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师 恩 难 忘

前几天外出闲逛，不由乘坐地铁去了太平路，距寒舍近十公里远的母校青岛二中——不过，她已改制为“青岛实验初级中学”，以“青岛二中”命名的中学，则早已搬往东部，并衍生了几个“分校”和“附属学校”。然而，在我的心目中，母校依旧在青岛太平路2号，尽管校舍、操场都已改造、扩建，原先我读初中的北楼已拆掉重起，而我读高中的那座西楼还在，三年间先后上过课的那些教室还在，只不过又重新装修，且又向南延伸加盖了一座同样造型的教学楼。遗憾的是，如今的校园都是封闭的，不准入内，我只能在大门外拍了张照片，然后又绕到侧面的海边拍了一张。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则认为建筑还是“凝固的记忆”。拆毁历史的建筑物，无疑等同抹去人类的记忆。

在一个越来越看重“学历”的年代，有些话我实在羞于启齿：中学毕业后，我就失去了进入高等学校的权利，所以本人的学历仅仅是高中，而高中三年基本上又是在“整风反右”、“勤工俭学”、“大炼钢铁”、“兴修水利”、“下乡劳动”等非教学活动中度过的，并没念多少书，说是初中毕业似乎更名副其实。由于居家的迁移和家庭的变故，我的小学先后读过五所学校，对小学六年的许多老师的记忆，难免有些模糊。这样一来，中学六年就成了我最宝贵的学生时代，中学的老师也就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老师，青岛二中自然也就成了我终生难忘的母校。母校犹如故乡，指的就是那片土地，无论她后来改换成什么名称。尽管“青岛二中”早已搬到几十里外的东部，并成为一个“教育集团”，也许还会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可是，在我冥顽不化的心灵深处，只有“太平路2号”，这才是我的母校。

母校栽培了我，而养育我的自然是母校的教师。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甘绍婉，当班主任并教我们语文课。她那时大约也就二十几岁吧，人长得漂亮不说，那一身相当时髦的衣着，第一眼就令我惊愕。甘老师不仅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教了我们三年语文（文学），还是我高中一年级的班主任，教过我们一年俄语。待我高中毕业时，她已调到青岛教师进修学院，几年后她又调到济南山东英语专科学校（即后来的山东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能通晓中文、俄文和英文，足见甘老师的才华和学养；当了她四年的学生，我确实受益匪浅。她大约是我见过的最聪慧也最精明的女人，而我在她眼里是个什么样的学生呢？这就有些说不清了。我生性顽皮，整天调皮捣蛋，不仅在学校里，在当时居住的“合江路1号”大院，我的“胡作非为”也算是出名的。初中一年级时，全班同学的“操行评语”几乎都是甲等，甘老师给我的却是乙等。幸好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还能博得某些科任老师的喜爱。待到升入初二，我不知是幡然醒悟，还是心血来潮，突然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埋头读书，心无旁骛。演算数学题成了我最大的乐趣，教科书上的数学题，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是不作为作业布置的，但我都利用课余时间一一解析出来了，甚至还开始学着写诗、写小说。全身心地扑在学习上，自然而然也就能自觉地遵守课堂纪律，不那么调皮捣蛋了。这些变化甘老师全看在眼里，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单独谈话，细声慢语地跟我谈了好长时间，既表扬了我的进步，也指出了我的不足，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光学习好是不行的，你还要“关心政治”——是的，“关心政治”，甘老师特别强调这一点，并耐心地给我讲解“政治”的重要性。我当时颇为不解：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屁孩，关心什么政治！什么叫政治？政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茫然无知。待若干年后明白过来，体会到甘老师的良苦用心时，晚矣！

甘老师祖籍成都，据说她父亲当年也曾在四川雄踞一方，可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她都能安然无恙地一一度过，足见她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了；而早在1955年的时候，她就这么提醒和告诫我，也足见她对我有多么关爱。如此师恩，没齿难忘！自甘老师调离青岛二中，一直到她80年代初去了美国，这二十年间，我跟她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仅偶尔在马路上遇见过几次。记得1961年，一位初中毕业参军的同学回来探亲，甘老师特意请我俩看了一场电影，意大利影片《她在黑暗中》。之后，每次在大街上相遇，她都是很亲切地喊我的名字，跟我握手寒暄，最后一面则是1979年的秋天，在青岛市立医院墙外的胶州路上。

青岛二中是一所偏重理科的学校，数理化各科的老师教学水平高的比比皆是，而我数理化几科的成绩，实际上也远远好于文科，但也许正是甘老师字正腔圆、绘声绘色的讲课，才让我误入歧途，走上了文学这条坎坷路？当年教过我数学的郭盛娴老师、罗道爱老师、黄孝友老师、王大钵老师，待我都非常好，耳提面命，六年的数学课，对思维能力的训练与提高，无疑给我后来逻辑思维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过我物理的吴启序老师，教过我化学的牟敦然老师，教学水平都堪称一流。我永远忘不了1985年青岛二中的60年校庆，那次校庆母校并没有邀请往届校友参加，有位同学却非约我一起去。也就是那天，在校园里遇见了牟敦然老师，时隔二十五年，他不仅一口喊出了我的名字，还微笑着跟我握手，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随后摇了摇头，长叹一口气说：嗨！那个年代，阶级路线……。这里还想特别一提的是教历史课的辛鹏章老师，初中、高中他都教过我，《世界近代现代史》讲得格外出色。他身材高大、长得又白又胖，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还是游泳运动员。我似乎从未见过讲起课来，像他那么投入那么忘情的老师，白、蓝、红、黄、绿五种颜色的粉笔，板书满了也顾不得拿黑板擦，就用他的大手在黑板上抹来抹去，然后继续板书，继续挥着他那两只五颜六色的手掌，口若悬河，挥洒自如。辛老师跟我关系极好，我毕业后的四年里，每年高考前他都要把我叫到母校去，让我跟他一起“估题”。还别说，每年的高考历史试卷，题目俺俩都能估对不少，尤其是得分多的问答题，四个题目往往能猜中三个。等再次与辛老师相遇，则是差不多二十年后的80年代初了，在青岛电视大学的期末考试集中阅卷时，我俩不期而遇，非常高兴。阅卷到中午了，我让他请我吃饭，他却说他们家的钱是老婆管着，他说了不算，我则开他玩笑非要他掏钱。

青岛二中教过我的老师，最后要谈的也最难忘的，是我读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马庸老师，她还有她的夫君、教我们俄语的马晓林老师。他们夫妇对我可以说是恩重如山，称马庸老师是我的第二个母亲也毫不为过。从1959年给我们任课到1982年不幸仙逝，二十多年间，她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记得我高考落榜时一度闷闷不乐，曾有将近一个月不愿见人。当我去看望她时，开门的保姆一见是我竟高兴地喊起来：你可来了，这些日子都把你马老师急坏了！每次去马老师家，她不仅继续给我“传道、授业、解惑”，还教导我许多人情世故，直言不讳地臧否学校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谈到当时学校的团委书记时她跟我说，此人自己出身不好，前夫又是“右派”，所以，为了证明她的“立场坚定”，整起出身不好的同学来下手就特别狠。之后，我每去马老师家就跟回自己家一样，随便得很。马晓林老师更是个喜欢实话实说的人，在那个动辄因言获罪的年代，却经常口无遮拦。比如，“现代京剧”刚刚兴起，还未被捧为“样板”呢，他就一针见血批评说：这算什么京剧？“非驴非马”！1964年秋，我准备报名下乡，马庸老师听了虽有些犹豫，但也没多少异议，觉得出身不好下去锻炼一下也许会有前途；马晓林老师却坚决反对，说什么前途，农村的阶级斗争更厉害，你家庭出身是地主，当地就会把你当地主对待。马老师夫妇的四个儿女对我也十分友好，亲热地叫我大哥，若干年后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尤其是老二，跟我一样喜欢杯中之物，退休后经常一起小聚，推杯换盏，痛饮畅谈。

我虽无缘迈进大学的门槛，但从上中学开始，就有幸聆听一些大学教授的教诲，比如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卢南乔先生、中文系的殷焕先先生，外语系的张健先生，我经常去他们家借书、求教。最值得庆幸的是1974年，经一位朋友的父亲介绍，我去天津拜会了李世瑜先生。关于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在拙作《李世瑜和他的社会历史学》（刊载于《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里曾作过颇为详尽的评介，而李先生对我的提携却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说得完的。李先生不仅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有机会涉足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还经常邀我或带我出席一些他主办或参与的学术研讨会。更重要的是，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李先生就开始领着我结识一些文化名人。比如，亲自带我去造访查良铮（穆旦）先生的府邸，拜谒这位我中学时代就景仰的诗人和翻译家，并亲聆他的教诲。接着，又引荐我去芜湖造访了他的妹夫、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巫老师又引荐我去南京结识了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赵瑞蕻、杨苡夫妇，正是在他们的谆谆教诲与大力提携下，迷恋了二十多年文学的我，这才有幸正式步入文坛。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这些老师的“涌泉之恩”，我又该如何报答呢？

如今，他们大多已驾鹤西去，是否还有健在的不得而知；前两年听说甘绍婉老师从美国回来了，但我多方打听，却终未寻到。看来，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些恩师以及他们的教诲牢牢地铭记于心了。学生这辈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实在愧对恩师；尚可告慰的是，学生良知犹存，从未做出有辱师门的事情。

作者简介：柳士同，笔名周拓，国籍中国，生于四川万县，现居山东青岛。自幼喜爱文学，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从事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近六十年，迄今已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文艺评论等300余万字，结集出版的有诗集《柳士同抒情诗》（花城出版社）、《高处的玫瑰》（与人合集，华艺出版社）、小说集《黑森林酒吧》（北京出版社）、随笔杂文集《独步晨昏》（花山出版社）《拣尽寒枝》和《杂树生花》（世界华语出版社，后由该社将此三本合为《柳士同思想文化随笔三卷集》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