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异域心结（连载二）

作者简介: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

在近代诗人中，鲁迅钦佩章太炎。章太炎既有深厚的学问根底，又有充沛的革命精神。1903年，章太炎从上海监狱出来，来到东京，东京留学生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鲁迅可能出席，至少看到了相关报道，读了章太炎的演说词和其他文章。

《河南》杂志及所刊载《摩罗诗力说》等文章

从第五期开始，许寿裳参加《浙江潮》编辑工作。鲁迅是在许寿裳接编杂志后开始给《浙江潮》投稿的。鲁迅喜欢章太炎编辑的《民报》，也喜欢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的诗作，这些诗作是编者许寿裳从章太炎的亲近朋友那里索取来的，鲁迅了解这些诗发表的过程。其中有两首写于上海监狱中的诗，二十多年后鲁迅将其引用在纪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第一首《狱中赠邹容》，第二首《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在东京，鲁迅与诗友们的交往在他的文学道路上是特别的，先是建立了与许寿裳的友谊，并成为终身挚友；后来成为章门弟子之一，从章太炎的学问文章中获益甚多。

1904年8月，鲁迅启程前往仙台学医。临行前，他将自己珍藏的一部日本印行的线装《离骚》赠给许寿裳。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学习生活缺少乐趣，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乏味地步。

在仙台，鲁迅受到一场严重的精神刺激，就是细菌学课堂上放映的幻灯片上有中国人围观同胞被杀而表情麻木的场景，最终促使他放弃医学学习转而从事文艺活动。鲁迅离开医学，固然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但也有别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他本就喜欢文学，不能忍受枯燥乏味、死记硬背的课程安排和学习方法。他在1904年10月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

这种死记硬背与他小时候吟诵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尽管年龄增长，鲁迅的理解力大大提高，但毕竟是到了缺少文化亲切感的异国。日语不是他的母语，日常交流尚有困难，遑论专业学科术语。这样吃力的学习生活，竞争中的自卑感，导致他对学业产生厌烦和畏惧情绪。

文艺与科学的矛盾最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是鲁迅为了追求美观，在解剖学讲义中将血管的位置画错，被藤野先生指出来时，师生有一段对话：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得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文学一直在吸引、蛊惑着鲁迅。

鲁迅选择了文艺，在东京的留学生有很多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与工业的，但没有人学文学和美术。此时，鲁迅却翻译了两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3年10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地底旅行》先由《浙江潮》第十期（1903年12月8日）刊登前二回，全译本由南京启新书局于1906年4月出版，出版时译者署名为“之江索士”。

此外，鲁迅还翻译了其他的科幻小说。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未发表，译稿佚。1905年，《造人术》译文发表于《女子世界》第2年第4、5期合刊（原第16、17期），署美国路易斯托仑著，索子译。

鲁迅希望以翻译科幻小说医治国人的狭隘和马虎之病。他在《月界旅行》的“辨言”中写道：

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快意增删，并不忠实于原文。

那时的鲁迅，因为民族主义的复古倾向和译稿卖钱的利益驱动，甚至对外国小说的形式加以改造。《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竟呈现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形态，开头有开场诗，结尾则用散场诗，正文常以“话说”两字起首，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煞尾，行文中还常用诗词曲赋进行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两部译作的每一章，都有鲁迅自撰回目，如“新实验勇士服气  大创造巨鉴窥天”（《月界旅行》十二回），“拼生命奋身入火口  择中道联步向地心”（《地底旅行》第四回）。每回末都有鲁迅自撰散场诗，如第五回：

正是：

啾啾蟪蛄，宁知春秋！惟大哲士，乃逍遥游。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穿插诗文，征引古典，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常常玩弄的技巧和花样。鲁迅为了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在译文中时不时即兴发挥。如《月界旅行》第一回，他增写了这样的议论：

晋人陶渊明先生有诗道：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地底旅行》

那时的翻译风气是“达旨”，是严复和林纾的翻译风格——鲁迅后来竭力反对，但当时颇受影响。《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中有不少误译，更有随意增删。《月界旅行》日译本共28章，鲁迅却“截长补短，得十四回”，而且将“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甚至略去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地底旅行》改动更大，凡尔纳原作45章，日译本缩为17回，鲁迅只取骨架，简编为12回。该书前半为故事，鲁迅译本保留；后半对有关科学知识的解说则略去未译。小说开头引人入胜的“解谜”情节也被删略。《地底旅行》原著没有诗歌，而鲁迅译本却在第六回末出现了一首探险家列曼的助手亚篱士唱的《进兮歌》，表现其万难无阻、一往无前的精神。但原书中，亚篱士只是走到木筏的前部眺望大海，并未表现出炽烈的感情，更没有高唱过这样的歌曲：

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居月诸浩迁祖！易弗大啸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沥血奋斗红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痛，意气须学撒旦粗！吁嗟乎！尔曹胡为傍徨而踟蹰？呜呼！

鲁迅晚年编辑集外集，寻找在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写信对编者杨霁云说，那是他的翻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并坦承“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在译介科幻小说和西方思想史同时，鲁迅开始制定文学翻译计划。并准备自办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影响。他与许寿裳和袁文薮等筹备新杂志，取名《新生》，借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但丁的诗集的名目。可惜因为没有资金，失败了。

1907年3月，鲁迅与弟弟合作翻译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说《世界欲》，译名为《红星佚史》，当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署名周逴。书中的16节诗由鲁迅用离骚体翻译，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追述作者与鲁迅合译英国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著的《红星佚史》的情景：“在翻译的时候很花了气力，由我口译，却是鲁迅笔述下来；只有第三篇第七章中勒尸多列庚的战歌，因为原意粗俗，所以是我用了近似白话的古文译成，不去改写成古雅的诗体了。”

鲁迅通过学习医学，加深了对“文学是疗救”这一观念的理解，有助于他后来树立为改良人生而写作的志向，其主要途径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掊物质而张灵明

诗界革命的作者大多在日本活动，却不同程度地取法西方。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因此在《夏威夷游记》中主张“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

当时，还有留学生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出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力赞《出军歌》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中国两千年历史前所未有，“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还指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但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因此隔绝而微弱。他呼唤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儿顿（通译弥尔顿）出现，而“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

对西方文艺和科技的倾心，是那时中国人共有的特点。鲁迅广泛搜集西方文艺作品，购买了八大册的雨果作品集。鲁迅懂日文和德文，能根据这些语种的材料撰写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

《摩罗诗力说》连载于1908年2月5日和3月5日出版的《河南》杂志第二、三号，署名令飞，是鲁迅第一篇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流派的文章，集中表达了青年鲁迅用文艺启蒙民众，从而建立适合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文艺观的意图。

《摩罗诗力说》以尼采的一段话题首，呼吁国人打破社会文化的萧条状况，焕发出生机活力：“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虽然《新生》杂志夭折了，但“新生”的意象还在，对人文的信仰未衰。《摩罗诗力说》开篇就说：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

要获得新生，必须用心真诚发声，用爱去感动。诚与爱是医治中国民族性病根的良方，唯有“别求新声于异邦”，才能让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生”。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共八位“摩罗”诗人：

其为品性言行思惟，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又大其国于天下。

晚清的维新运动虽然已经叫喊了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笃守功利，摈斥诗歌”的顽固派所崇拜的“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改良派推崇外来文化，也不过是撷取一些“治饼饵，守囹圄”的小技巧。鲁迅赞扬欧洲的摩罗诗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意志和“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言，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的精神，称八位摩罗诗人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文章末尾，鲁迅呼唤中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来打破“萧条”：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以不支。众皆曰维新，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

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摩罗诗人生存的环境。所以鲁迅决定第一步，是要从“沉思”中立即行动起来，将外国的摩罗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以“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

鲁迅译《月界旅行》

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鲁迅从此确立了以译介推动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志向，在后来的诗文创作中表达反叛之声，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摩罗诗人之一，“怒向刀丛觅小诗”“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样壮烈的诗句，脍炙人口。

风雨如磐闇故园

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唐璜》中有《希腊诸岛》一章，马君武以文言译作《哀希腊歌》：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莫说侁佃二族事，繁华一夕尽消沉。万玉哀鸣侠子瑟，群珠乱落美人琴。迤南海岸尚纵横，应愧于今玷盛名。侠子美人生聚地，悄然万籁尽无声。吁嗟乎！琴声摇曳向西去，昔年福岛今何处？

马拉顿后山如带，马其顿前横碧海。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吁嗟乎！闲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对这个在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古国不胜神往，而也不能不注意到现代希腊遭受着被欺凌的命运，引起同情共鸣。《哀希腊歌》最能打动中国青年的心弦。马君武之后，梁启超、苏曼殊、胡适、闻一多、卞之琳、穆旦等都翻译过这首诗。

《唐璜》叙述主人公唐璜遭遇饥饿的恐怖和沉船的灾难，在希腊的海边遇见了美丽的少女海蒂。沉浸在爱情和大自然美景中的唐璜对希腊产生爱慕，然而，一个游吟诗人向他展示了残酷的现实：希腊正饱受着土耳其的侵扰，濒临灭亡。拜伦不但借《希腊诸岛》表达同情，而且随即采取行动，奔赴希腊，与希腊人民一起抵御外侮。如此言行一致，让青年鲁迅钦慕不已。鲁迅后来在《杂忆》中写道：

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往，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的原因，就是他助希腊独立。时当清代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借古喻今，以外鉴内，中国的诗人们着意于本民族的命运。梁启超等人翻译哀希腊诗，其意在“哀中国”。鲁迅也曾把目光投向古希腊，为《浙江潮》编译了描写古希腊勇士奋勇抗敌故事的《斯巴达之魂》。他在序言中说：

公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斯巴达之魂！

这是一篇译文，但并非直译，乃是根据书刊资料编译改作。文章最初发表于1903年6月15日和11月8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五期、第九期。其写作背景是很清晰的。该刊第四期《留学界纪事·拒俄事件》中有这样的记述：“阴历四月初二日东京《时事新报》发刊号外……内载俄国代理公使与时事新报特派员之谈话有‘俄国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云云’……次晨，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评议员立即开会……提议留学生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初四日，义勇队函电各方。因此，鲁迅编译此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发出一曲“哀中国”，借斯巴达人不惜以生命保卫祖国的英勇事迹，激励同胞奋起抗击沙俄侵略。

对弱小民族寄予同情，为被压迫民族呐喊鼓吹，促使鲁迅兄弟二人翻译了很多俄国和东欧等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特别论述俄国的普希金与英国拜伦的异同。青年普希金服膺拜伦，追慕其自由反抗精神，其《奥涅金》前两章，颇受拜伦影响，主人公“力抗社会，断望人间，有拜伦式英雄之概，特已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随后，普希金渐渐摆脱拜伦的影响，其原因，除拜伦性格峻绝，进行绝望奋战与普希金不同外，还因为两国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西欧思想，绝异于俄，其去拜伦，实由天性，天性不合，则拜伦之长存自难矣。”

鲁迅介绍俄罗斯文学，较多注意于安特莱夫、迦尔洵等作家，并不特别倾注精力钻研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师。

图/黄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