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8 00:19 阅读量:5k+
华人号:文舞霓裳【作者 王小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摘要:张凤的传记散文以哈佛华裔学者为主要书写对象,尤为注重记述华裔汉学家的生平经历及学术思想成就,通过叙写事功以探索、描述海外汉学史的发展,并将人物学术活动置于20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文化流动背景下,考察、辨析个体生命与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体现“事”、“史”与“势”的复杂关系,在深刻呈现海外学人个体生命追求与心灵世界的同时,为中美文化交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留下了一份重要见证。
关键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张凤、传记散文、中美文化交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源于人的创造活动,生成于“人的活动”[①]也即人之“事”中。许慎《说文解字》释“史”,“史,记事者也。” 同时,历史“与‘事’本身的发生、展开、完成过程相联系。”[②] 历史人物的活动与成就,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发生,也即“势”,这就与广义层面上普通民众的共同参与相关联;另一方面,历史人物又在特定之“势”中,凭借自身禀赋、能力及机遇自觉为“事”,由“事”成史,以事实的方式参与历史变迁、文化演进,同时也以价值的形式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而在日常用行层面对民众产生示范与引领作用。也因此,文学对历史的书写,不仅是对“事”的记录、描摹与评价,同时也应包含对“势”的辨析及对“史”的体认,这在张凤的传记散文书写中都有所体现。在《哈佛心影录》《哈佛缘》《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哈佛采微》《哈佛问学录》[③]等散文著作中,张凤以哈佛华裔学者的学术、生活及精神世界为主要书写对象,尤其注目于哈佛华裔汉学家的学术贡献,不仅以温润沉静、蕴藉雅正的笔致描摹生命历程,勾勒“百年来哈佛大学华裔学者的研学史”[④],且多所呈现个体活动与历史情境的关系,以“类”、“群”的方式探索哈佛华裔学者在美国汉学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构建起海外“文化中国”价值空间,体现“美丽充实”的哈佛精神与中华文化之“灵根自植”的水乳交融,为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一、哈佛有“女史”:“事”的描摹
自1982年起,张凤随先生黄绍光博士[⑤]迁居于哈佛剑桥一带,后任职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编目组逾25载。她熟谙哈佛历史及校园文化,浸润于哈佛精神既久,又常与诸学者往还,嘤鸣相召,遂以史家之信实、文士之诗心,为其一一立传。其笔下的哈佛华裔学者多为赴美留学生,以代际而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赴美留学者,如杨联陞、赵元任、赵如兰、夏志清、裘开明;第二类是50-70年代自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赴美的留学生,如来自台湾的高友工、杜维明、张光直、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陈幼石、郑培凯、傅伟勋,以及来自香港的陆惠风等;第三类则是80年代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如来自大陆的田晓菲、汪悦进,来自香港的李惠仪等。除这三类哈佛华裔学者“核心”对象外,张凤亦关注并书写与哈佛“周边”人物,如短居于哈佛附近并曾至哈佛访问的鹿桥,曾任哈佛访问学者的叶嘉莹、任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访问学者的张爱玲,以及哈佛“邻居”麻省理工学院的戏剧学者台益坚、擅写小说的高能物理学者郑洪、航天结构动力学家卞学鐄等,此外还有19世纪赴哈佛进行汉语教学的戈鲲化,以及非华裔学者韩南等。在张凤心中,“哈佛”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学术精神、文化氛围的象征,以哈佛为中心而汇聚起的海外华人“想象社群”[⑥],体现了中美精英文化的交互辉映。秉笔书写,为这一社群留影并刻画栩栩如生的“难忘的群雕”[⑦],从而“启发延续中华文化”,是张凤的“终极关怀”[⑧]所在。
以治史的严谨进行文学书写,是张凤传记散文的重要特点。她自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美深造,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继续深造,研究20世纪前半叶中俄关系人物史,具有扎实的史学素养。在记述人物事功、探究人物学术个性时,张凤往往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细心查考,因而持论中肯、具有说服力。如写杨联陞时,她以赵如兰的回忆作为杨联陞与费正清之间一段关系的证明,细读燕京图书馆所藏胡适给杨联陞的书信,以印证后者在佛学、语言学方面的广泛兴趣及成就,又引述陆惠风所忆及的杨联陞与周一良之约,写出其内心报国愿望及遗憾。
又如,在探询傅伟勋的佛学、生命哲学研究时,追溯其家世及生活经历,以真切详实的记述揭示傅伟勋少年情感体验中“对死亡的迷惑与恐惧”及阅读经验对其日后学术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及,在评述陈幼石基于女性主义立场的学术研究活动之前,先追溯其家世历史,点出陈幼石“受母亲的影响,有能舌战群雄不败的战斗力,是位女中豪杰。”深入剖析其学术成就与生活背景之间的密切关联。胡适曾在留美期间所写《藏晖室札记》中记述关于传记文学的看法:“昨与人谈东西文体差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也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张凤的传记散文便是如此,结合了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和西方近代以来传记文学的特点,既凸显传主事功成就,又深入考辨其成长背景及生平,从而呈现其文化性格、学术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揭示“人”与“事”之间的深刻关联。
通读张凤的传记散文,予人印象最深的当属其对各家学者研究领域、观点、成就的熟谙。张凤的传记散文视野开阔,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理工科等领域的人物都有所涉及,且能持续关注、跟踪学术研究前沿,以清晰明快、富于活力的文笔条理清晰地呈现对象的学术理路,这与作者的史学训练不无关系。例如,有两篇文章论及王德威,一篇是《哈佛心影录》中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王德威教授》,一篇是《哈佛问学录》中的《如此繁华——首开哈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王德威教授》。两篇文章各有侧重,前者重点评述王德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研究, 后者则沿此脉络进一步深化,介绍王德威对“现代性的历史性”的思考,并据此梳理其“华语语系文学”的学术理路。文中不仅对王德威在理论与文学相结合方面的贡献多所论述,更述及其近年来对诗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探究兴趣,显示了对传主学术进路、新近成果的注目与关切。
又如,论及孙康宜的学术生涯及成就时,《哈佛心影录》中《女诗人与陈柳诗词情缘——孙康宜教授》一文除详述孙康宜生活道路及思想之外,主要围绕孙康宜的力作《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展开讨论,对书中的崭新观点及补白之功进行评述,《哈佛问学录》所收入的《文学的声音——孙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学研究与生命情怀》一文则引介孙康宜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及其“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亦关注到孙康宜将张充和口述历史编撰整理为《曲人鸿爪——张充和曲友本事》,并编撰了《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体现张充和在传播昆曲、书法文化方面的贡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足以见出作者长期披阅学术著作,且勤于搜集最新史料,其用功之深、之广殊为难得,此外,与传主的熟稔交往又使其述学文字平添一种“同情的理解”,堪称“将文学和学术带出哈佛课堂,推向‘公共领域’”[⑨]的不二人选。
张凤的传记散文除叙写人物事功成就之外,又能以娴熟的文字技艺刻画传主的性情气质。她善于撷取日常生活中富于个性特征的片段,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刻画传主个性心理,从而塑造出“鲜活感人”[⑩]的人物形象。以曾在耶鲁及哈佛都担任人类学系主任、后又任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张光直为例,张凤在描绘其性格特征时,注重捕捉微小的生活细节及私人交谈中的只言片语,寥寥几笔即写出张光直待人接物的境界及深思熟虑的个性,揭示其长年位居学校管理层——这在华裔学者中殊为难得——的深层原因,一个见识非凡、澄心静虑的“宋明高士”[11]形象跃然纸上。
在写夏志清时,“夏教授说话常深露笑窝,那象征老福的戽斗下巴,益是天真可爱”[12]一句, 不仅与前文的“谐谑成性”[13]、“宅心仁厚”[14]相呼应,同时也与其“感时忧国”[15]的学术关怀及“伤心事怆然不堪述”[16]的生活经历形成强烈对照,生动刻画出其人间情怀及豁达心性。书中记述赵元任之女赵如兰——哈佛第一位华裔女教授,采集、描绘赵如兰在生活中的点滴趣事,如在艺文小集中以妙趣横生的方式讲演、展示不同唱法,引起众人热烈反响,又在路上模仿京剧老生的姿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刻画出赵如兰活泼幽默、跳脱潇洒的个性风采。
张凤的传记散文书写,结构丰富多变、摇曳生姿,往往能根据写作对象的特点及写作主旨精心布局,因人成文。在《一怀孤月映清流——汉学名师杨联陞》中,张凤以一场追思会为开篇,通过诸位友人、学生的回忆而勾勒出其治学冷峻认真、待人宽厚热忱的人格魅力;对于在海外倡导“文化中国”而影响深远的杜维明教授,张凤开篇即点出其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切:“我们虽然生为中国人,但对中国自己的东西不论古往今来,都了解得太有限了……”随后在有限的篇幅内以平实雅正的写法细细爬梳、呈现杜维明的学术思想,一个心怀家国、视野开阔、以批判与创造的精神探索儒学的“新儒家”形象呼之欲出。
而在《绣荷包的缘分》一文中,张凤藉由被王德威、汉学家韩南托付的“绣荷包”一物引出韩南与张爱玲之间的一段交往,在真切再现、还原历史细节的同时,写出“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关联:“李鸿章家传荷包”来历之深、做工之精恰切映照出张爱玲的亦古亦今、华丽苍凉,同时也承载、见证着跨国学术情谊之厚密。
训练有素的史学修养、清新雅正的文学风格使张凤的人物传记书写别具一格、自成一体。而在以文字点亮闪闪繁星的同时,整片星空也随之璀璨。张凤以师友交游、学术互动为线索,梳理公共文化空间网络的建构,着力凸显哈佛华裔学者的文化社群特点:杜维明在1982年创建学术团体“哈佛儒学研讨会”;赵如兰与陆惠风于1983年建立“剑桥新语社”,定期召集“红白粥会”;1986年,郑培凯创办《九州学刊》(后与《学术集林》合并组成新刊《九州学林》),并与杜维明共同召集《九州学刊》年会,1990年后改为“中国文化研讨会”;陈幼石与李昂等在1989年创办《女性人》杂志;哈佛、耶鲁等校的学人及作家共同组成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
1994年李欧梵创立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后由王德威继续引领、张凤承办;自2005年起,在王德威、田晓菲等学者的主持下,中美作家、评论家时聚一堂,交流研讨等等。张凤本人在1984年入职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后,也应邀参与筹备、组织学术活动,在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哈佛中国文化研讨会、剑桥新语社等团体中长年担任联络人 或活动主持人,因此对这一文化社群极为熟悉,不仅能详述学术团体建立、发展的来龙去脉及人事组成,且以中华文化传承为出发点探询、呈现哈佛华裔社群团体的使命及价值依归,在此历史关怀下凸显这一文化社群的事功成就,展示其无远弗届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基于哈佛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华文化海外播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杜维明为张凤序言亦指出,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是“‘人和’胜境”[17]。对哈佛华裔学人风采、社群文化价值的真切描摹与深刻呈现,构成了张凤传记散文书写的突出成就。
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史”的绵延
哈佛华裔学者众多,且均在自家领域建树卓著,如群峰屹立。这固然构成了精彩纷呈的对象世界,却也为以特定群体为对象的系列性散文写作带来一定挑战,如何使零散的篇章彼此产生紧密关联,构成完整内烁的文本世界,从而以文字的律动体现“群体性”生命世界,这是散文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张凤具有清晰明确的对象意识,“尽量写华裔汉学,风格要确定”[18]——通过拣选对象内容而保持整体性、连贯性;另一方面,则以“启发延续中华文化”为“终极关怀”,在此一精神宗旨下涵摄对象世界,在对“心灵故乡”的情感认同与智性探询中寻求主客体生命的激荡与交汇。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之关系,便成为彼此念兹在兹的切身命题,张凤与海外华裔汉学家的生命共振由此产生,其富于历史意识的传记书写亦沿此一共同关心的文化脉络展开。
首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张凤在传记散文中力求呈现不同代际学人在西学视野中重审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致思路径。杜维明在序言中指出:“我们虽然希望面向大西洋的美国历史发源地可以为东亚文明的再生创造契机,但我们有自知之明,真正塑造剑桥话语的是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19] 这应是哈佛华裔汉学者的共识。杜维明本人在海外力倡“文化中国”,影响巨大,是海外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但同时,他所主张的乃是以批判性眼光提倡儒学,“对儒家传统并没有任何浪漫式的迷恋。”“对政治化的儒家,保持高度警觉。”“儒学必须对现代西方文明所塑造的生命形态,做出创建性的回响,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20]
张凤在传记书写中充分援引这些观点以展示传主的多元文化视野及清晰的历史意识。这种以现代西学视野观照、考察、辨析中国文化传统的路径方法在对其他学人的书写中亦有体现。高友工对中国抒情美典的研究开启海外汉学一种传统,张凤指出其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哲学及以之为基础的语言哲学,借助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去探索人文领域的美感经验,同样体现的是西学视野及方法。但同时,也认为高友工“明示了西洋传统‘知识论’的残缺偏枯”,因而“一方面接受了分析传统的语言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能兼容中西文化的美学范畴与价值。”[21]
而在更为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孙康宜擅长“以西方的新观点如女性主义等来研究诗词”,“重新找到中国古代妇女的声音”;郑培凯在研究中“总采开放创新的态度,研究方法也不墨守成规,融合各种学科,甚至融入诗人的想象,以探索古人的心灵世界与处在历史环境中的具体生活镜框。”李惠仪深入辨析晚明至清代的文学中所体现的个体意识与国族意识,“思量晚明精神面貌,在清初的持续与转化兀自散发出女性自觉与抗争”;田晓菲则以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及人性洞察论《金瓶梅》,在欧洲手抄本文化著作的启发下研究陶渊明,写成《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等等。张凤在评介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成果时,格外注重其现代西学视野对学术致思路径的影响。
其次,是在对“现代”的研究中接续、融通中西方文化传统。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张凤在论述其学术生涯时,多方采用钱钟书、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的评论,印证其“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谱系”这一核心成就,此外更特别点明夏志清“对美国文学的发展保持敏锐的触觉”及“感时忧国”的意识,着力凸显其对中西文学传统的承续与融汇。
在记述王德威学术事功时,张凤尤为注重介绍其关于“现代性的历史性”的研究,“现代性意义不在于内烁真理的呈现,而在于对历史坐标的不断定位。”而这种“历史性”同时也关联着“主体性”问题,基于此,张凤以较长篇幅引述王德威的观点,譬如,“现在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平心静气地思考章太炎那种庞大的既国故又革命、既虚无又超越的史论历史观呢?现在对陈寅恪讨论很多,可他的历史隐喻符号体系的诗学,还有《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有多少西方学者能够认识呢?”又如,“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反之亦然?
传统理论大开大阖的通论形势,和目前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22]张凤的传记书写以有力的方式呈现出海外华裔汉学家因其多元文化身份和知识结构而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较国内学者更为强烈迫切因而也更为积极前瞻的古今及中西融通意识,她深刻理解、把握并呈现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共同点:一方面,对当下汉语文学现场具有持久、强烈的兴趣,不断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激活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将对文学新变的考察回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探究,从而摆脱“此时此地”的限制,在对“完整的历史意识”的不断接近中,考辨源流、检省现实,进而使自身成为填补过去与现在裂隙的存在。这种对“历史性”、文学传统的坚持在张凤的传记散文书写中有着充分呈现。
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中,汉语教学史是相当重要但却易被研究者忽视的领域,原因之一在于,人们通常认为汉语教学的门槛较低,与汉学研究相比处于较低位次。事实上,语言教学所特具的文化传播功能及其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远远超乎想象,这在美国汉语教学界已有不少例证。如执教于耶鲁大学的苏炜,在汉语教学方面成就卓著,曾于2019年获得“理查德·布鲁海德优秀教学奖”——耶鲁的五个最高教学奖之一,其学生还以苏炜的名义设立了奖学金,此外,苏炜曾带领四名耶鲁学生赴北京参加2007年国际大学生中文辩论赛并夺冠,其中两名学生温侯廷、邵逸青又与苏炜一起,跟随张充和学习书法。邵逸青亦曾选修孙康宜的中国古典诗词课,对中国文化研习颇深,温侯廷则已成为国际翻译界中翻英的著名翻译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足以说明语言教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优秀的语言教师在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苏炜亦是张凤的文友,张凤曾引介其与耶鲁大学的孙康宜等学者相识,同样体现了“哈佛”的文化社群性质——而非仅仅是地理空间。
也因此,在汉学研究史之外,汉语教学史也是张凤关注的重要对象。她在传记散文中多所记述华裔学者在语言教学方面的贡献,如赵元任编过实用性很强的中文教科书《国语入门》;杨联陞的汉语教学亦与汉语研究相得益彰;赵如兰在《国语入门》基础上编撰相关补充练习材料,史华慈、傅高义、马若德等美籍汉学家学中文都由赵如兰“启蒙鞭策教导”[23];台静农之子台益坚则在麻省理工学院首创中文组,“使学生对社会责任及个人将来丰富而完美的生活,有充分的准备。”[24]在张凤笔下,华裔学者们在海外创建了多元立体的中华文化空间,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为中美文化交流、中华文化海外播散方面做出了贡献。
此外,张凤更以“史”的眼光,将美国汉语教学活动上溯至1978年哈佛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指出这一事件在中美百年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在耶鲁首位华人留学生容闳之外,揭开“中美交流的另一序幕”[25]。张凤调阅哈佛校史档案部中的合同、照片及各项单据,检视戈鲲化赴美教学之旅的种种细节,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体认文化交流史上筚路蓝缕者的开拓之功,“在离散中总有牺牲,文化也在流徙中传扬。”尽管戈鲲化后来因病在哈佛去世,哈佛中文课程也暂时中断,但却播下了美国中文教学的种子,“实为赵元任、杨联陞、赵如兰诸位在哈佛的教学者首开先河。”[26]其自编教材《华质英文》也一直保存在哈佛大学总图书馆中,见证着中美文化交流的一种发端,而戈鲲化与哈佛的早期密切互动则构成了中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基石。
张凤的传记散文体现出清晰深刻的历史品格,这与其自觉的“寻史”、“补史”活动密切相关。她不仅仅是以书写者、铭记者的身份进入学术史,同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在《永恒的戏》一文中,张凤提及曾代白先勇查找有关上海、南京的风物志及人物志书目,为王德威邮寄文史资料以助其学术写作,为陈幼石的研究影印书籍杂志,亦曾因搜集史料而结识诸多学者,欣然于“为一个庄丽的舞台上一出永恒的戏略尽些力”[27]。
张凤又以史家的敏锐,沿些微线索探询张爱玲的足迹,终于在哈佛史勒辛格图书馆中找到珍贵的“蓝点档案”资料,印证了张爱玲在哈佛的旧居——也即丈夫赖雅的逝世之地,补白张爱玲后半生行迹,并公布其手稿著作。
此外,张凤作为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持人,组织、主持了百场文学、文化会议,又曾任大波士顿区中华文化协会艺文小集首任召集人、剑桥新语社多年联络人、北美华文作家协会总会前副会长、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16任会长等职,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汉学研究、华文文学写作的发展,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28]。她与哈佛学人所共同组织的诸种文化活动与其传记散文交相辉映,不仅是文学书写的对象,同时也通过“事”的行为而构建起“情感共同体”,以与人的现实互动、对“事”的创造与生发而真切体认个体的存在,从而深刻影响了文学书写的精神内涵与历史品格。张凤的传记散文书写充分体现了“人”、“事”与“史”的互动,因而具有历史纵深感与时空绵延感。
三、明月何曾是两乡:“势”的消长与“情”的律动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交流与融合中得以实现。许倬云指出,一种文化系统越是稳定,“文化之熵”(cultural entropy)也便越大,也容易陷入停滞,只有在接触到新的文化环境、面临差异甚至冲突时,才有修改、焕新“文化基因”的可能。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代代人的“自由意志”尤为重要。[29] 在“自由意志”的作用下,知识流动与文化传播以自然选择的方式进行——类似于物体在自然规律作用下的能量流动与生命演化——体现出历史之“势”;同时,又包含着个体的生命与心灵信息,体现出“情”的律动。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30] 富国强兵的渴望、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促使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探索西方文明,从而催生出丰富多元、开放包容的留学生文化。与归国留美学人所面临的救亡与启蒙纠缠消长之处境不同,完成学业后继续留在美国工作的学者所面对的是西方学术传统体制及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格局,这对留美学人的学术训练、早期成就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即直接受益于英美人文主义传统。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研究 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一书对此有深入考察[31]。
20世纪以来,西方话语的优势地位决定了知识流动的基本走向,对这一历史之“势”的积极把握使海外华裔学者通过地理、文化的迁徙与跃进而成功跻身于国际学术前沿。自然,在此一动态过程中亦有摩擦。张凤的传记散文风格雅正平和,并未过多涉及历史复杂情势,而往往以隐微方式透露一二。如写陆惠风对杨联陞的回忆时,体认其“相当周全地提到杨先生钻研政治,但不涉及政治的态度。”又写到赵元任曾为杨联陞申请奖学金一事而指责魏楷(Ware),以及杨联陞与费正清之间的龃龉等种种“被压抑的不愉快”[32]。此外,张凤亦提及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所遭遇的种族歧视,这促使他最终选择回到台湾,“回归涵养的土地”[33]。
但更多的是写华裔学人的迎难而上、“顺势而为”,如同张光直对年轻学人的告诫,“不论做哪门学问,都应随时关注一般性的研究,打进主流,才不会被人视为地域性的汉学家。”[34]张光直本人即在国际考古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其学术成果极大推进了国际考古学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与研究。
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扩散与流布中,海外华裔学者以禀赋才华与积极意志突进国际学术体制的核心,固然有个人生命机缘的作用,但历史之“势”的潜在影响也不容忽视。张凤关于杨联陞的一段论述可谓切中肯綮。“杨先生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思想界从五四运动激情荡漾的救亡时期渐趋成熟,转而着眼于对中国文化深沉反思的阶段。他的一生贡献,正是这一转变时代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战乱,他不得不改变初衷,托身于宁静的哈佛校园,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这一转变虽未必符合他当年的师友陈寅恪、胡适的初衷,但从世界史的观点上来看,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今日在世界各校执教的中外学者中,曾受他影响教益的大有人在。”[35]
海外华裔学者的学术道路既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知识分子个体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以“群”的性质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知识流动的自然规律。阿德里安·比赞以物理学“建构定律”观察世界并指出:“生命和演化的现象,其实是能量的产生和耗散如何共同促进地球上所有物体的运动。”[36]人文知识领域同样重视思想观念在全球空间中的流动、纠缠、重塑过程,留美学人负笈海外,体现的正是纷乱年代中文化能量的凝聚、转换与迁移,他们在历史变幻莫测之海中拨云见雾,另外开辟中华文化的海外空间,以西学视野观照中国文化传统,使之焕发光彩,又以“回流”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国内的学术研究格局,从而彰显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
另一方面,“就思想观念的全球流动而言,是全球性的思想力量一起构建起了某种思想观念的‘普遍性’”,“‘普遍性’是在多元力量、多种思想观念杂糅纠缠中,以及相互的激发和吸收转化中生成。”[37] 不同思想观念的交织、碰撞诞生了思想的创新,这构成了另一种历史之“势”。海外汉学研究也推动了中国内部学术传统的转化与再生,同样体现了“顺势而为”的学术使命担当,这在张凤的传记散文中亦多所体现。
她写杜维明,不仅记述在“现代西方以动力横决天下”的时代,“一个对儒家身心性命之学有体知的人”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从而实现“责任伦理”,效法亚里士多德“漫步讲学”,且体现杜维明如何助力国内学者进入更为开阔的国际学术平台,如邀请北大陈来教授在哈佛以中文开课等;在《王蒙在哈佛》一文中叙写李欧梵邀请王蒙至哈佛,并介绍国内文学及文化状况的变化,与哈佛史学家、哲学家们共同探讨“消解”与“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王德威对学者自身历史经验及“主体性”问题的关切,“叩问在什么意义上,19、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明,可以放在跨文化的平台上,成为独树一帜的贡献。”以及由此生发的学术担当意识,如“身在国外的学者,有那么多的资源,又有语言的优势,理当为学术对话做点工作,可以让人们知道朱光潜、宗白华、瞿秋白”[38],等等。张凤的书写,记录了数代海外华裔学人在自身研究之外,积极搭建桥梁,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世界的用心和行动,凸显出哈佛文化社群在全球化知识流动、思想流动时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赓续与创新之功。
在体认历史流动之“势”的同时,张凤亦写出“情”的律动。学术研究是个体生命感应历史的一种方式,特殊的人生际遇往往成为学术之路的契机,而学术研究又反过来熔铸、深化、升华着生命体验。张凤以细腻的笔触探入传主的精神世界,探索其学术研究与生命经验之间的密切关系。譬如,收入《哈佛缘》的《感念考古人类学名家张光直教授》一文侧重于对张光直生平经历的描述。在这篇文章中,张凤写到张光直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一事,并提及张光直所著《番薯人的故事》,更在笔名中窥见其心绪,“吴襄”意为“无乡”、“韩起”则是“番薯”的闽南语发音……深切体会张光直“无乡的番薯人”的痛苦,感受其“受难的灵魂在汹涌的波涛中沉浮快半世纪”。了解这些生命经验之后,再读《哈佛问学录》中《启发汉学的中国考古文明》一文,才会对张光直回答“玛雅中国连续体”争议时的主张——“有些问题开个头觉得很兴奋,等三五十年、一百年研究清楚了,就觉得幼稚可笑了”——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张凤的学人传记因此富于生命感、现场感,“绝不仅瞥浮面的幸运,尤其仰慕他们深层的孤怀幽抱。”[39]
“势”与“情”的交织在关于叶嘉莹的传记书写中尤为明显。叶嘉莹曾赴哈佛讲学,张凤与之多有接触。在她笔下,叶嘉莹不仅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同时也是生命格局开阔、精神能量丰沛的“人”,学问与性情相辉映。虽然一生中遭遇无数困境,却始终以饱满的生命热情承担起苦难的生活,以有情之生命游刃于瞬息万变的历史之“势”中,人性的光辉始终不曾湮灭,反而愈益耀眼。
张凤不仅详细描绘叶嘉莹的生平经历、成就事功,且以真挚的笔触呈现叶嘉莹的丰富内心世界,体察其在特殊政治时期、颠沛流离生活中的个人信仰与家国情怀,在充分体现“事”、“史”与“势”互动的同时,凸显“情”之再生力量,印证着中国传统传记写作的特点,“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40]事实上,“学有专长”、“意有专情”[41]之间的彼此纠缠、相互生发,确然在海外学人的学术生命中可堪玩味。王德威曾在《抒情之现代性》序言中论及陈世骧研究时指出:“去国三十年后,在中国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他潜心抒情传统,更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蕴积在他心中的块垒。”[42] 同样是对“事”、“势”、“史”与“情”之间关系的一种阐发。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张凤文字有情,不仅仅体现在传记散文中,也见于有关个人生命历程的散文中,如《母亲与毛衣》《心灵的河流》《父亲与常春藤书柬》等,均情致斐然、感人至深。藉由文学书写,她感念亲恩,体悟生命,“在那里,我还不懂人事,但是如此被爱,知道天地间有了自己的位置。那是无比的力量,护卫着我,直支撑我远达这海角天涯。”[43]追索文学之于生命的安慰,“透过文字的哲思,对于失去挚爱的伤痛,并领会生命的奥趣,再思生命的本质和失落,又历心境的转化与重生……”[44]于对自然万物的体验中探询情与理的辩证,“以情意涵摄理智,迈向理智的最高峰顶,情意之源头是自然生命,理智又可观照整体意识。”[45]这些文字与传记散文中“情”之书写相映照,彰显着作者求真、向善、尽美的心灵空间,共同构成了静水流深的有情世界,而学人群像也在作者“情”之烛照下更为温润生动。
绘“事”、见“史”、察“势”,构成了张凤传记散文书写的脉络理路,“寄情”则使其叙述鲜活细腻、富于感染力,历史感与生命感彼此水乳交融。“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46], 更何况,书写者与书写对象生活于共同的物理时空与精神家园之中,“风乎舞雩”,咏而无须归,是至幸之事。张凤对以哈佛华裔学人为中心的特定文化社群的描绘与记录,有其恒久不灭的价值。铭记历史者,也必将为历史所铭记。作者简介:王小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晨光学者”、“浦江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
[46] 李霖灿:《西湖雪山故人情 艺坛师友录》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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