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杂志】梁思礼：“祖国，我回来了”！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里陈展着一份珍贵的资料，它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的业余学习笔记，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轨道图形。这泛黄的纸张，承载着梁思礼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执着，对祖国的赤诚。

梁思礼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4年8月24日出生于北京。梁启超对这个小儿子很是宠爱，还给他起了个“老白鼻”（英文baby的汉化音）的昵称，且允许他随便出入自己的书房“饮冰室”，其中宠爱由此可见一斑。

不幸的是，1929年，梁思礼还没满5岁，父亲梁启超便因病去世，母亲王桂荃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虽家道中落，生活艰苦，但王桂荃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坚持供孩子们读书。

1935年，梁思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转入耀华中学。他曾目睹母校南开中学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让他痛心不已，无法忘记。1941年，他从耀华中学毕业。母亲告诉他，父亲生前希望孩子中有人能学习科学技术，实业救国。秉承着父亲的遗愿，他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

临别时，母亲将变卖家里值钱物件凑齐的400美元交给他，细细叮咛他：“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今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

梁思礼到美国半个月后，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正式宣战，中美联系的通道中断，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在美国留学8年，他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只能靠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他在学校食堂洗碗，到餐厅当侍应，去罐头工厂流水线当工人，还曾当过游泳池救生员等。

然而即使再难，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他说：“留学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工业落后，所以想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出力。”1943年，梁思礼放弃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主修无线电，后又学自动控制。普渡大学三年的课程，他用两年就学完了，于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随后，他进入辛辛那提大学继续深造，攻读自动控制专业，并先后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和博士学位（1949年）。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放弃了美国无线电公司抛过来的橄榄枝，以身作则带头回国。离开美国前，梁思礼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后来，梁思礼曾被问及父亲对他的影响，他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虽然因父亲早逝，梁思礼没能由父亲亲自开蒙启智，但父亲从小就在他的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

1949年9月的某一天，梁思礼、梁思懿以及一群留美学子，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日，他们还在邮轮上。他们从广播中听到这一好消息时，高兴不已，决定庆祝一番。他们想做一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但他们都没见过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于是凭着得来的消息就地取材，找来一块白床单，用红药水染红，把最大的黄五角星放在红旗中间，四个角各放一颗小黄角五星围绕。

邮轮在海上足足航行了一个月，终于在天津码头靠岸。这群怀抱着科学救国理想的留美学子终于从美洲大陆回到华夏九州。意气风发的梁思礼走下舷梯，奔向白发苍苍的母亲，奔向阔别已久的祖国。

“祖国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回国后，梁思礼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中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

1956年是梁思礼人生中的又一个新起点。

那一年，中国第一个导弹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负责自动控制研究室，成为院长钱学森麾下10位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五院100多人里，除了院长钱学森，没有人见过导弹或火箭的样子。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没有经验，中国的航天事业真正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在那个时代，百废待兴的祖国能够给他们提供的技术支持和设备条件也极其有限。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梁思礼与同事们毫不畏惧，边学边干，在不断摸索中跌跌撞撞前进。

1959年，五院从仿制苏联P-2导弹开始做起，梁思礼是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之一。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了专家并带走了全部教案和技术材料，仿制工作一度停滞不前。梁思礼和同事们抱着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导弹的决心，迎难而上，刻苦钻研，终于成功解决了超差代料问题，研制出了具有替代性的合格的国产燃料、材料和元器件。

1960年，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在酒泉试射成功，射程比苏联P-2导弹还要远一半。从此，中国航天事业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当然，梁思礼和同事们自主研发的脚步没有停止。

两年后的1962年3月21日，梁思礼和同事们终于盼来了中国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发射试验。在导弹发射的当天，他站在离发射地点仅有两公里的吉普车旁，满眼期许地听着对讲机里的倒计时，却遗憾地见证了导弹发射失败的过程。这带给梁思礼极大的震撼，但没有击溃他的信心。

在梁思礼的带领下，科研人员反复修改、试验，经历了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后，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终于在1964年发射成功。

随后，梁思礼被任命为“东风二号甲”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参与到导弹、核弹“两弹结合”的工作中。当时，“东风二号”采用的是苏联导弹的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容易受到地形干扰，局限性明显。梁思礼和同事们协力攻关，经过反复计算，研发出全惯性制导系统，极大提高了导弹的制导精度。1966年，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甲”完成两弹结合试验。从此，中国成为真正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梁思礼并未止步不前，他又投身于“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研制中。1980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在响彻大地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准确落在了南半球预定海域。当时，聂荣臻元帅激动地握着梁思礼的手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你们立了大功。”中国由此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洲际导弹发射技术的国家。

之后，在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发中，梁思礼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1981年以后，梁思礼开始大力推广航天软件工程化，先后领导了标准化、模块化、通用化的计算机自动化测试系统，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工作。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航天软件工程化，提升了工作的可靠性和效率，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划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参与了中国航天史上诸多个第一。他和几代航天人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了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梁思礼矢志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航天事业，这是他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