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专刊】 岁朝爆竹 ■作者：刘荒田（美国）

《文舞霓裳》文学专栏  第417期

【作者  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

（照片来自网络）

我老家位于珠三角北端，我童年所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家家吃过三牲齐备的丰盛晚餐，到九点多，大人小孩就陆续找周公去。厅堂里一盏煤油灯破例不吹熄，一年中唯一的长明。上床前看看床头簇新的衣服和鞋子，上面搁着一颗带叶的朱红桔子，喜悦难以名状。

凌晨，比第一遍鸡声还早的是爆竹声。一骨碌爬起，穿上新衣新鞋子，裤管袖筒都得往上折几折，鞋子也太大。都是家长为孩子的“长大”而买的。口里含着祖母塞进去的红糖，红包揣在怀里。姐姐从香炉拔起一支冒烟的线香递来，母亲把比巴掌大的炮仗放在我手里。包裹鞭炮的红字已剥开，露出引子。我勇敢地用线香点着，扔往门外，姐姐掩耳躲在门角。噼噼啪啪，火花溅出。

随后，拉开趟栊，跑到禾堂去。寒风呼呼，却一点也不冷。顶多是四点钟。撞上爆竹声的连环阵，远远近近，此落彼起，带着比迎春花早开的火焰之花，好闻的硫磺味随潮润的风弥散。偶尔沉寂，蟋蟀声接力，旋即爆竹声杀回，更加凶猛。苍穹上星星乱晃。

孩子们疯了似的，爆竹声哪里响起就去哪里，星光下抢捡没爆开的鞭炮。岁朝岂能不讲“意头”？如果孩子们一边捡一边欢呼：“哈哈，真多！”屋里的大人得意地点头。如果孩子骂咧咧地说，妈的一个也找不到！大人就嘟囔：“大吉大利，百无禁忌！”是故，“哑炮”多的劣质炮竹反而是热门。

天明时，孩子们的口袋里鼓鼓的，那是捡来的鞭炮。轮到他们呈威风了。放在地上，以线香点引子。躲在一旁听蓬一声，是女孩子的低级玩意。小男生要拿来打仗，把点着的鞭炮往敌人身上扔，把鞭炮放在路中央的牛粪堆上，点着，跑远，看哪一个“中彩”。直到家长在门外叫唤，才回家吃斋菜。进门时，孩子的脸可能被火药熏黑，新衣服被鞭炮炸出小洞，鞋底沾着大红鞭炮的碎屑，爸爸看到，不敢骂。妈妈只皱皱眉，心疼地拍打孩子的衣服。祖父呵呵笑，祖母只顾在八仙桌前对着神龛念吉利话。

童年过去，上中学时读鲁迅作品，这一句教我大吃一惊：“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原来爆竹有拖国家后腿的原罪！从此我接受鲁迅这一观点，进入老年，读了周作人的书才略有改变。他在《爆竹》一文，从蔼理斯的《人生之舞蹈》引了一段话：

“中国人的性格及其文明里之游戏的性质，无论只是远望或接近中国的人，都是知道的。向来有人说，中国人发明火药远在欧洲人之前，但除了做花炮之外别无用处。这在西方看来似乎是一个大谬误，把火药的贵重的用处埋没了；直到近来才有一个欧洲人敢于指出‘火药的正当用处显然是在于做花炮，造出很美丽的东西，而不在于杀人。’总之，中国人的确能够完全了解火药的这个正当用处。”

不是吗？和平年代，和谐的人间，难道放花炮不好吗？拿火药造出要么象征吉祥、快乐，要么用于驱鬼去秽的炮竹，如果指为不正当；那么制造炸弹，杀人无数正当吗？无论怎么狡辩，火药之为用，都不应该排除炮竹，退而求其次，也只能这样——既制御敌的子弹又造渲染喜气的炮竹。

然而，周作人并非我的同调，“听了一夜的爆竹声”引发他这样的感慨：“中国人的生活里充满着迷信，利己，麻木。”即使我认同他的结论，也不以为炮竹是祸首之一。游戏的民族，没有它，还游个屁！

（本文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