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红山：中华文明起源的一颗明珠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

在文明起源前夜，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各种文化跃跃欲试，文明呼之欲出的态势下，是什么让居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能够独领风骚，率先进入“古国”文明呢？

首先，辽西地区是远古族群碰撞交汇的中心，多族群共生是红山古国得以形成的人群基础。

红山文化族群的复杂性，一方面主要表现在黄河流域外来族群的介入。大约自距今8000年起，中国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已经形成了有各自传统、特征鲜明的三个文化区，其一是以釜和支脚（鼎）、壶、豆为主要组合的素面陶集团，其二是以平底（尖底）瓶、罐为主要组合的绳纹、彩陶集团，其三则是以筒形罐为特征的之字纹集团。红山古国形成前期，黄河流域族群对辽西的冲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距今65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族群集团发展到后冈一期文化阶段，随着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引发了扩张要求，继而分成两路向北迁徙：一路沿桑干河向西，进入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晋中；另一路越过燕山进入辽西，与当地土著相遇，把辽西土著族群赶到西拉木伦河以北，共同创造了红山文化。第二次在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半坡文化发展进入其顶峰并向周边扩展，把居住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的部分后裔赶进辽西，促使红山文化发展进入其新阶段。第三次在距今5700年左右，黄河中游另一支强势文化——西阴文化崛起，并迅速向周边拓展空间，不仅占据了半坡文化原分布区，同时从晋中晋北地区驱赶原后冈一期文化后裔北行，至今天大同附近转而沿桑干河向东进入今天的河北。受其挤压，一批半坡文化后裔以及早期进入山西的后冈移民后裔再次涌入辽西，促成红山古国的诞生。

族群复杂性的另一方面，来自辽西土著居民内部的族群分化。在距今7200年左右，之字纹集团的兴隆洼文化主体演进为赵宝沟文化，由于辽西地区自然环境具有的景观异质性强，边缘结构显著，具有食物链长、生物“金字塔”基宽的特点，这里的文化演进表现出可以依赖独立小环境各自发展的特性。在兴隆洼文化的边缘地区则分化出富河文化以及辽河流域的新乐下层文化。赵宝沟文化接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成为红山文化的一部分之后，富河、新乐这些均出自兴隆洼文化的边缘族群，在数百年演进中与红山文化某些方面因与时尚的靠拢，特点较为接近，某些方面又保持差异性，甚至若即若离。

其次，在多族群共生历程中，不同族群的红山人逐渐形成了对文化认同的共识，这是红山古国得以最终形成的文化基础。

不同传统的族群间的共生形式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和平。在建平马鞍桥山、小东山等遗址都捕捉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群体驱赶或排他的信息。比如马鞍桥山遗址在赵宝沟文化房址内发现有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内部，人骨为二次捡骨葬，这种独特的埋葬方式，既不同于土著居民的葬俗，也非后冈人的葬制，是对死者的非正常的处理方式。这类房址与聚落内其他红山人的房址同处一个遗址内，居住面出土陶器区别明显，可能是后冈系移民驱赶土著赵宝沟文化居民、占有他们资源的过程写照，而文化认同共同发展，则是冲突后智慧的选择。

红山人不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既包括显性符号或标志的认同，也包括信仰与宗教形式的认同。前者以器物群为例。从基本不掌握泥质陶技术、器物造型单一的土著居民开始学习淘洗陶土，同时学习仿制盆、钵、瓮等器型，并学习后冈彩陶技术绘制简单的彩陶；而作为优势方的后冈移民，则放弃了用鼎，改釜的圜底为平底器，制成并使用属于辽西土著传统的筒形罐和斜口罐，并在器表施加之字纹。生活用器的趋同，也反映出不同族群生活方式逐渐相近。这种认同随着文化碰撞的发生，既表现为弱势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学习，或者说对时尚的追求，也表现为文化间有意识地去异求同；信仰与宗教形式的认同以龙信仰和女性崇拜为例。龙是远古居民与神灵沟通的中介物。辽西土著龙的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有摆塑龙、陶器上的浮雕龙形装饰等。赵宝沟文化则将龙形象刻画在陶器表面。红山文化龙形象主要有彩陶龙和玉龙。从中期红山文化阶段彩陶龙形象看，后冈移民也从陌生到接受了龙信仰，并且不同族群具有相同的龙形象表现形式，到了晚期玉龙龙体形象的定型化和使用的一致性更说明了这种认同的存在。对女性的崇拜也是辽西的传统信仰，兴隆洼文化房址内灶旁就见有立置的小型半身女性雕像。红山文化时期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信仰不断发展。从信仰对象的表现形式上看，红山文化具有多样性，体量上有大中小之分，造型上有站姿、坐姿，有半身、有全身。从出土位置看，既有如西水泉、西台遗址那样出土于居室内灶边的女性形象，也有见于东山嘴、牛河梁那样出土于祭坛或“庙址”的，有双腿并拢可插于地下的，也有与祭器共同出土的。所以，红山文化的女性崇拜来源于土著居民，承担着灶神、巫术道具和祖先神等不同的神性功能。族群的文化认同还可以区分为区域内不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和对外域文化的认同，前者以墓葬为例，红山文化形成前辽西土著为积石土坑墓，地表可见墓顶上的石块，积石范围一般依墓圹土坑范围决定。随葬品多石、玉、蚌质。进入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土著居民墓葬仍延续土著系统的墓葬形式，并出现了石构墓穴。在太行山以东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没有积石墓传统，为土坑竖穴，但在牛河梁发现的进入红山文化中期阶段的后冈移民墓葬开始了墓上积石和石构墓穴，有玉器随葬。后者通过红山文化两个主要族群对于黄河中游陶器的认同也是一致的，如器座、深腹盆，以及由简化鱼纹演变来的彩陶纹样等方面表现出来。

塔形器

这种不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绝不是简单的文化元素共存，而是反应后的新生。红山文化居民通过文化认同，使基本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不同族群间不仅在外在的显性符号特征上表现出一致性，且在信仰等基本价值观方面也日趋接近，族群间产生彼此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使其间互相依赖和共存具有了积极的纽带。

最后，龙文化、玉文化和女神信仰是红山社会中不同族群互相依赖和共存的精神纽带，是协调不同血缘群体、实现不同族群秩序化的力量源泉，这些精神文化在红山文化中成为凝聚共同体内部的向心力，规范各个身份间人员的关系，在文化发展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红山人在提升物质文化水平的同时，始终追求精神文化的提升和创新，开创了新的祭祀形式和礼仪制度等，这是红山古国政权结构得以创制的条件。

土木结构建筑一直以来历史悠久，该技术在日常居住性建筑中变化不大，但从红山文化宗教性建筑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建造技术、装饰手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距今5500年前的女神庙，虽然仍是半地穴式土木结构，但结构上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远非史前时期一般居住址的房屋所能相比。围绕于穴口边缘以外炭化木柱，木骨泥墙墙壁抹多层草拌泥，装饰有仿木建筑构件，墙面或仿木建筑构件的表面绘有赭色方折几何纹或三角纹壁画，这些都是新的装饰手段。同时期甚至更早些时候，在积石冢的基础上，红山文化发展出大型石构建筑，不仅能以石板构筑墓圹，还学会了错缝垒砌石墙。在制陶方面，慢轮修整工艺逐渐在红山文化中应用开来；彩陶图案从简单的短线段构图转变为由简化鱼纹演化而来的各种几何纹，构图从单一的条带状布局到相同或不同纹样的带状图案组合而成的布满器表的组合型彩纹，图案从随意性较强到纹样规范，施纹从仅见外彩发展到内外彩都有；器类由单纯的日常生活用器，新出现了用于信仰和祭祀活动的大型泥塑或陶塑以及筒形器、熏炉、彩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专门化生产。从红山文化第二期斜口筒形玉器出现开始，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基本形成了区别于辽西土著的玉器体系，为红山古国全新的玉器组合奠定了基础。从玉器制作的半成品在墓葬中出土的情况看，具有宗教权力的人们恐怕同时也是制玉技术的掌控者。

距今5700年左右，红山文化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物质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虽然未能达成阶级的分化，但是无论烧陶能力、彩陶技术、制玉垄断，还是建筑水平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各种宗教建筑、宗教礼仪，都为宗教权力的垄断以及宗教的神圣性和仪式化，乃至为古国权力体系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随着距今5700年前后西阴文化进入河北，红山文化区域内的局势表现为黄河中游半坡文化，可能也包括西阴文化的居民进入了辽西。原本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以及新乐下层文化等文化的土著后裔，以及他们中某一支的后裔小河沿文化，也进入了红山文化区域。红山文化早期由最早的两个族群，即后冈一期文化移民和赵宝沟文化居民达成的地域与资源平衡受到严重挑战，在牛河梁遗址陶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族群不同陶器成形工艺明显存在于西拉木伦河两岸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泥圈套接和泥条盘筑成形的技术在这里同时出现了。这些说明此时的辽西地区古文化，乃至红山文化内部族群的分布都发生了变化，土地与资源正发生着重新分配与整合，不同族群集团需要找到共同的基础和利益以达成新的平衡，这种新的需求催生出能够统筹不同族群矛盾的公共权力。此时牛河梁遗址出现了女神庙这样大型而豪华的祭祀性建筑就是红山人的智慧创新，女神是他们以女性崇拜为基础，通过创造共同的精神祖先和祖先神，进而找寻到了统一的国家权力的合理出处，建立起超越单一血缘组织之上的地域性古国新秩序的表现。超过10万平方米，有着9座大型台基遗址的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发现，也说明能够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的古国公共权力的存在。

综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由族群融合，到文化一体，进而实现国家制度创建的红山古国形成之路，顺应社会已形成的宗教信仰的认同，不同考古学文化起源的人们或原本同源随着时间推移才分化开来的人们，在宗教意义上具有了达成共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可能，以及神职人员已经形成特殊阶层的现实，创造性地发明了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世俗的等级权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神王之国。这种不同于良渚、大汶口等由农业发展财富积累，到社会分层，进而出现依靠实力能够统领周边地区的中心都邑的古国形成模式，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

红山古国是与中华文明有着最明确的谱系关系的早期文明，是由考古学上所知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三大集团成员共同创造的，他们构成了之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族群集团，在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及文明的最终促成上缺一不可，所以红山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正因如此，中国人才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源自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才得以随着红山人的开枝散叶，被作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传统延续下来。无论红山文明本身的最终命运如何，作为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宗教中心——牛河梁遗址是中国人寻根问祖的地方。

红山古国鉴证了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就具有包容、和平、创新的文明观和精神追求，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以文化认同超越文化冲突，以文化共存超越文化优越，这是红山古国得以在距今5700年左右的文化激荡中先走一步的根基，也是中华民族根本特质的基因渊源。红山古国是最好的向世界解读、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行为模式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品质的实例。

来源：《侨园》杂志2024年第12期（总第284期）

作者：张星德

编辑：张艳红 责编：王春棠 审核：孙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