影可以照映得鉴人,小时侯小孩们常围着石板上的自己怪人影唱:
“青石板,板石青
青石板上出妖精”闹笑。
有时还围着下河洗菜,或清洗衣服的女同学,指着她们在石板上倒映似象非象的人影唱:
“妖精妖精妖八怪,下河洗衣洗盐菜, 河里没有水,妖精变个鬼,什么鬼?
丑女鬼!什么丑?……”
“小小的棒棰啊,一尺三哟啊,童养的媳妇哟,受折磨哟”唱得洗衣女同学臉脖子红,更在凉水中冻得手红脚也红。
小巷为什么又叫“挑粗糠壳巷”呢?
那是因为解放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宜昌滨江路修建的大坂,怡和等建筑,被收回改成了粮食仓库。六十年初,宜昌市又在老大坂和怡台和间,坐河朝坡的市划驳运输大队正对面办起了一家国营第一米厂(怡和米厂),当时由怡和米厂和市新民街二米厂,共同承担起宜昌十三万城镇人口的大米供应。
十三万人按人均口粮1斤/日,全市日均吞吐量至少要13万斤大米。按60%的出米率计算,也就是說,一米厂,二米厂每天在产米的同时,将会有52000斤左右粗糠壳待运走。(因一米厂大些,故一天至少有70%的粗糠壳要运出)光怡和米厂每天至少有36000斤左右粗糠壳待运走。当时,粗糠壳全凭人工用麻袋挑走。按规定50斤/担,故光怡和米厂每天风雨下雪冻令无阻至少有700担粗糠壳待运出。
当时,粗糠壳是俏物货争要的集体食堂主要有:市委,粮食局,市一,二医院,一中,三中,七中,五中,六中,卫校,京剧团,汉剧团,二马路银行,桃花岭饭店,市监獄,军分区……最远是镇境山二中和杨岔路山顶部队转运站。
怡和米厂每天700担左右糠壳,全由段苏凤和黄大爹牵头的粮食局家属生产队30余人和当地居委会运输队20余人负责运输。
每天早晨米厂门一开,挑壳人都如潮争涌进场,用敝口麻袋在糠壳堆上扒装滿,用固定好的八根索把竖立的敝口麻袋一套起肩,统一歇在划驳大队门等侯分配,XX单位X担,XX单位X担分派毕,一声令下,五六十担子蜂涌吆喝而起,挑糠壳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长年都戴着遮糠灰的大沿草帽,四季都穿着补巴迭补巴,补巴上粘着厚厚一层越拍越厚的糠灰,硬得象武士的盔甲,悠悠挑着担子如一群铺天盖地的灰乌鸦飞涌邮政巷,强华里巷,顿时巷子里吆喝声震天,这里有辍学儿高亢的嗬嗬,有老迈翁低沉的嗨嗬,有青年无业女嗬嗬嗬呀的叹息,也有初次肩担极不协调嗨咗嗨咗换粗气声,在小巷汇成了一曲永不消逝的小民生活乐章。
因为怡和米厂运糠壳脏路面,二马路,解放路等正街不准走,只有这两条巷子可通往各运输点。我记得,当时挑一担糠壳到市委食堂是5分钱,市京剧团,四中都是一角钱,只有挑楊岔路转运站爬山二角多一担,二中也只二角。这挑糠壳虽然每担只50斤,一天从灰雾厚蒙的壳堆里扒装再挑十来担,而且遇下雨天,五十斤的担子越挑越重,其实很苦累,但这种苦累事,亦不是人人可做的,它只照顾粮食系统的家属,这活虽累,只要每月出全勤,一月辛苦亦可收入30多块钱,这个收入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比得上一个国营单位的普通员工。
如今,恰和米厂搬家了,昔日最显著的糠糟绝迹了,虽然糠壳巷子的陈腐糠壳没有了,可我如今走在这巷子里,我撫今追昔,心情格外沉重!这糠壳巷子使我想起了我那艰辛了一辈子的老母親。
六十年代随着粮油合併统购统销,我父親在大公路二道巷子开的荣和食油店併入粮食局,调到滨江路粮食局饲料公司上班,每月42块5角的工资,养活不了我们三兄妹,当时年届40的小半缠脚,读过三年私塾,却从未干过重体力活的小家碧玉母親,半路出家加入粮食家属生产队,开始了挑糠壳的生涯,我母亲开始拉不下面子,在路上撞见原哀欧拿学校的同学,后学院街小学的陈佩谨,刘世英老师,她把滿是厚灰的草帽压得低低……
想到我母親的艰辛,坚强,我还想起另一件激励了我一辈子的笑话故事:粮食局家属生产队有一位同我母親一样,中年半路出家学挑糠壳的男子,因爱人在粮店工作,他从外地调到宜昌,克服了扯下了数不清的面情观念,坚持“自己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男家属”的身份来学挑糠壳,这本是项体力活,学非易事,绝非一日之功可成。一次黄大爹分派他挑糠壳到镇境山二中,半路上他实在挑不动了!怎么办?他竟出人意料地,不可理喻地喊了一辆三轮车,终于把一担糠壳一两不少地送到了二中,挑粗糠壳坐三轮车这事被人传得沸沸扬扬,有人笑破肚子,我却从心底佩服了他一辈子!这就是从邮政巷走出的宜昌挑糠壳人!有骨气的普通中国人!!
在这条路上,我还结识了挑糠壳的同道:原宜昌地区工办的蔡发铣,市人防办的刘学良,市说唱团的李明杰,丁建平,他们都是在邮政巷挑过糠壳练过步,有些名望的老宜昌邮政巷的见证人。
我走在邮政巷,挑水巷子,挑糠壳巷子里,每一步都踏响出历史的回响,每一眼望处都是岁月的痕迹。宜昌邮政巷,这里有老宜昌的历史物证,有宜昌平民烟火的灰痕,更有这座城市不屈不饶,勇往直前的风貌展示和记实,就象一本展开的泛黄的旧古书,静静地徐徐地讲述着宜昌的故事,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倾听心灵读者,去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