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路远有知音 ——伊本.白图泰与马金鹏

文/图 王燕 吴富贵

（中国前驻中东国家大使馆外交官）

伊本·白图泰是中世纪享誉世界的摩洛哥王国著名旅行家。被称为“阿拉伯的马可. 波罗”,被誉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旅行者”。

20岁左右时，他出发去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朝觐，从此开始，踏上了一条长达75,000英里的旅程，途经了现在44个国家的国土。

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

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此书详细记述了北非、中亚、南亚、东亚诸国的风土人情，包含对中国民俗和景象的记载，对研究中国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有参考价值。文笔生动，引人入胜，作为世界名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代读者心中拥有崇高地位。

伊斯梅尔.马金鹏，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原阿拉伯语副教授 ，《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文版原著中文首译者。因为游记文学，因为翻译，因为译文会友，自此，伊本.白图泰的阿拉伯文和中文名字，马金鹏的中文名字和阿拉伯语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成为中摩友好百年旅游文学译介历史上值得令人称道赞誉的里程碑。

有缘千里来相会

值得提及的是，2018年，时值中国和摩洛哥建交60周年。受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和中宣部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委托，我担任《中国和摩洛哥的故事》中文版和法文版副主编。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摩洛哥外交大臣纳赛尔·布里达分别为本书作序。

借此机会，我应邀前往马金鹏教授之子马博忠老师家中约稿。访谈期间，马老师意味深长地给我讲述了其父马金鹏教授50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感人故事。

马老师介绍说，《伊本·白图泰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是被摩洛哥人民视为国宝的一部世界名著,是一部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也是追寻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历史的参考文献。《游记》问世后，先后被译为英、法、德、俄、西班牙、日等多国语言，成为各国旅行家及交通史、伊斯兰教史研究人员的必备书籍。二十世纪初，汉族学者张星烺先生根据德文版本译出《游记》中国部分。在1985年前，中文版的《游记》全译本没有出现。

马老师接着说，伊本·白图泰（1304—1377）是著名的穆斯林旅行家、历史学家。与马可·波罗、鄂多力克和尼哥罗康梯并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他出生在摩洛哥丹吉尔城伊斯兰教法官家庭，从小记忆力强，少年时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长大后受过良好的法律和文学教育，精于伊斯兰教法学、教义学。从1325年开始，他在三十年中先后三次外出旅游，四次赴麦加朝觐，周游了亚、非、欧许多国家和地区，行程约十二万公里。他游览了各地河流、山川、名胜古迹，考察了各地特产、城市建筑、社会设施、政治制度、奇闻逸事，访问了学者、名流、宗教领袖等等。1345年，他经孟加拉到达中国广州、泉州、杭州和大都（北京），在书中描述了中国农产品、金银手工艺制品、瓷器、煤炭、绘画、交通、旅行及社会治安情况，记述了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和清真寺的情况。他还在《游记》中提到法官、道堂、苏菲修道者等等，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伊本·白图泰归国，他口述了一生旅游见闻，由王室书记官穆罕默德·伊本·朱扎伊用阿拉伯文记录，并于1346年整理成书，题名《异国风光和旅途奇观》。此后，他任摩洛哥法官，1377年归真，享有“忠实的旅行家”的美称。

其父赴埃留学的故事

介绍完伊本·白图泰周游列国，到访中国继而回到摩洛哥后口述一生旅游见闻，著书立说《异国风光和旅途奇观》的情况之后，马老师继续跟我们谈起其父马金鹏教授年轻时候远涉重洋赴埃及留学故事。

“我的父亲马金鹏1913年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回族家庭，取字志程。1925年入成达师范学校学习。1932年，父亲从成达师范学校毕业，与王世明、韩宏魁、金殿桂、张秉铎一起被选送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经过一年阿文补习，考入爱大文学院，结识了马坚先生、纳忠先生等人。当时，这些留埃学子除了攻读爱大规定的课程外，各自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马坚先生研究《古兰经》，纳忠先生研究《伊斯兰教历史与哲学》，父亲则钟爱《游记》。到开罗初，父亲研究选题为《伊斯兰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在探讨这个课题的过程中，父亲逐渐对阿拉伯国家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周末经常参加埃及文化界举办的有关旅游知识的讲座，聆听了埃及学者讲述伊本·白图泰三十年中三次远游亚、非、欧各国，四次朝觐的奇妙经历，特别听了他到中国游历的故事。这引起了父亲极大的兴趣，就从开罗国立图书馆借阅了一部《游记》。书中详细介绍了伊本·白图泰六百多年前孑然一身走遍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到中国游历的过程。《游记》一下子就吸引了父亲，从此该书成为父亲爱不释手的读物，父亲还在阅读过程中做了笔记，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当知道中国还没有《游记》汉译本时，父亲萌生了把这部《游记》翻译成中文的愿望。

潜心译介《伊本.白图泰游记》

光阴似箭，经过四年学习，1936年，父亲和金殿桂一起率先从埃大毕业，随第二次访埃的恩师马松亭阿訇回国。途中常与金殿桂一起在甲板上阅读《游记》，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当轮船行至马六甲海峡时，突起大风，父亲在甲板上躲避不及，《游记》被刮入茫茫大海。翻译工作只好停了下来。回国后，父亲受聘成达师范学校阿拉伯文教员，但仍不忘寻找《游记》版本。1937年，父亲参加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赴西北宣传抗日。成达师范学校迁至桂林后，1938年，父亲返回成达师范学校任阿文教员。同年，与父亲同去埃及留学的韩宏魁归国，带回埃及教育部出版的《游记》校订本。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喜出望外，从韩宏魁手中将书借来，阅读后决定选择这个版本作为翻译《游记》的蓝本。这个校订本与其他版本相比，有它的独到之处，即校订者在序言中着重介绍了《游记》的重要性和它的世界意义，并第一次将世界各国学者对《游记》的研究成果和译成多国文字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个版本还绘制了十一张伊本·白图泰到世界各地旅行的路线图，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能比较直观地了解伊本·白图泰的游历行踪。这个版本还对《游记》中涉及的各国历史、地理、宗教派别、人物、语言文字发展等疑难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解释，便于读者理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父亲于1941年夏天在桂林开始了《游记》的翻译工作。

父亲在成达师范学校除教授阿拉伯文专修班的主要课程外，还担任《月华》杂志主编和成达师范学校《古兰经》翻译委员会委员、成师毕业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工作十分繁忙。翻译只能是时断时续，大部分翻译都是在晚间进行，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后来，由于日寇白天不断轰炸，学校上课一度只好改在晚间把窗户挡上进行，白天师生和家属都躲进防空洞内。父亲利用这个时间和韩宏魁坐在靠近洞口的地方，一方面负责观察敌情，另一方面抓紧时间借着射进来的阳光进行翻译。有时父亲还和韩宏魁讨论疑难问题，也常伴随着愉快的争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游记》上册的翻译初稿。长时间的拼搏使父亲消瘦了许多，但面对《游记》译文初稿，父亲脸上经常露出少有的欢快。当年我们不理解父亲这么累怎么还这样高兴，今天想来，这就是默默耕耘者收获的欢欣吧。

1944年日寇占领了衡阳，直逼桂林，学校向重庆撤退。一路上都有追兵，天上日机不断地轰炸和扫射，几乎烧掉了家中所有值点钱的东西，而《游记》前半部译稿被父亲视为珍宝。为了保护这份译稿，他请母亲专门缝制了一个布袋，将稿子装好系在身上，从不离身，晚间就用它当枕头，使文稿得以保存下来。我们长大后，听母亲讲述在桂林逃难的那段经历时，她老人家说：“当年日本人轰炸，几乎使家中一无所有，你爸爸都不怎么心痛，唯有两件事情一直牵动他的心：一件是那份《游记》译稿的保存，另一件就是你们这群孩子的安全。”这使我感到，外表严肃的父亲，内心深藏的那一份对伊斯兰文化的执著追求和给予子女的那份真挚的爱意。虽然《游记》译文手稿保存下来了，那本《游记》原本却在学校向贵阳转移的途中随韩宏魁遇难归真而丢失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始终没有寻找到《游记》的校订本，翻译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但父亲内心却从来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而那份手稿也就成了父亲经常翻阅的文稿。

马金鹏教授与庞士谦阿訇的友情

1952年，父亲担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时，与庞士谦阿訇书信往来，得知庞老那儿有一套埃及教育部出版的《游记》校订本，非常高兴。父亲看到继续翻译《游记》的希望，一面给庞老写信，一面为继续这项工作做必要的准备。1953年，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结束了三年的宗教事务，应聘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教研室讲师一职，回到他老人家一生钟爱的教师行业。

当年初冬一个星期天，父亲从北大骑自行车进城到庞老家中拜访，师生交流了分别三年各自的情况后，父亲献上保存八年多的《游记》译文请老师指正。约半个月后，庞老亲自登门到我家就译文的得与失，与父亲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对一些译法提出自己的建议。父亲像小学生一样聆听老师的教诲，并不时地提出一些疑问请老师详解。交谈后，庞老从书袋中拿出一本用牛皮纸包好的书，操着浓浓的河南乡音亲切地对父亲说：“志程，这是我保存多年的《游记》校订本，拿去用吧！”父亲接过书，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说：“老师，我可能会用很长时间，怕不能很快还给您。”庞老看着学生不好意思的神情，十分爽朗地笑了笑，然后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那就送给你吧！”稍停片刻又严肃地说：“不过得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那就是一定得把这本书译完，译好。”父亲十分感动地点着头说：“一定译完译好，决不半途而废。”这时已临近中午，母亲准备了便饭招待庞老，庞老笑着说：“我就不客气了。”吃饭时庞老又关切地问父亲在翻译中还有什么困难，父亲说：“《游记》里引用了不少《古兰经》章节，要注明其出处，查寻比较困难。”庞老听完了说：“我家中有一本名叫《兄弟明灯》的《古兰经》索引，过几天你到我那儿去一齐送给你。”看到老师这么热情支持自己的工作，感动得父亲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连说：“谢谢您，谢谢您。”有了这两本书，父亲又作了一些其他准备，就开始了《游记》下册的翻译工作。对于庞老的大力支持，父亲终生不忘。1957年，庞老因讲真话被错划成右派，父亲为此愤愤不平。1958年初庞老病重，父亲不顾影响只身前去探望，庞老激动地拉着父亲的手颤抖地说：“一定译完它……”眼看着一个有大成就的伊斯兰学者被摧残成这样，父亲难过得落下了眼泪，说：“老师多保重。”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师生间的最后诀别。庞老归真的消息传来，父亲在家中为老师做了都哇，以示哀悼，把对庞老的思念永存心头。父亲生前说：“庞老师送给我的两本书，对我翻译《游记》工作的支持就像雪中送炭和春天的润雨一样重要。”

马金鹏教授与马坚教授的故事

马坚先生也关心父亲《游记》翻译工作的进程，经常询问工作进展情况。1954年暑期，马坚先生特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上万册阿文书籍里，为父亲找到一本巴黎1809年出版的《游记》法文、阿文对照本，送到我家，向父亲作了详细介绍。这是国内少见的孤本，对翻译工作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对此，父亲生前说：“马坚先生提供的《游记》版本，对我的翻译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这个版本不仅保持了《游记》的原貌，也是研究游记的好资料。”父亲对马坚先生也十分敬重。1978年马坚先生不幸归真，当时父亲也正因心脏病入院，未能出席先生的追悼会。出院后，父亲看到学校为马坚先生作的生平简介中没有说明先生是回族人，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父亲觉得马坚先生是著名回族学者，为宣传伊斯兰文化和中国的阿拉伯语教学贡献了一生，归真后却没有享受到民族宗教礼仪是十分遗憾的事，于是他找到有关领导，提出应确认马坚先生回族身份的请求，这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父亲晚年在谈到二位先生时说：“庞阿訇与马坚先生都是现代穆斯林学者中最有成就，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特别是庞老师，学问才智还没有充分展现，就过早地去世，对中国回族文化及伊斯兰教的发展来说是重大的损失。如果说马坚先生是当代回族学者的代表，那么庞士谦老师则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型阿訇中当之无愧的典范。”

马金鹏教授和林兴民教授的故事

1964年秋，林兴华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对父亲的翻译工作甚为关切，从友人手中借到贝鲁特出版的《游记》阿文本送给父亲。这个版本里凯顿姆·布斯塔尼为之写的序言中较全面地介绍了英、法、德、荷兰等国学者对《游记》的翻译、出版、研究情况，并附有《游记》中人名、地名索引。对父亲译文中人名、地名的统一提供了重要依据。庞士谦老师、马坚先生、林兴华先生的关心与支持，给父亲很大鼓舞，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好的《游记》汉译本献给中国广大读者，不辜负诸位老师、学长对翻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游记》下半部分一开始介绍的是印度莫卧尔王朝的情况，在其中涉及很多蒙古民族历史。为了熟悉这方面情况，父亲请教北大历史系的老师，还先后阅读了拉史顿丁著的《历史集成》，冯承均先生译的《多桑蒙古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和最新版本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等史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便在翻译中做到更加准确。为使译文能体现游记作品的风格，并尽可能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父亲阅读了一系列世界游记名著，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刘半农先生译的《苏顿曼东游记》、冯承均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张星烺先生从德文游记版本节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部分、阿文版的《伊本·朱贝尔游记》《一千零一夜》《辛·巴德游记》《绿色的突尼斯》等著作。

马金鹏教授聆听周总理的教诲

父亲翻译《游记》工作最大的推动力量，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非洲七国之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到达摩洛哥王国进行友好访问，哈桑二世特意拿出该国奉为国宝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手抄本，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观看；并向他们简单讲述了伊本·白图泰六百年前只身访问中国的情况，并表示愿中摩两国人民友好外交不断加强，令周总理等十分感动。事后，总理询问随行人员，我国有没有《游记》汉译本。当听说只有《游记》中国部分节译本而无全译本时，指示回国后请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组织人力制订切实计划，尽快将《游记》译成中文。消息传到北京大学，父亲十分激动，这给他老人家的翻译工作增添了新的动力。1962年10月父亲制订了一项详细的工作计划。然而，正当父亲的翻译工作取得较大进展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批斗，被送到北大在江西鲤鱼州的农场劳动，不幸染上血丝虫病，晚年备受折磨。这些皮肉之苦父亲都能以一个虔诚穆斯林的心境坦然面对。最使他痛心的是，抄家使得多年完成的文稿、积累的资料和许多从埃及带回的书籍都丢失、损坏，有的被焚。面对这些，父亲心痛如刀割。特别是庞老送的两本书无法找回，使父亲急得两次因心梗住院，翻译工作也因此中断了。但父亲不忘当年对庞老的承诺，不忘庞老病中“一定译完”的嘱托。1972年父亲从江西回到北京，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游记》校订本，恢复《游记》翻译工作。但中央突然给北大下达了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因毛主席要接见一批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指示尽快组织力量翻译一批介绍各相关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书籍，供中央领导阅读参考。北大受命翻译五本书，其中有两本是阿拉伯语国家历史书，一本是《阿拉伯半岛》，另一本是《科威特简史》。学校把任务下达给阿拉伯语教研组，而教研组则安排马坚先生翻译《阿拉伯半岛》，另一本《科威特简史》由父亲和陈建民老师合译。《游记》翻译工作又一次中断了。

天涯路远有知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大地送来了温暖和煦的春风润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也开始解除思想上沉重的压力，振奋起精神，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父亲又看到了翻译《游记》的希望。尽管此时他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身心经过多年的摧残，患有多种疾病，但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日夜奋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游记》的翻译工作。回首往事，五十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在这中间，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有时也劝他老人家适当休息一下，他对我们说：“我想起你庞爷爷那样才华横溢的伊斯兰学者含冤去世，心里就十分难过。我今天还活着，还不应该多做些工作吗?”父亲的伊斯兰真情使我难忘。

1985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朱威烈老师和宁夏人民出版社杨怀中先生的热情帮助之下，中国第一部《伊本·白图泰游记》汉译本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填补了《游记》没有中文全译本的空白，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愿望，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游记》汉译本出版后，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告慰周总理英灵。他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并献上《游记》一册，寄托一个回族老人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同时以回族人特别的方式为庞士谦老师和马坚学长做都哇。父亲把《游记》作为献给恩师马松亭大阿訇九十一岁生日的礼物，送到马老手中。已是耄耋之年的成达师范学校创始人，用那双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学生的礼物，内心感受着从未有过的丰收喜悦，含着欣喜的泪花说：“从1936年到今天整整五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是你的成绩，也是成达师范学校的光荣。可以告慰庞士谦阿訇了。咱们师生一起为唐柯三校长和庞士谦阿訇做个都哇。”父亲恭诵《古兰经》首章，马老亲自念祈祷词。马老又说：“志程，你虽然七十多岁了，但还不算老，还要多出成果，用行动证明成达师范的教育是成功的。”老师的话让父亲预感到新的更艰巨的任务将要出现。《游记》问世后，不仅得到学术界重视，我国历届领导人和中国伊协负责人赴摩洛哥访问、学习、考察都携带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朋友，为增进中摩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87年北京大学开斋节联欢会上，父亲应有关方面的要求，走进了人生路上新的学习领域——重译《古兰经》，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研究、翻译和注释历程。

2001年10月24日，父亲归真，享年八十八岁。

88岁老人家的翻译手稿让我们看呆了

2021年9月，我们慕名来到马博忠老师家中，见到了这位年近90精神矍铄，思维缜密，热情好客的老人家。

马老书房的书架上，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时期的其父马金鹏教授翻译出版过的著作。年代久远些的，书皮已经泛黄，有些甚至是繁体和手写的版本。

马老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手稿，展示给我们看。手稿上，是他父亲马金鹏教授用北京大学稿纸手写的译稿，钢笔字清晰可见……这些译文手稿能留存到今天实属不易。中文字清秀隽美，阿拉伯数子符号清晰工整，手画的图形也很标准！当年马金鹏教授不太会操作电脑，所以每篇译文，都是他先手写一遍，再由儿子扫描、上传到电脑上面。今天能亲眼看见马金鹏教授的手稿译文，真是我们人生中难得的享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马金鹏教授的手稿都留给我们无尽的启迪与思考。

“这都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宝贵手稿资料。”9月19日，在位于的马金鹏教授之子马博忠老师家中，他将20册厚厚一摞，上世纪50年代，其父马金鹏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译文留下的手稿摆放在客厅。”马老师说，父亲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会一直继承下去。

看了手稿上密密麻麻的译文，还有各种颜色的修改文字，体会到了这位大翻译家对事业的执着精神。马金鹏教授的译著是二度创作，他几乎以一种宗教般的殉道精神从事他的翻译事业，这给了当代翻译者和学术界极大的教育和启示。

走到《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中文手稿面前，看到大翻译家在钢笔小字手稿的基础上，又重新用毛笔誊写了定稿，对于经常从事文字和翻译工作的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触动。我也不禁想到，现在有多少翻译家是这样认真对待自己的翻译作品的？我们的作品对读者负责吗？对后代负责吗？对自己的名声负责吗？

翻译不是任何会外语的人都可以做的。要做好翻译，不仅要有过硬的外语水平，还要对西方文化、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有所了解。做一种语言的翻译，不熟悉其他语言，也很难做好翻译。如果光外语好，中文不行，也不能做好翻译。

不为名不为利，留点花果在人间

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字，父亲的文笔也非常好。父亲当年在北京大学是阿拉伯语教授。当年的教学讲义，无论是大小会议，还是大小演讲，他从来都是自己写发言稿。记得零零年的时候，父亲给我看了他的手稿。在父亲眼里，这些手稿是心血，在我们的眼里是无价之宝。就在那一刻，突然地，我忍不住想流泪，人们常说父爱如山，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它沉重的分量。父亲的手稿可说是价值连城。

问及为何能坚持50年如一日的译介工作，马老师用他写的一首诗回答了我们——“莫道黄昏万事消，为霞尚能作奉献。不为名，不为利，留点花果在人间。”

这些手稿，就是马金鹏教授留在人间的“花果”。

看着眼前老人家亲笔起草的这些译文手稿，怎能不叫人感动！密密麻麻的文字一气呵成，这都是老人家日理万机用心血写成的。是马金鹏教授亲自执笔撰写出来的译文手稿，这是何等的功劳！

马金鹏教授

伊本.白图泰游记（汉译本）马金鹏 译

泉州是他见到的第一座中国城市。他称赞泉州港“是世界上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他在泉州还见到了在此经商的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传教士。在泉州等候元朝皇帝诏书期间，伊本白图泰游历了广州，他说广州“是一大都市，街市美观”。

伊本.白图泰在中国待了一年多，对中国的繁荣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说：“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

中国第一批（1936年）留埃学生团9名成员，汇聚马松亭大阿訇家为其90寿辰祝寿时合影留念，二排（左一）站立者是马维芝教授。照片从左至右依次为：马维芝、李鸿清、王世清、马继高、马金鹏、张秉铎、闪鸿钧、刘麟瑞教授等。

老照片里的马金鹏（二排站立者中，右四穿米色皮衣者）

马博忠教授向吴富贵教授赠书并签字留念

吴富贵教授与摩洛哥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拜访马金鹏教授之子马博忠老师

吴富贵教授、王燕教授拜访马金鹏教授之子马博忠老师

马金鹏教授于1964年8月8日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部分）手稿

1、中国一般情况

马金鹏教授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