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茗：女性书写与人性守望——论欧华作家梦娜的创作
女性书写与人性守望
——论欧华作家梦娜的创作
◎文/陈 茗
梦娜是欧洲华文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她传承了欧华文学温和从容的文学精神，始终以温暖之笔书写华人女性移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在人物塑造方面，突破了“边缘人”形象的束缚，将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坚持以鲜活、动感的复杂人性，克服华族女性人物性格过于单一而产生的类型化弊病，塑造了一系列丰满的女性形象。同时她敏感的捕捉到新移民女性在异国艰难的岁月中，同性之间相互慰藉并汲取生命能量，形成“姐妹情谊”，帮助女性走上健康的成长之路。除此以外，对母性家族史的回望也是女性在纵向历史里定位自己、认识自己的重要方式。她们从天然的母性谱系中找到可以依附和归属的力量，体味到自己的延续，完成成长的蜕变。梦娜的作品始终以这样一种平和的方式和世界性的眼光，关注摹写新移民女性心理、生理、情感的特点，同时她又能跳出女性个体视阈的藩篱，关照无限广阔的社会人生，在体悟人类之情、人性之思中显示出开阔的艺术视野。
旅居荷兰的华文作家梦娜，近年来发表诗文小说二百多万字，包括诗集《最初的郁金香》《瞭望的风车》，散文小说集《纹身的女人》《海风吹来》，长篇小说《飘梦秾华》《塞纳河畔的女孩》《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等。梦娜是典型的欧洲新移民作家，她传承了欧华文学温和从容的文学精神，面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她不以表现冲突为旨归，而是始终以温暖之笔书写怀揣理想的华人移民，尤其是华人女性移民在现实中的挣扎与奋斗，痛苦与慰藉，借各具体人物之口解释他们文化背景的不同，成长经历的相异，“以文学的形式与同胞对话，与两种不同的文化对话，与灵魂对话”（陈瑞琳：《欧风美雨看今天——欧美新移民作家比较》），在体悟人类之情、人性之思中显示出开阔的艺术视野。
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的女孩》围绕着主人公飞燕漂泊异乡的经历徐徐展开。现实的困境、人生的苦难、甜蜜的爱情和刻骨铭心的友情……飞燕和她的朋友们，一群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彼此帮扶的不同肤色的年轻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有关异国恋情、女性成长以及人类共享同一命运的动态画卷。2023年出版的小说集《海风吹来》，除《红杏》和《那顶草帽》外，其他7篇均以新移民女性及其异国婚恋为线索，通过对不同婚恋关系的描写，揭示情感世界的真实状态，揳入人性的深层，触摸和发掘人性的光辉和无分是非的复杂。值得注意的是，《海风吹来》中的人物并不囿于华族华人，比如《黑蜻蜓》描述的是苏里南女人奥莉薇娅和荷兰丈夫阿尔曼以及英国情人阿瑟之间的情爱纠缠；《纹身的女人》描述的是中国女性白玉雯，阿拉伯血统和捷克血统的荷兰人詹姆斯，以及伊朗人鲁达基及其妻子娅莉塔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梦娜让不同种族的人相互遭遇，共同生活，铺陈描画其间的异质文化冲突、无法沟通的心灵自囿，以及终以共通的人性人情真挚交流而完成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融。
在梦娜的新移民小说中，异国婚恋叙事成为一个明显的创作倾向。她善于通过描写微妙复杂的异族男女关系，展现新移民生命移植的独特经验，呈现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渗透，探索异族个体之间的情感隔阂，以及相互理解、接受和融入的可能性。这与她作为新移民女性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女性体验密不可分。她以感性而审慎的女性视角书写海外华人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真相，在人物塑造方面，突破“边缘人”形象的束缚，着意刻画善良智慧，坚韧独立的女性形象；同时将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坚持以鲜活、动感的复杂人性，克服华族女性人物性格过于单一而产生的类型化弊病，塑造了一系列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
《太阳升起的时候》说的是众所周知为获取绿卡而假结婚的老故事，杏叶和安然也是传统意义上为获取身份艰难挣扎的边缘女性，但她们并不是“等待救赎”的弱势群体，而是沉淀了华人女性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宽容，坚韧。善良的安然在这段纯功利的婚姻关系中看到了丹尼年老的衰败和精神上的孤独，以宽容之心待之，即使是离婚以后也常常带孩子去看望丹尼，丹尼去世后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杏叶与彼特的婚姻源于利益，终于爱情，正是杏叶的坚强、独立和隐忍为她和彼特赢来了最终的幸福。“中国女人的贤良和相夫教子，勤劳节俭的好品德，哪个男人不喜欢？”（《海风吹来》）两段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跨国婚姻，最后能基于彼此文化、人格的互相尊重和理解而走向融合，与两位女主角所持有的东方美德密不可分，以古典的东方人性理想消解现代跨国婚姻中的冷漠对抗，表现了作家对民族精神的内在认同，以及对人性沟通和文化交融的思考和期许。
如果说安然和杏叶身上的东方美德寄寓了作者潜意识中依然古典的道德人性理想，那么多元化的文化空间赋予了她更开阔的视野对女性意识及其生命存在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思考。《黑蜻蜓》《红杏》以“出轨”为突破口，潜入女性内心深处欲望涌动的隐秘世界，揭开一层层面纱，让女性成为积极表达欲望的主体，在释放中复活女性的主体意识。小说并未按照世俗的道德标准去谴责奥莉薇娅和胡洁，而是从人性欲望的角度来理解“出轨”，通过“出轨”直击女性内心被漠视的心灵悸动和深层欲望。《站在曙光初照的山岗》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江雪开朗自信，不孱弱不纠结，满怀底气地热情拥抱并积极融入丈夫弗莱特一家。
在异国婚恋的故事书写中，性格各异的华人女性是梦娜始终关注的焦点以及切入故事的主要视角，她擅于从女性视角关照现实生活和人物的情感世界，“实际上是在异国爱、婚恋书写中，辨识自身，考辨文化差异，表达她对于世界的理解”。（程国君：《异国婚及其婚外恋的背后——梦娜<海风吹来>读后》）
与传统的女性书写表现对男权的抵抗不同，梦娜以并不激烈的写作姿态，敏感的捕捉到新移民女性在艰难的异国生活中，同性之间相互慰藉并汲取生命能量的温馨。女性间由于相互关联的生命状态和天生的精神相契，形成“姐妹情谊”，即“女性团结一致的强烈情感”（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 是一种基于性别，却可以超越文化、种族、阶级差异的同理心。因为性别立场、思维方式和情感需求更为贴近，女性在同性相处中更容易获得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感满足，并因此获得主体性成长的可能。“这些播撒在女性成长叙事深层的姐妹情谊，阐发了女性在灵魂沟通基础上相互给予的温情与关怀，成为女性成长岁月中心灵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庇护所。”（高小弘：《亲和与悖离——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姐妹情谊”》）
作为女性成长的精神支撑，姐妹情谊与女性主体性生成的历程如影随形，在梦娜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情感上的彼此分享，行动上的相互扶助，迷惘时的默契跟随，以及贯穿一生的恒久见证。《太阳升起的时候》刻画了上海姑娘安然和杏叶在年少时结下深厚情谊，一起出国，于异国经历了身份、时空的多重变化，面对外界的困扰和伤害，她们在物质、精神上始终陪伴支持对方，姐妹情谊最终成了她们的寄身之所。当餐馆老板拒绝支付安然工资时，杏叶挺身而出向餐馆老板讨要薪水；当安然失业并不慎从树上摔下来以后，杏叶第一时间赶到，把她接回自己家悉心照顾；为了让安然取得身份，杏叶介绍朴实、善良的荷兰邻居丹尼与她结婚，鼓励她学好荷兰语拿到身份就恢复自由之身；当安然因为在大街上和丈夫吵架，被警察带走女儿，命运又一次把杏叶带到她身边……可以说，安然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困境，都是杏叶不遗余力地帮助和解围，她“心里的瘀血只有杏叶懂得为她活血祛瘀”（《海风吹来》），是姐妹情谊为安然在异国他乡的艰难成长提供了保障和庇护。
与《太阳升起的时候》中的杏叶类似，梦娜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的女孩》中的夏妮也是这样一个指引者的角色。夏妮与飞燕素不相识，出于善举，她在飞燕走投无路之际，给了她呵护与温馨，在现实和精神层面提供了有力的援助，充当了飞燕成长过程中启蒙、引导的角色，给飞燕带来持续、稳定，具有方向感的声音，引导她走出困境，在复杂的社会境遇中建构自我的主体性成长，走向人格的成熟。因为类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夏妮与飞燕从相逢、相遇到相知，通过亲密的诉说和倾听来分享彼此丰富的内心，获得一种生命力潜能，这种基于灵魂的真诚交流所产生的情感亲和力，甚至能产生彼此间超越生死的信赖。另外，在女性成长过程中，通常会把高于自我的姐妹视为自我成长的镜像，但如果她始终处于一种被引领的状态，无疑标示着个体精神的不成熟，因此女性成长必须要跨过或消解被崇拜对象，才能完成艰难的蜕变，走向个体的成熟，由此可见，小说设计的那场带走夏妮的车祸有着深刻的叙事用心。
除了夏妮以外，韩璐和冷嫣的同病相怜、玛利亚的认可和真诚、布朗森太太在危难之时的帮助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细小的温情场景，给飞燕带来一点又一点的温暖，稀释了她独在异乡的悲苦，缓解了她在异国生存的艰难和无助。女性之间这种精神上的支撑和行动上的互助给予她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从而走上健康的女性成长之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飞燕在成长过程中看到了同她一样挣扎于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姐妹，并且她以同样的彼此维护、互相帮助传递了女性间的温暖和关怀。从得知王洋洋偷窃行为后的不齿，到关心王洋洋的处境，担心她受到男朋友胁迫，一心只想去安慰她，正是这种超越自身利益的情感心灵互通促成了误会的消除，也促成了飞燕自身精神的成长与蜕变。
伴随女性主体性生成的除了姐妹之间的彼此分享和相互扶助，还体现在女性的代际传承之中，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女性为后辈女性提供精神力量与心灵支持。《塞纳河畔的女孩》中，作者采取片段式的策略，不断回望母亲和母系家族史，不仅是在追寻记忆和情感深处的母亲，更是在寻找带来生命和力量的精神源泉。女性在这样的自我陈述、自我探究之中，加深对自我的认识。飞燕漂泊异乡的原因，她的性格特点以及她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子，却具有令人赞叹的才情和灵气，这一切都通过她对母系家族史的不断回望找到了答案。远行似乎是潜藏在飞燕家族血液中的基因：“冥冥之中有什么人在召唤她，必须走出去才死心。否则，她永远无法体会外祖父母和她娘曾经在巴黎生活的感受。”（《塞纳河畔的女孩》，下同）“我娘就出生在巴黎，她是很小的时候，跟着我外祖父母回国定居的。”飞燕和罗伯特一见如故，畅所欲言，聊历史、文学、绘画、音乐、诗歌等，并因心灵的契合而产生爱情，这一切发生的基础是飞燕的见识、谈吐和修养，可以说母亲对她整个人生道路的引领和支持是无所不在的：“在成长过程中，要学诗、学画、学艺，懂一点药理。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都可以从中汲取。人生最深坚的做人哲理，也能从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学习这些，培养兴趣，是一种人生修养。”把人物家族背景和成长往事作为人物在新境遇中发展和行为的动因来加以描写，作品缜密的叙事逻辑使得飞燕的成长故事更具有感染力和信服力。
女性对母性家族史的回望是女性在纵向历史里定位自己、认识自己的重要方式。新移民女性在离散的境遇中回望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母亲，在母系家族长辈的身上追溯文化之根，重新界定精神归属之地和文化身份，几乎是新移民女性建构自我的必经之途。回望母亲及其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止是乡愁乡思，也是海外华人应对困境、安放灵魂的良方。《塞纳河畔的女孩》中，大量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意象、情景，如武术、书法、绘画、诗词、绣花、剪纸，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籍如《红楼梦》《诗经》等贯穿于飞燕的日常生活和成长叙事中。唐诗宋词更是自然熨帖地穿插于她的心境。当飞燕和罗伯特在经历了长期的相互欣赏、爱慕和陪伴以后，终于互诉衷肠一夜缠绵，没想到罗伯特苦等三年的前女友金琳珊在这时不期而至，于是飞燕感到非常痛苦和无助，一个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禁吟诵刘禹锡的诗句：‘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罢了，罢了，情爱二字，风雨变幻。‘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女性从天然的母性谱系中找到可以依附和归属的力量，是女儿在困境、痛苦和绝望时可以回望的精神之塔。回望母亲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饮水思源’中渴求回到‘狭义的故乡’，更在人的根本生存上渴求治愈心灵的种种创伤”，（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体味到自己的延续，完成成长的蜕变。
数年海外的生活历练和身为女性的独特体验，令梦娜特别关注异域文化语境中移民女性的生存境遇。她让华人女性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但她并不致力于其中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的书写，而是以非对抗性的立场将华人女性在异国的遭遇放置在探寻共通的人性人情的视野下来思考，显示了一种跨越种族界限的人性交流的理想化愿望。正如她在《海风吹来》的后记中所说：“每一个作者，都在以角度不同，切入点不同而实质上在共同探讨一个问题：人性与灵魂。”在她笔下，这个人性是基于人格的纯正和人情的理解交流，跨域偏见和隔阂，相互帮助，共渡难关，“把苦难酿酒为歌”（陈瑞琳：《欧风美雨看今天——欧美新移民作家比较》）。
《太阳升起的时候》中杏叶和安然为获取身份而与荷兰老头彼特和丹尼假结婚，但作者并未刻意强化性别、阶级、种族意义上的冲突，也没有对这种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婚姻进行传统式的批判，而是通过对杏叶和彼特、安然和丹尼两段婚姻关系中四个人各自不断变化发展的微妙的心理状态进行细腻描绘，把小说主题推向更深层的异质时空中美好人性的文化伦理诉求。
女性书写和异国婚恋只是梦娜小说的外壳，超越国族立场、文化等级的人性的目光才是她一直强调和关注的。正是在这种异质的文化视野中，人类共通的或复杂或光辉的人性书写才被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站在曙光初照的山岗》中江雪与丈夫弗莱特的婚姻关系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一个串起故事的线索，小说主要是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挑战，以及对基于人性沟通的文化融合的乐观期许。《塞纳河畔中的女孩》中的夏妮一出生就被遗弃，但是她幸运地遇到了慈爱的王奶奶，善良的孤儿院院长，在异国他乡遭遇险境时又得到罗伯特父母的帮助，这些人与她非亲非故，却给了她亲人般的呵护和温暖，当她遇到绝望中的飞燕时，又将这份无私的爱传递了出去，素昧平生的人们终被相通的人性温暖重新连接。
学者洪治纲在《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提到：“从审美内涵看，新移民文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体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和载道意愿，又呈现出多元文化的混杂特征。”（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梦娜的济世情怀一方面表现在她对底层人物，边缘群体的充分关注，并给予真正的平视，以体恤之情书写他们的艰辛，肯定他们的奋斗和坚韧，讴歌平凡中的人性光辉，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她开始更多关注全球性议题，比如《塞纳河畔的女孩》中占有重要篇幅的援助非洲。夏天深深爱着夏妮，但“非洲的现状堪忧，让他寝食不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贫困落后的人做点什么？”因此，他不顾夏妮的感受，甚至在夏妮孕期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远赴非洲，导致夏妮流产并和他离婚。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夏妮是支持他的，她坚持离婚是因为流产造成了不孕，她决定将遗产全部用于慈善，其中一部分就用作夏天的非洲援助项目。罗伯特也受夏天影响，共赴非洲，在那里他感受到了贫穷与疾病，战争与恐惧，也让他真正明白了文化无分高低，只有携手互助，才能跨越偏见，冲破藩篱，他在写给飞燕的信中提到：“这些被认为是落后、愚昧、贫穷甚至带些野蛮的部落群体，对待生死并无惧怕，对生活亦无苛求。他们懂得享受人生。他们珍惜彼此的亲缘及友情，面对危险和灾难又如此勇敢、无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真诚、豁达……我相信，我还会来，而且我会带你一起来这里。”
梦娜的作品始终以这样一种平和的方式和世界性的眼光，关注摹写新移民女性心理、生理、情感的特点，同时她又能跳出女性个体视阈的藩篱，关照无限广阔的社会人生，用文学表现自己对爱、人性、自我价值以及人类命运的思考。
陈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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