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2 20:01
华人号:华人头条-荟萃文坊本期文艺家:公仲,本名陈公重。原籍江西永新,1934年生于河南开封。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江西当代文学名誉会长。先后出版有《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台湾新文学史初编》《离散与文学:陈公仲选集》《文学新思考》《当代文学纵横谈》《文学徜徉录》《灵魂是可以永生的》《陈正人传》《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八零后文存》等二十五种论著。曾获全国当代文学优秀论著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奖、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奖一等奖、江西省政府优秀文学评论奖、江西省高教科研成果一等奖、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洪华(以下简称李):陈老师您好!很高兴邀请您做这次学术访谈,今年是您的八八米寿,首先祝您身体健康、学术常青!1954年您第一次以“公千里”的笔名在《江西日报》发表文学评论,迄今已68年了,当时您在南昌三中担任政治课教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始写文学评论的?能否请您谈谈当初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经历和感受。
陈公仲(以下简称陈):在访谈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刚刚过了生日,已是八八老人了。现在做这命题作文,问卷回答,实在难以胜任,勉为其难了。所以,难免会说漏嘴说跑题,甚至答非所问。不过,我一定会说真话,说我想说的、我能说的话。敬请体谅,谢谢大家!
我是1952年参加工作,在江西省教育厅政治辅导员训练班(现南昌师范学院前身)培训半年,1953年春即分配到南昌五中教政治,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兼共青团书记。1953年秋,五中与市立中学合并,定名为南昌三中,我即到了三中,仍教政治和做共青团的工作。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好写点文章。起初主要写些教育、语文方面的文章。第一次写文学评论是在1954年。那时正在上映一部故事片《哈森与加米拉》,青年学生们都很感兴趣。《江西日报》社记者来校采访我,谈共青团工作,他谈到学生看电影的事,突然兴起,约我写一篇评论《哈森与加米拉》的文章,说可以引导学生们欣赏影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我就欣然答应了。真没想到,我写的文章很快就发表出来了,还配有电影照片,在社会上有了些许影响。这让我产生了一点点的成就感,也鼓励了我在这方面继续发展下去。1955年我改行从事其他教学工作,选择了语言文学。我的父母都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大学工作。我幼年时期家中就有专门的书房,中外各种文学名著十分齐全。从小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长大,我产生了对文学的兴趣。1955年,我被送入江西教育学院进修语文。1957年,我又回到三中教语文,1959年后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一直教高中语文。我对语文写作抓得比较紧,还主编了一本《中学生习作选》,每篇都有老师的点评。此书流传很广,几年前,三中老校友还在广西某县档案馆发现了一本。当时三中名气超过师大附中,连续八年全省第一名。1963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当国际歌唱响的时候》。我们之前在学校复习练笔中,多次以“当……的时候”这样的题型让学生练笔,怎样夹叙夹议。那年三中高考语文成绩全省第一名,特别突出。
这说明当时我教语文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的语文教学特点,一是狠抓语言文字基本功;二是强调时代感,强调结合现实,强调人文关怀。到了大学之后,我选择了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现如今很多文学理论包括博士论文都与文学创作分割。文学理论从何而来?就是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总结规律提升而来。可现在,文学理论是从抽象的概念而来,写出来的东西跟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关系,空对空。我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类似的文章,强调文学理论必须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才有实际指导意义。但是现在依然是理论还是理论,创作还是创作,两者分割。现在作家极少看文学理论。我接触的许多知名作家都说,他们从不看什么文学理论,看了这些都无法创作了。
李:请您谈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老师这一身份转变对您当时以及此后学术道路所产生的影响。
陈:中学教学主要是文本教学,大学则主要是宏观、系统的文学教学,实际上内容没有改变。中学主要是一些当代文学选出来的经典散文、短篇小说,当然还有不少古文。到了大学内容和视野就更加开阔。
1977年我开始正规地研究当代文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研究。也接触全国范围的文学研究动态。1978年就走出去,到东北、武汉、广东、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另外《文汇报》举行了一次关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外刊物发表文章。从中学到大学转变主要是视野开阔了,由文本单篇的分析上升到完整地把握全国以至于全球的当代文学动态分析。
在《文汇报》上我第一次用了“公仲”这个笔名。说起我的名字还有故事呢:我在家五兄妹排行老三,正好在中间,小名叫“中中”。发蒙读书要个学名,按辈分是“公”字辈,图简单,就把我那“中”字加个人字旁就叫“陈公仲”了。可用了一两年,父亲想想不对,古文说伯仲叔,仲是老二,可我是老三呀!不能叫“公仲”,干脆谐音叫“陈公重”。于是,我这名字就用了一辈子了,户口、身份证都叫“陈公重”。写文章用笔名,我就把“重”字上下拆开,叫“公千里”。可在“文革”时期,我来到了江西大学后给《文汇报》投稿,报社在发表文章之前要对作者政审,要单位盖公章认可才行。我就又想到我曾用过的“公仲”名字。江西大学就在我文稿作者“公仲”的名字上加盖了公章。文章发表了,“公仲”这笔名就此一直跟随着我,以至于许多人把我原名都忘记了,甚至我的有些稿费都因此名与身份证不符而领不到。我这名字的变迁,既反映出了我从事文学道路的里程,也折射出我们国家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印迹。
李:您最初主要是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积极参与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讨论,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当代文学纵横谈》,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能否请您谈谈20世纪80年代亲历过的文坛状况和研究工作。
陈:当时上饶师范学院缺当代文学老师,邀请我去那里教两个月,让教务处调课,把当代文学课集中到两个月内。这期间我发现他们没有教材,就带了两位高才生,一边听课一边做记录。之后整理出来,编了个小册子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纲要》。1981年在庐山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将这本书散发了。当时,代表们踊跃排队,要这本书。不久,这本书受到批评。当时,我比较紧张。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朋友来电话问我近况,我就把此事说了。没想到此事传到了中宣部。后来中宣部部长王任重的秘书致电省委宣传部,表示不要搞大批判。此事就这样有惊无险过去了。
1980年代,我参加的学术活动有两个重要的会议。一是1980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文学理论会议,后来主持人觉得名字太大,就改名为全国高等院校文学理论研讨会。那是拨乱反正后第一个全国性文学理论会议,有中国社科院、人民日报、中央党校、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以及不少高等院校校长、专家、教授参加。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陈荒煤(文化部副部长,当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省里总管此事的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李定坤,会议秘书长是省文联副主席矢明。我是会议副秘书长,分管接待联络和简报。李定坤对我说,派两个人给你做助手,一个是文化厅办公室廖主任,一个是省文联的刘仁德。我们把庐山当时所有的宾馆饭店全包下来了,还不够住。我把一个宾馆的小会议厅改成了寝室,搬来了七八个双人床,安排一些年轻的代表来住。记得当时余秋雨来找我,说这里条件太差,要求换个住处。我不认识他,见他很有些情绪,还是耐心地解释说:“实在是来的人太多了,临时加了些床位,请原谅!暂时将就着住下吧。我也和你们住在一起。”说实话,当时庐山条件的确很差。刚刚开放,庐山的接待宾馆水电设备尚待更新改造。一个别墅,三五间房,住上三五个老教授专家,一人一间房,有地毯、沙发、会客厅,但只有一个卫生间。吴强说,早上上厕所要排队,真难等呀!特别是用水没保证,自来水时有时停,热水一人一天一瓶。陈白尘说,我一盆水,先洗脸,再洗脚,还要留着冲厕所。丁玲、陈明、公刘先期到达,是以疗养名义安排在疗养院,也是两人共用一厕所。病房还没有写字台,丁玲就用纱布绷带结成绳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在胸前腰间兜着一块长方形木板,成了写字台。丁玲笑着说,这是在北大荒学来的呢。尽管如此,到会代表仍络绎不绝,人满为患。
陈:1973年我给工农兵教学,带了一批学生进行党史研究,到了秋收起义文家市、武汉等地,出了些关于秋收起义、湘南暴动等的小册子,直到1977年开始教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研究台湾文学,因为总觉得讲中国当代文学,不讲台湾文学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何况,当时台湾文学在文坛已经十分火热抢眼了。艾青曾在我编写的《台湾新文学史初编》的序言中说:“中国新文学史,没有台湾,怎能算完整,怎不觉遗憾?”
与余光中(右)合影
陈:国内搞当代文学的一些人,对海外华文文学不读又不以为然,认为其水平是二流的,瞧不上。另一个是怕触到政治敏感问题,采取规避态度。如每年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评选,很多人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不应该参加国内排名,我却尽力争取。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取得了共识:海外作家作品只要在国内杂志上发表,在国内出版社出版,就可以参评。条件放宽以后,无记名投票,张翎、陈河、陈谦、沙石、施雨、吕红、曾晓文、张惠雯等都进入过年度全国小说排行榜。
陈:如今新移民文学肯定超过了当年的留学生文学。我们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其实一开始就是从留学生文学起步,但经过这四十年的发展,很多研究现在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就不行了。当年研究留学生文学的研究者不是走了就是老了,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到今天大量研究者搞来搞去还是研究陈映真、白先勇,很少听到研究他人的声音。陈映真、洛夫走了,耶鲁大学的郑愁予退休多年,可现在与过去相比似乎发展变化不大。而如今新移民文学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越了留学生文学。当年留学生文学主要思想观念是乡愁,表现的是忧伤、失望、痛苦的呻吟。而新移民文学所表现的不完全是这样,既有乡愁,也有拼搏与奋斗、信心与希望。在国内文坛一些研究者看来,新移民文学较肤浅,表现不够深刻,认为在异国土地上扎根不够,文学底蕴不深厚。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他们对新移民文学阅读甚少,知之甚微。新移民文学作家大都有高学历,语言文字功底深厚。他们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有海外生活的特殊经历,还有多元文化熏陶,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学世界,精彩纷呈,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感真切生动。他们对文学是写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认识会更为执着深刻。
陈:这个是绝对有影响的。不少华文作家甚至把在国内发表作品当成了个指挥棒,他们往往揣摩着国内报刊、出版社的意图喜好来选择自己创作的题材内容、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很大一部分作者以国内发表出版为荣,以国内发表出版来衡量其创作的成就。这样就改变了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初衷。能在国内发表出版,是很好的选项,但是,这不能是唯一的选项。创作的终极目的,是力求不朽,为广大读者,为子孙后代,为人类留下不朽的精神财富,也是对自己一生的经历,思想情感、梦想追求有一个交代,不要枉度此生。现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也有了新的出路,海外出现了不少民间的报刊、出版社,而且很有发展的势头。记住,现在面对发表、出版以至于评奖的诱惑,别忘记作家哈金的一句话:“我们应该直面于不朽!”
李:您从事学术研究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至今仍然手不释卷,乐此不疲。是什么让您始终保持这样的学术热情?能否请您谈谈在治学之路上对您产生重要影响的学人和著作?回顾过往,您对自己的学术人生有哪些感到欣慰或者遗憾的地方?
遗憾的是后继乏人。20世纪80年代,华文文学研究盛况空前,华文文学研究成为我们学生毕业论文的热门选题,但近些年来研究者日渐减少。研究不是追求热闹,而应该追求不朽。有些学者认为华文文学必死无疑.一些海外二代、三代移民慢慢失去了母语,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只能依靠老人,目前可以说是日渐式微,但还不能认为必死无疑。因为移民是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不会中断的。有新生代移民,就必然有新移民文学。以新移民文学为主体的华文文学,前途是光明的,不必悲观。世界华文文学必定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但需要有更多人的坚持不懈。眼下困难还是蛮多的。但有亿万华人为后盾的华文文学绝不会死,只是有些时候可能会寂寥,有起有伏,有高潮期也有落潮期,这是正常的现象。
李:长期以来,您一直呼吁学界以更多的热情关注海外华文文学,鼓励年轻学者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作为前辈学人,您对将要或正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些什么建议?
陈: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要坚守不移。赚钱是不可能的,搞文学事业本来就是孤独、寂寞、清贫的,要有坚守的牺牲精神,要追求不朽。
李:作为一名扎根于赣鄱大地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您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同时,也长期关注江西本土文学创作状况,撰写了大量关于江西作家创作的评论文章。能否谈谈您对近年来江西文学创作的印象及其未来发展的期待?
陈:江西文学事业自古以来是非常发达的。民国时期梁启超曾说,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个省是江西与四川。新中国成立后,江西有突出影响的作家不多。有位江西大学的前辈胡旷,代邓洪写了个《潘虎》,全国影响不小,号称是“中国的《夏伯阳》”。戏剧创作上有石凌鹤,小说创作有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大学有“三胡一相”(胡平、胡辛、胡金岱与相南翔),我在《光明日报》上戏称为“三只老虎、一头大象”。现在年轻一代有位阿袁,是全国难得的一颗文坛新星。
江西创作要发展,就要走出二三流城市的局限,正如我写的电视剧《井冈之子》中的人物独白:“该下山了,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与巨大的海洋。”江西应该要有个“下山意识”,要视野更开阔,看看外面的风景,面向更广阔浩渺的大世界。
(公仲工作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文章作者:李洪华、吴敏工作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22年第6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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