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浙江探索对“全球南方”乡村发展的参考价值

赵月枝，出生于缙云，1980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1984年毕业，同年考取赴加拿大的公费留学资格。1986年开始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系攻读研究生学位，并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获硕士和博士学位。2004年开始任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2019年9月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现也是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4月14日，浙江日报第6版刊登了她的文章《浙江探索对“全球南方”乡村发展的参考价值》。全文如下：

因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叠加而产生的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对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的实践探索，恰恰是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发展比较均衡的包容性发展，以“千万工程”为抓手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发展。这些浙江探索，不仅有全国意义，而且对“全球南方”也具有参考价值。

津巴布韦青年米莱在丽水体验缙云烧饼制作，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乡村发展与富民经济

无工不强，无商不富。从永嘉桥头的纽扣，到诸暨大唐的袜子，再到永康的小五金，浙江人靠着“四千精神”，开启农村就地工业化的尝试。随后，义乌人“无中生有”，把一个资源贫乏的浙中小城，打造成了闻名遐迩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再后来，缙云县通过品牌化和产业化，把当地民间小吃“缙云烧饼”打造成了一个产值达38.9亿元的“乡愁富民产业”。直面美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经验‘全球南方’国家学不了”的观点，来自津巴布韦的浙大博士生米莱以对缙云烧饼产业的深入研究为例，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位生长于津巴布韦农村的青年学子认为，虽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就地工业化的条件，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土特产，挖掘地方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在地富民产业，是“全球南方”国家够得着、学得了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绿色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如影随形。虽然“全球南方”是生态富集地区，也有丰富的本土生态保护知识，但是殖民主义时代的破坏、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环境代价转嫁、本国经济发展的压力、西方知识体系的霸权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让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依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中挣扎。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浙江的绿色发展前沿思想与实践，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和实践样本，打开了人类生态文明未来的想象空间。

2024年秋天第一次来中国访学的一位年轻智利学者回国前曾深情表白，他所看到的浙江美丽乡村，比那些大城市更让他难忘。对这位生长在拉美高度贫富分化的都市、深知“全球南方”普遍存在着“都市病”的青年来说，绿水青山中的和美浙江乡村，才是宜居的人类理想家园。而2023年第一次来浙江乡村调研的一位津巴布韦年轻生态学家，则迷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浙江的“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创新实践，正在致力于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他对津巴布韦本国的经济和生态发展计划的研究。

基层治理与乡村共同体建设

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紧密相连。从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武义的“后陈经验”，浙江乡村有丰富的基层治理和基层民主创新经验。在缙云县，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们在壶镇镇湖川村村书记的讲述中，了解“千万工程”如何落地和老年居家养老中心如何运营的故事；在新碧街道福康村村书记的分享中，了解旧村改造和基层治理的经验。他们在看到村庄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的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以及强大的村庄共同体凝聚力的同时，深刻认识到，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基层党组织，一位能起到共产党员先锋作用和村庄发展“领头雁”作用的“双肩挑”村书记，是实现村庄善治的关键。

不久前在尼日利亚调研期间，就听到一位当地中资企业负责人说，他有心组织一批尼日利亚的“村长”到浙江向优秀村书记学习。尽管不是任何“全球南方”国家的乡村都可以学习到中国乡村的制度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的传统乡村社会，就没有自己独特的村庄治理和村社共同体理念。在“浙江探索”的引领下，也许这些乡村社会中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可以得到激发和弘扬，进而发展出符合各地村庄实际的更有效的治理体制机制。

农耕积淀与共同富裕理念

乌干达嫁到遂昌的非洲媳妇Rose通过组建电商直播“共富工坊”，致力于推广遂昌长粽、高山茶、羊肚菌、三叶青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带动当地村民增收900余万元；丽水农村妇女李春萌在首届哈拉雷论坛上作《茭白种植：我的共富故事》主题演讲，给津巴布韦带去发展种植业带领乡亲致富的经验；津巴布韦政府一位女部长在听完笔者基于浙江乡村振兴经验的“全球南方”乡村发展道路演讲后说，浙江乡村从产业到文化全面振兴的经验，极大地强化了她发展好津巴布韦农村的信心，“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青年，还可以回归乡村，致力于乡村建设”……从这一层面上，也许浙江的探索对于“全球南方”，尤其是“全球南方”乡村发展的意义，不仅存在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实践中，也存在于浙江农民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实践中，更存在于已经在浙江城乡深入人心的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及“创新致富、勤劳致富、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共识中。

来源丨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