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靴子能走多远？ ■作者：孙海燕（美国）

《文舞霓裳》文学专栏  第421期

【作者 孙海燕 】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有一公众号名“自书女”。愿把所见、所思、所闻、所悟，写给所有和我一样酷爱中国文字、文学的人们。

那双靴子生在 1953 年，早于我爸妈的婚姻，当然更早于我。它来自远方古老的制鞋国捷克斯洛伐克，妈说是捷克最有名的一家鞋厂，送给来自中国的客人们——中国国家军队艺术团全体演员的礼物。

我家这双典雅的靴子从捷克走到了中国北京。我第一次注意到它，是在1966 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我和妈妈先在废品站送掉了两袋黑胶唱片，那东西特沉，我手提加上腿拱才把它挪到地方儿。然后我们去了一个修鞋的小铺，妈妈掏出几双高跟鞋：一双浅棕色细带网状的凉鞋，两双黑船鞋，再就是这双靴子了——鞋头鞋跟加中间一道“鼻子”皮制，其它部分是结实的黑色毛帆布，靴长及膝，内里是温暖的羊毛。有一条长长的拉链。我知道那些鞋很是封资修，不敢言美。但对那双靴子，我几乎藏不住对它的爱慕，觉得它比工人农民干活穿的防水雨靴还帅。所有鞋的跟儿都被那位修鞋师傅利落地锯掉了。其它几双锯掉跟儿后，完全失去了平衡，颓然“倒下”，但这双靴子因为是粗跟儿，还能稳稳的站着，以后它又伴随我的妈妈，长久地走了下去。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妈妈又回修鞋铺，把长筒靴改成了短筒。因为不配裙子了，那长筒很难和宽筒裤特别是老棉裤一起穿。那时的师傅真巧，剪完后的拉锁和顶边儿，都手工侍弄得服服帖帖，不留痕迹。我想到同是那次出访东欧的一条毛哔叽礼服裙，被上海一位裁缝师改成了一条裤子，后腰巴掌大的地方是用十几块拇指盖儿大小的碎料拼成，规矩而平整，浑然天成。真是一个惜物如金的年代。

很快，妈妈复员离开了军队，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上了一名天车工。

她骄傲地讲自己如何身轻如燕地爬上爬下。又如何镇定沉稳地操纵天车，运送超大机件。入冬了，她拿出捷克靴轻轻摩挲着毛织布上的细纹，过了良久，才下了大决心一样穿上靴子，出门上班去了。一个风雪交加的黄昏，我有些耐不住家里的寂寞——奶奶回东北老家了，爸爸被隔离了，周末才可以探视。我冷不丁拉起独自静悄悄在一边玩的弟弟，手里攥着一把钢镚儿，冲出了家门。我们坐 22 路车到长安街，倒上大 1 路车，一直坐到终点站大北窑。售票员给弟弟量个儿，他还没到线不用买票。一下车，我们就看到了第一机床厂大大的厂牌。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下班。怕瘦小的弟弟冻着，我带他绕着光秃秃的行道树跑来跑去。天很快黑下来，昏黄的路灯光影里，飘起闪闪亮亮的雪花，晶莹剔透。一阵铃声响起，人潮从工厂里向外涌来。推自行车的、走路的工人下班了。我有些急，怕看不到妈妈，或者她看不到我们。我们站到路中间去，还一蹦一蹦地跳着脚。忽然我看到了妈妈的捷克靴，它在沓至纷来的棉鞋中，一步步逼近我们！我拉着弟弟向它跑去，至今记得妈妈见到我俩时惊讶的表情：瞪大着眼睛，合不拢嘴，她慢慢蹲下来，张开双臂……

我们后来搬去了东北沈阳，十年寒冬，妈妈总是惨淡灰黄，缩在厚重的皮袄里，也看不出丁点温度。每天早上，她会坐在小椅子上，把脚伸进捷克靴厚厚的羊毛里，拉上服帖的拉锁，站起来，使劲儿跺跺脚，走进漫天北风烟雪里。她那时做老师，十年里不曾缺课。靴子在冰天雪地的北国，看护着祖籍广东、长成于四川的妈妈。

1980 年，我们回到北京！住在东四十条，妈妈开始在北京市文物局上班，“掌管”了白塔寺（文物保管所），她瞬间成为一位“塔迷”。白塔寺的修复、调研、复原成为她的日与夜。从山东到青海，从陕西到四川再到泰国，她天南地北地寻庙拜塔，最后以文物局年老的新兵之身，写下《妙应寺白塔文物资料汇编》一书。一生谦虚谨慎的妈妈，有一天拉住我悄悄地说：“今天所（北京白塔寺文物保管所）里来了一班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他们教授推荐了我写的书，说我写得明了清晰，让他们把我的书当范文。”又是差不多十年的光阴，又有这双捷克靴的功劳，它随妈妈走南闯北，也随妈妈每天上下 13 路无轨电车，在京城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奔忙。

家最后搬到西三环边上，刚搬去时挺“荒”，四周都是菜地和粮田。妈妈被借调到“五塔寺”协助修复，从北到南“调角”。冬天换乘有时等不到小小的 332 路车，妈就踩着捷克靴，走两大站路回家。老靴子一直没有言退，妈妈会一边给它打油，一边止不住地夸：“皮鞋呀就是好，一擦油，像新的一样！”再看那双靴子，挺争气地闪着亮光。

妈妈 2004 年去世，捷克靴整整陪了她五十年！她们一起走过青春、中年、壮年和老去的日子，我很后悔，最后没有用那双靴子送妈妈上路，她们也像我和妈妈一样天人永隔了。

世上有多少五十年的不离不弃？一双靴子能走多远？

（本文摘自《一双靴子能走多远？》一书。该书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可在各图书网站、京东、淘宝等购物平台和各实体书店查询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