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大灣區 | 獨家專訪 梁振英：如何發揮香港所長助力國家發展

在「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鏡報》特邀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進行專訪，深入探討香港如何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發揮所長。從國際航運中心轉型到新質生產力實踐，從憲制秩序深化到大灣區融合，梁振英以其豐富的治港經驗，為我們勾勒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的發展藍圖。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高璐：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規劃編制之年。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您認為香港應該如何發揮自己所長，為國家作出貢獻？

梁振英：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下，內地這部分，我認為克服了很多困難。在整個國際大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我們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香港這部分也發揮了作用，並且準備進一步發揮它的所長。「香港所長」也體現在「十四五」規劃裏，即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關鍵詞是「提升」不是「擴大」。

國際航運中心：從「碼頭吞吐量」到「高端服務」

舉個例子說，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我們知道「大概念」的航運中心不僅是港口碼頭，我們要不斷地在社會上解釋和解讀。過去幾年，由於內地的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增長得比較快，香港增長得比較慢，所以在處理集裝箱數量的標準上，香港在世界一大航運中心的排名下跌，但這僅是「小概念」的航運中心。

●梁振英指出，國家要求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並非單純做大碼頭業務，或貨櫃吞吐量，而是應提升航運服務，和發展海事保險或海事法律服務

今天高產值的「大概念」航運中心不以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論英雄。如倫敦沒有集裝箱碼頭，但是，倫敦仍然是一個我說的「大概念」國際航運中心，做船舶的融資，還有海事金融、海事法律，還有海事保險，包括我們現在非常關心的戰爭保險。三年前俄烏衝突開始之後，西方做戰爭保險的保險公司，取消了所有跑俄羅斯港口的船隻的戰爭保險。這使得一些船跑俄羅斯的要「裸奔」，沒有保險。倫敦也有海事法律，倫敦從事國際性高端航運服務的專業人士，是有壟斷地位的，人均產值比香港葵涌碼頭工作的工作人員產值高出很多倍。所以，我們如果可以讓在碼頭工作的工人、司機，能夠把家裏的子女培養成為類似在倫敦航運服務業工作的海事保險人才和司法律師，這樣不僅他們的家庭有進步，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的提升就體現出來，這也是我們國家所需。

●梁振英(右)與訪談主持人高璐(左)

成立「航商總會」 培訓航運高端人才  補齊國家航運短板

我們的長板是造船、航運業務，還有我們的碼頭集裝箱吞吐量也增長得快。剛剛我說的海事保險、海商法律服務、海事融資就是我們「大概念」航運服務業的短板。香港有這個優勢能將「大概念」的國際航運中心做起來，這是香港適合做的，是香港所長，國家所需。

過去幾年，我一直和有關朋友在商量和推動香港怎麼可以補國家「國際航運中心」的短板。其中一項工作是在香港成立一個「大概念」的、大範圍的航運界的商會叫作「航商總會」。

「航商總會」裏面有海事律師、海事融資專家。我們正在努力做幾項工作，其中一項是在香港培訓涉外海商法的人才，因為在香港聘請國外的教授來香港授課比較方便。國家提出要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提升」這兩字體現在香港如何讓國家在「大概念」的航運業裡的一些短板盡快補齊。所以，做這些工作需要的力度比較大，需要的時間也比較長。

比如說，從我們的大學畢業生抓起，他們學習基本的海商法，並積累10年至20年的經驗。我們有這方面足夠的自己的海事律師，去經營有規模、有規範的涉外律師事務所，以維護我們國家在海上的合法權益，這需要的時間便更長了。所以這些工作，我們希望能夠呼籲一下，希望各界朋友都能夠給予關切和支持。

做好最後一公里  可以體現全面的新質生產力

高璐：「新質生產力」這個詞已經連續兩年出現在政府的工作報告當中，可見國家對其重要性的認定。能不能跟我們談一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呢？

●香港要在國內發揮好國際的貿易功能，讓好產品、好的服務通過香港賣到更高的價錢

梁振英：我們國家現在處於高水平的發展階段，過去那種比較粗放的發展時代過去了。我們現在不僅是追求量的增加，也追求我們的產品以及服務質量的提升。我們更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它是一個全過程、全面的新質生產力，包括我們現在內地一產、二產、三產的質量已經很高，但還差了最後一公里的問題。把最後一公里做好，我們就可以體現全面的新質生產力。

具體說，一個好產品出來了，怎麼能夠走國內外更大的市場，能夠售賣到更高的價錢？比如說我們國內的幾個產區的葡萄酒質量越來越好，國際的評酒專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分。但是推廣、貿易、品牌、形象這些講故事的工作怎麼做好，這個是很關鍵的，也是最後一公里裏面的一些細節步驟是我們需要做的工作。

過去四、五年時間，我和香港的一些朋友經常跑寧夏，還有一些主要的葡萄酒產區。香港國際貿易中心這平台的優勢，包括作為一個國際葡萄酒貿易中心，可以做很多推介、推廣、打造形象工程的工作，現在我們的工作已初見成效，這也體現了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地位和國家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現在寧夏有一些酒莊的葡萄酒在香港的銷量、通過香港的平台轉到國外的銷量均有比較明顯的增加。

寧夏的枸杞子、新疆的瓜果、雲南的咖啡、山東威海的漁農產品銷到韓國、日本去，這些都需要香港做好貿易服務。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的特點就是貿易量非常大，對於香港GDP的貢獻也比較大。但是香港這個地方現在已經沒有工業產品，也沒有漁農產品，香港現在賣什麼？現在香港做的是貿易服務，把第三方的產品賣給第三方的市場。

香港這個地方僅有750萬人口，生產和生活需求不會很大。但是香港帶動第三方的市場，買第三方的供應商的貨，賣給第三方的市場，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內地生產商要知道自己作為一個生產商自產自銷，從頭到尾都做大而全、小而全的那種在現代情況下是行不通的。因為現代的國際經濟活動是高度分工的，是高度專業化的，所以香港要在國內發揮好國際的貿易功能，讓好產品、好的服務通過香港賣到更高的價錢。

同樣的，內地很多企業來香港上市，香港便成為一個融資的平台。但是來香港上市前後，通過香港的工作，使得這個企業就像它的產品、服務一樣，同樣的東西賣到更好的價錢，同樣的利潤能夠讓企業的股票在香港的股票市場、國際的股票市場賣到更好的價錢，使得這個企業的價值能夠體現出來，這就是香港可以做貢獻的地方。

我過去這幾年在內地做的香港和內地對接工作，其中一方面，現在應該說已走出一條路，而且內地有關的省市都認識到香港這方面的功能。

讓市民更深入認識「一國兩制」的權利是中央授予的

高璐：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維護香港在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那麼香港應該如何在憲法、基本法，還有國安教育的同時，能夠更加地推廣愛國主義教育，讓我們香港的市民能夠更加深入的認識「一國兩制」？

梁振英：我很榮幸地在1985年到1990年參與了基本法起草的全過程。1988年到1990年，我是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為一共180個來自各界、各階層的委員們服務。然後1990年基本法頒佈之後，一直到1997年，我也參與了香港回歸的全過程，所以我對您剛剛提出的問題也非常關心。

●香港沒有剩餘權利，香港所有的權利都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的

我們必須認識到，香港的回歸的方式和過程是由當時管治香港的英國政府把香港交回給我們國家，然後由我們國家通過頒佈基本法，授權特區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因此，所有的權利是來自中央的。這也是我們過去數年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的原因。香港回歸並不是像有些聯邦國家，比如美國這種聯邦國家，它一個州加入這個聯邦的時候，把一部分的權利交給聯邦，它自己保留了一些——我們在法律上說的剩餘權利。香港沒有剩餘權利，香港所有的權利都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權香港的，所以我們要認識到香港權利的來源。我們也知道「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16個字不僅是概念，而是體現在1990年全國人大頒佈的《香港基本法》的160條具體條款中。所以，當我們談論憲制秩序時，必須從基本法談起。

過去這幾年，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國外，凡是有朋友說香港由於中央的某些決定或做法，現在已經沒有「一國兩制」了，我都會說，我們不要籠統地談，我們把基本法拿出來，看看是哪一條讓你覺得「一國兩制」不存在了，這樣的做法既客觀也比較準確。

共享基金會：香港發揮深化國際交往合作的實踐

高璐：今年國家首次提出要港澳加強國際交往合作。作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您覺得香港應該如何發揮自己所長，更好地對外講好國家故事、講好香港故事？

梁振英：在眾多的兄弟城市當中，香港是最國際化、最開放的，是國際化開放時間長且沒有間斷的城市，這也是香港的一個特點，我相信這也是中央經常要求香港發揮獨特作用的重要原因。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李強總理3月5日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香港的部分，有一句話就是「深化國際交往合作」。這句話其實指明了香港除了經濟貿易的優勢之外，還可以在很多其他方面發揮作用，包括文化、藝術、體育、教育、科技等發揮作用，都可以一起做，也包括對外的援助工作。比如，我7年前發起成立的共享基金會，現在工作已經發展到8個國家，包括亞洲、非洲、中美洲和大洋洲的國家。我們提供了7個方面的服務類別，這也體現了「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倡議裏面「民心相通」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所以，香港可以做的貢獻很全面，都是香港的獨特優勢。

●共享基金會7年以來，包括疫情的3年，在5個國家做白內障復明的手術已經超過19000例

高璐：您剛剛講到您創辦的共享基金會，它已經為東南亞和非洲很多國家的白內障患者解除了痛苦，同時也做了大量的民間交往工作。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發展計劃？

梁振英：共享基金會在7年前成立，過去7年，我們專門在國外做醫療衛生和公共衛生的援助工作，這很好地說明了香港在援外方面的獨特作用。長時間以來，在香港這種制度下，香港成立社會組織比較方便，而且香港人的捐贈文化非常好。所以，共享基金會利用這種優勢、傳統和長時間發展形成的人才庫，在香港成立了我們中國人的專門援外的醫療和公共衛生的組織。7年後的今天，在中央和內地的省市的支持配合下，我們這個社會組織的經費都是在社會上募集的。7年以來，包括疫情的3年，我們在5個國家做白內障復明的手術已經超過19000例。我們相信，今年我們應該在老撾可以實現該國所有白內障致盲積壓病例的消除目標，其他國家我們也會堅持做下去。就國別來說，現在我們有東南亞的老撾、柬埔寨、東帝汶，東非的吉布提、西非的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圖，還有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共這8個國家。

接下來，我們還會做一些探討，看看增加哪些國家。我們每到一個國家，都要考慮幾個方面：第一個是國家有沒有這個需要；第二個是我們有沒有能力；第三個是當地政府的配合；第四個是我們在當地有沒有其他支持力量，我們的中資企業在這些國家往往都給我們很大的幫助。華人華僑也給了我們很大支持。

我們做白內障致盲的消除行動，這是一個方面。還有與蟲害有關的登革熱、瘧疾等疾病，以及飲用水等問題。在全國範圍內作為一個社會組織，我們共享基金會的規模比較大，而且在國外做這工作很有需要，達到了很好的人道主義效果和民間外交效果。

到訪南沙超過100次，推動大灣區城市群與國際的聯繫

高璐：大家都非常關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作為9+2的其中一個城市，香港應該如何更好地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推進大灣區的發展？

梁振英：香港能夠為大灣區的發展貢獻力量，我相信比較獨特的是香港的國際化，因為我們有很多外國的企業和投資者。另外，大灣區的9個廣東城市，每個城市的經濟結構不一樣，所需所長也不一樣，所以，我們有必要具體地知道這9個城市的所需所長，多了解這些城市，然後我們做到這9個城市和國外的企業、國外的投資者精準對接。

●作為9+2的其中一個城市，香港應該如何更好地配合國家的發展戰略，推進大灣區的發展

在過去的幾年，我也經常到廣東的城市，去南沙比較多，包括疫情三年，我去南沙超過100次。我經常跟同我去南沙考察的朋友說，每次去當天來回大概4個小時左右的行程很匆忙，但大家很高興，因為看到他們之前未見過的南沙經濟、商貿實際情況。我也會和朋友們說，如果要把南沙看得詳細一些，我認為需要兩星期的時間。但是南沙不過是廣州一個區，而廣東的大灣區城市一共有9個。可想而知，我們如果要比較全面、比較深入地瞭解9個城市每一個區，它相對香港來說的所需所長，是需要花工夫的。這也是媒體能夠做的、應該做的，因為媒體的受眾包括讀者不可能自己去不斷地跑，媒體就是在前面把他們的所見所聞報道給受眾，所以，我希望媒體能夠多做、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最近我們國家也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的輻射功能，意味着未來大灣區目前的城市能夠輻射到其他的廣東城市，以及輻射到鄰近的包括廣西、福建、湖南等省份。所以，輻射面很大，工作需要做得好，而且我們要趕快去做，不失時機地去做，這對於香港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可以提取很大的動力。

◎訪談者/梁振英 全國政協副主席

◎主持/高璐 資深媒體人

◎文字/鏡報記者 童鈴

(轉載自鏡報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