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高考文科第一名，著名作家刘震云当选河南省文联主席！

2024年11月21日，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圆满闭幕，著名作家刘震云当选新一任河南省文联主席。

如今，《一日三秋》《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的许多小说已被搬上荧幕，在收获着果实的同时，也为许多人提供着精神的食粮。

刘震云爱拿自己的农民出身说事儿。

摸摸毛他小时候的第一个理想是做厨子，因为村里一个叫老孙的厨子方圆几十里吃得最白最胖；第二个理想是到乡村戏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个理想是当乡村教员，朗朗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

三个理想的共同点都是留在姥姥身边。“我小时候父母在县城工作，是姥姥把我从县城背回村里，走了四十里路。

当时是困难时期，一路上许多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再没起来。”姥姥卖掉头上戴了50年的陪嫁簪子，换了5块钱，送刘震云进学堂。

“我姥姥对我的要求，是能娶个媳妇，日子不太穷，要有一辆加重自行车，带她去集市上。”

但刘震云走了第四条路。

14岁那年，“一个不亚于康德666o黑格尔的伟大哲学家”、他老家的另一个舅舅建议，像他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的人，如果想改变命运，就得“离开这个村子”。

于是，刘震云去了甘肃当兵。

正是在部队，一个喜欢写诗、当兵三个月就跑回老家、被全村人当成疯子的战友，成为第一个劝刘震云写作的人。

复员后，刘震云以河南高考状元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

多年后成为《农民日报》编委，享有独立办公室——去过那间办公室的人说，他的电脑桌足有两米长，显示屏在一端，键盘在另一端，而他脸上绑着一架望远镜，如有来访者，他会粲然一笑，答疑：“有辐射。”

师弟王锦锋形容刘震云:“他的性情如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纯朴，又有农民式的狡猾。”

“那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呢，我也有可能跟我表哥一样，会是一个建筑工地的一个搬砖的。

77、78的这种高考，它把一个像草节子一样和沙子一样的刘震云，荡来荡去、荡来荡去，把他荡成了一个作者。”

没去搬砖的刘震云，把自己1978年参加高考的经历，写进他的第一篇小说《塔铺》。

在这篇作品里，刘震云写了一群和他一样的青年，他们游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找寻着命运的出口，高考来了！在中断十余年之后。

刘震云：“所有人知道有这个机会，所有人都想来参加这种考试，没有再像1977年和1978年每一届有那么多的考生。

11年的积压，突然出现另外一条通道，是知识的一个通道，给人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因为大家一无所有，当世界出现一种机会的时候，他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给抓住。”

戈壁滩上的绿军装

14岁时，因为长得高，家里给虚报了年龄，刘震云参军去了甘肃， “那基地全部是戈壁滩，特别的干燥，嘴唇好多天全是裂的，老是流鼻血。

但是，那里总是比在河南的农村好一些，因为在那儿，你起码能够吃上白馍，所以虽然生活环境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有一项比较好，就是有时间可以学习。”

在戈壁滩的日子，战友兄弟的宽厚润泽着刘震云，这些暖意也浸润到他后来的作品里。

刘震云：“我们连队厨房那个地方有一盏灯，还有我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是烧锅炉的地方，那里烧锅炉的是个河南的上蔡人，叫李上进。”

记者：“在您的《新兵连》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

刘震云：“对，我为了纪念他，我就给他写进去了。他夜班饭就几个包子，就是在那个烧的锅炉旁边上搁着，烤得很焦黄，味道也挺好的。我进去了，他对我说，‘你吃一个吧’，然后我就吃一个，‘你再吃一个吧’，我就再吃一个，他说，‘你再吃一个’，我说，‘我不能再吃了’。”

记者：“吃不下了？”

刘震云：“不是吃不下了，我吃得下，一共五个包子，我都吃了两个，我说我全吃了的话，你吃什么呀。你看，他就对我特别的宽厚和善良。”

在刘震云一部作品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两行字：风从哪里来，风在我心中。在得知恢复高考后，已经当了5年兵的刘震云心中，有风轻轻拂动了。

“我也知道77年可以开始高考了，我就跟我们副指导员万为东谈，我说，‘指导员要不我别当兵了，我回家去考试去吧’，他说，‘你回去也行，因为我也给你用不上劲’，所以我就回家了。”

一家两张通知书，父亲威风了

回到河南老家，刘震云在一所中学当上了民办老师，白天上课，夜晚复习。

那盏小煤油灯，照亮寒夜里冷透的屋子，也点燃他心里模糊的念想。他得去延津以外的地方， “就是一盏小煤油灯，有着像豆一样的那种灯头的亮，寒风吹着，窗户密封的又不太好，所以每一个考生都跟一个小鬼似的，就在那影影绰绰。

第二天早晨，你发现每个人鼻子里全部都是那个煤油灯，就是熏出来的那种特别黑的那种东西。”

刘震云当兵时，与外祖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合影

5月复员，7月高考，刘震云以1978年河南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和他一起参加高考的弟弟考入西南政法大学。

这下子，刘震云的父亲威风了！

刘震云：“我没什么，我弟弟也没什么，就是我父亲疯了。他就拿着两个录取通知书蹲在街头，然后碰到人就说，‘你看这个事这很难办’，人家说，‘怎么了老刘？’，他说，‘你看吧，这个录取通知书有时候你真看不明白，你得帮我看看，你看北京大学都知道是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

其实，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肯定写的特别明白——在重庆什么什么哪个地方，人家说，‘老刘你家好事啊！’我爸说，‘这不是好事我发愁啊，人家说老刘行了’。”

记者：“他有点不明白？”

刘震云：“他怎么会不明白了，范进中举嘛，就是显摆么！”

父亲在街头蹲了好几天，刘家的喜悦令周围乡里啧啧羡慕。儿子中了“状元”，就能去大城市，就能有工作，就能找上媳妇。

刘震云：“如果没有高考，那像我们家确实都存在非常大的这种生活上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弟兄三个在农村生活，确实找媳妇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我父母，其实给他们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原来两个儿子怎么娶媳妇，我一共是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小妹妹，因为我跟我弟弟差两岁，我们逐渐长大了怎么找媳妇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那一年，就把我父母解脱了。”

高考关系千百人的命运

考上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了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指导员在回信上写了三个字：特别好！

在北大上学时，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特意找到学校来看他。

刘震云从12元的助学金里拿出7块钱，请老大哥吃北京烤鸭。

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 “他说，‘小刘，我来北京，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现在我又不是你指导员，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去得了，当时我一摸信封还挺厚的，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

我说，‘指导员这、这、这不合适’。他说，‘怎么不合适，走吧！’然后我就装起来了，我就走......我突然又转身，我想起来了，‘指导员再见！’我给他敬了个礼，他也给我敬了个礼。”

未名湖畔的这个军礼，烙在了刘震云的心里。

“我走了好远，回头看，指导员还在那儿站着呢，回到学校，我一查70多块钱，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干部，他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块钱。

所以，可以说，77、78年的高考，就是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可以改变的基础。

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它的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这种奇妙的这种变化。”

从“状元”到作家

以高考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塔铺》开启了刘震云的文学之路。

他的这篇代表作，恰好诞生在恢复高考10周年的1987年。

这或许也是他内心的一个敬礼。

从《塔铺》，到《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有评论说：刘震云是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描写最复杂的事物，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

尽管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但1978年的高考，在他眼里，或许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座奖杯。

40多年过去，说起高考，刘震云还是兴味盎然。

刘震云：“百分制的话，我每科都在80多分，历史、地理分都不会低，比如像87、88，数学的话好像也是86分。”

记者：“一下就把别人拉下去了。”

刘震云：“嗯，把分就拉上去了，所以我是河南文科的状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