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既包括有形的文明古迹、文物器具、地标建筑等，也包括无形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仪式过程等。
如何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以及将其进行艺术呈现？4月12日下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2025年理事会暨文艺评论工作会举行两场圆桌研讨，多位专家齐聚郑州，从文艺理论、文学和艺术门类等方面阐述各自见解，表示当今文艺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中要把握题材元素、主题思想、文化根脉和精神内核四个承载。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河南文艺评论中心(河南大学)承办，河南博物院协办。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 要擅于提炼文明标识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任务。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文明标识的民族意义何在？首场圆桌研讨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王廷信宣布研讨开场后，中国评协副主席傅道彬表示，文明标识的提炼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极其重要，它可以是一个图腾、器物、制度、思想、概念或者代表性人物，“以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文明标识为例，说明了文明标识既可以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有形器物，也可以是思想层面的无形精神。”傅道彬说。
另外，中华民族擅于将文化符号藏于器物之中，特别是礼器，“文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本性标识，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和艺术追求，”傅道彬强调，“文字是集体性标识，具有集体意义。”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五个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精准画像”，意蕴深刻，引人深思。傅道彬认为“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最突出特点，其与西方文明的断裂性形成鲜明对比。
但中华文明标识由于包容性强，中国地域广阔、古今差别过大，存在着难以确定性，难以找到一个代表性的标识全面概括，但这恰恰也反映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
基于此，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心峰认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找一些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能够体现中华文明本质特征和特色的元素进行概括。
李心峰强调了艺术在文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他以现象级舞剧《只此青绿》和《咏春》为例，“《只此青绿》就是把古代可以称之为文明标识的《千里江山图》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给现代观众，获得极大成功，《咏春》走出国门，在欧洲巡演，受到外国观众追捧，将中国功夫这种文明标识传播出去，”李心峰说，“用当代艺术形式来呈现中华文明标识大有可为，其中的空间非常大，有可能成为作品成功的一个保证。”
“君子文化”何以成为中华文明标识切入点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认为，整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核心思想是“怎么做人”，“君子文化”正是这一核心思想的体现。
“《论语》中一共约有15950个字，其中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君子’，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是‘仁’，”钱念孙说，“比如君子以义为利、小人以利为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说明了君子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深厚底蕴和广泛认同。”
更重要的是，“君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广受尊崇，并深入民间，成为中国老百姓做人做事的准则。钱念孙提到了中国画最多的题材——梅兰竹菊，这些都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并以苏东坡画竹、郑板桥画梅兰竹菊为例，说明了艺术家们通过画作来表达君子品格。
钱念孙认为，君子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通过各种传统艺术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对高尚品格的追求，其次，君子文化谈的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的道理，与中华文化的伦理哲学紧密相连。”
所以，君子文化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国人集体人格的体现，“因此，在探讨中华文化精神标识时，君子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钱念孙说。
如何用艺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各领域有心得
既然琳琅满目的艺术门类是构建和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手段，那么当下文艺界如何体用贯通，以艺术之姿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第二场圆桌研讨主持人，河南省评协副主席、河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席卫权认为，各个门类来一场跨界融合的讨论很有必要。
中国评协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培贵从文化的角度对书法进行研究，他认为书法是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书法是基于字而出于用的书面表达，书法具体到每个书写者是身心修行，更是一种价值追求体系，”叶培贵说，“这是书法的三个层次，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
浙江省评协副主席、秘书长沈勇以火爆全国的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为例，提出中华文明现代构建应具有三个特性：动态的历史性、当下的现代性和跨区域的通用性。
沈勇还推介了爆款越剧《我的大观园》及主演当红越剧演员陈丽君，介绍了该剧的现象级表现及年轻观众对它的喜爱，“《我的大观园》在叙事、舞美、跨界审美等方面都进行创新，以及在舞台上进行三层平台设计，这些创新使得越剧更加生活化，接近话剧，同时又能很 好地表现越剧的特色。”沈勇说。
但同时他也没有回避戏曲参与中华文明标识构建面临的挑战，那便是传统技艺的传承压力与创新表达的需求张力、形式革新的视觉冲击与内容深度的消解风险，以及地域文化特质与全域传播的适配难题等。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也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上海戏剧学院二级教授、电影学院院长厉震林表示，在电影艺术中，中国电影对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贡献，为原有的中华文明赋予了新的视听艺术形态。
厉震林阐述了“人民性”在中国电影中的体现与价值，劳动者的形象成为电影的表现主体，这一变化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独特性，电影的传播面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地区，为了适应农村需求，电影的美学也发生了变化，“人民性”概念的电影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影响力巨大，因此，中国电影“人民性”的概念在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人民性’概念贯穿了整个中国电影史的商业形态，也包括主旋律电影，但电影的人民性根脉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神话、家国情怀、儒家文化等，这些都在中国电影中得以延续。”厉震林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箫放着重阐述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过程中的挑战，重点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现代设计的结合，箫放强调，标识体系必须是综合性的，要有核心、有层级、有类别、有系统，他的核心理念是“温柔敦厚 和合众生”，但如何将其用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这就需要特别的研究和提炼。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介绍了网络文学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何弘认为，网络文学不仅仅是类型小说或电影等娱乐产品的源头，更在深层次上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逻辑。何弘说：“网络文学的互动性特点，包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等，这些互动使得网络文学成为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文本，再加上人工智能在如今文学创作中的应用，这进一步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面貌，网络文学作为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文艺创新中不断挖掘中华文明标识富矿
中国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在两场圆桌研讨的总结发言中表示，所谓重要标识，是指能代表中华文明独特精神、标识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观的符号系统，这在题材元素、主题思想、文化根本和精神内核四个方面为文艺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藏，也为文艺作品提供了思想内涵、生命根脉、历史源泉和精神支撑。
徐粤春介绍，近年来，许多文艺作品都浸透着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传递着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比如，电影《流浪地球》着眼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人对地球家园的深厚感情和对地球未来命运的忧思，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舞剧《朱鹮》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以中国文化象征吉祥美好的珍稀鸟类为题材，探讨生态之道。
国潮、国风、国运成为新时代文艺的重要表达，舞蹈《只此青绿》以宋代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通过舞蹈、音乐、视觉等艺术的融合，展现了中国传统山水的美学表达。这些文艺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蓝本，以当代的文化产品形式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徐粤春介绍了文艺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中的基本路径，首先是以大众化解码传承人民精神，将中华文明的复杂思想和文化符号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提炼出来，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得以展现。
文艺作品还要贴近当代人的审美追求，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时代化的转化，为文艺创作带来新的活力。比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都是借助经典作品进行时代化创新，赋予传统故事以新的精神内涵，从而契合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徐粤春强调了文艺作品在国际化传播中的重要性，文艺作品需要具备国际视野，通过跨文化的表达方式，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传播到全球。还要构建具有辨识度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例如，“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通过影视作品、图书、游戏等走向海外，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认知发生正向积极的变化。
但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过程中也要避免实践偏差，徐粤春说：“首先要避免符号化的堆砌，过度使用传统符号容易导致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其次是警惕功利化的模式，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同时应防范浅薄化，对经典IP的滥用是对传统文化的伤害，容易导致文化内涵的流失和变异。因此，需要建立起重大文明标识符号使用的规则制度，确保文艺创作能够真正发挥其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认同的作用。”
（顶端新闻记者 王峰；摄影：王望 徐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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