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第七期来了

 

《博览群书》，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写刊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是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综合性思想文化月刊。“砥砺思想，宁静心灵”是我们的追求，“知识人写给知识人”、“名家作品名家看”，已被这本杂志坚守38年。

读书笔记

汪建新：逆境中的毛泽东与这两首词

本期关注·失意与诗意

星河流转，世事沧桑。这忙碌的世界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人顺风顺水的通达，有人多灾多难的坎坷；有人“一日看遍长安花”，有人感叹“人生失意无南北”；有人乘时而起，有人沉埋无用。纷繁的众生百态，演绎着真切的人间世相。

理性来看，得志和通达毕竟是少数的、阶段性的，而失意和坎坷则是更为普遍的人生常态。“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这些失意者的心声，带着深沉的人生喟叹和强烈的情感力度，更易打动人心，更能得到同情和共鸣。

总体观察这些失意者的心声及其应对方式，我们会发现，其间包蕴着无穷无尽的人生智慧，体现出恒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而这些智慧和力量又都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厚土，带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千年以还，仍然魅力不减，熠熠生辉。“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宝剑虽已沉埋，但光芒不掩，气冲斗牛，精气神曾不减分毫。这样的诗句完全可以砭顽起懦，振聋发聩。

如果应对得当，失意人生完全可以结出硕果、开出奇葩。失意的陶渊明缔造了一个精神高地和心灵家园，贬谪的苏东坡留下了千古绝唱和天下行书，落魄的杨维桢完成了“铁雅”体的锻造，困顿潦倒的曹雪芹创制了震古烁今的小说丰碑。他们把失意活成了诗意，把坎坷变成锻炼自己的试金石，把人生低谷转化为戛戛独造的主阵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坎坷和磨难玉成了陶、苏、杨、曹等的伟大成就。由此来看，只要精神独立、初心不改，即便是失意，那也不过是人生常态而已，失意中的心性更为沉静，更利于精神生产和智慧创造。

基于这样的考虑，四位青年学者分别撰写了关于陶渊明、苏东坡、杨维桢、曹雪芹的文章，主要立足于其人生失意与诗意来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借此来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寓意于垂鉴当世、砥砺人生。

——杜志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兰蓓蓓：看五度出仕的陶渊明躬耕田园——“失意与诗意”之一

周忠强：三起三落的苏东坡为何“不恨”——“失意与诗意”之二

武君：杨维桢“焚诗”之后的出人意料——“失意与诗意”之三

孙大海：观察曹雪芹诗意的背后——“失意与诗意”之四

错了吗

萧跃华：《孙犁全集》为何有六封书信前后重复

文化思考

吕国康：面对《永州八记》，我们其实都是“愚者”

评论

林美茂：并非偶然的“偶然性哲学研究”

邢哲夫：《孔子大历史》与孔子的“错误”

文化地理·故乡是用来回望的

也许，故乡真的是用来回望的。

鲁迅先生的《故乡》许多人耳熟能详，它的开头段是：“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这里既有空间距离，也有时间距离，这样的距离适合回望。因此，假如不是回望，《故乡》就不会那样爱恨交织；假如不是回望，莫言就不会创造出“高密东北乡”。于是我们不妨大胆断言：故乡诞生于回望之中。

这组文章触及的作家作品，也大抵如此。汪曾祺的《受戒》写的是自己“43年前的梦”；梁鸿的《梁庄十年》写的是《中国在梁庄》之后梁庄的十年（2010-2020）变化；废名的《桥》也在回望和思乡；作为回望故乡的巅峰之作，本雅明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更高大上，也更朦胧迷离。

关于故乡，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其笔下的回望都具有一种穿透力。每一个成年后的人，无论是否生活在异乡，精神上总在回望故乡回望起源，从中汲取力量。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春然：汪曾祺宁可挨批也要让《受戒》传递欢乐——“故乡是用来回望的”之一

廖梓君：直到《梁庄十年》，梁鸿才改变了“姿态”——“故乡是用来回望的”之二

舒翔：随废名的《桥》去探寻“自由”——“故乡是用来回望的”之三

凌子：看本雅明怎样寻找自己的童年——“故乡是用来回望的”之四

书人志

舒心：“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破解童心”

怀念

唐秀芸 周景峰：轮椅上盛开的沈从文研究之花——著名报人、翻译家符家钦侧记

文化视点·解密王昌龄

王昌龄（698—757），字少伯，出生于山西太原，流传下来的资料不多，其生平不可详考，综合各方面材料看，王昌龄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早年嵩山学道，梦想羽化登仙；青年时漫游塞边，赴河陇，出玉门，渴望马上封侯。开元十五年（727），29岁进士及第，然其壮岁仕途多舛，多半时间是以戴罪之身在贬谪之地度过的，41岁时流放岭南，安史之乱时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旧唐书》本传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唐才子传》为其叹息曰：“奈何 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失归全之道，不亦痛哉！”看来，王昌龄之仕途失意，与其“不护细行”的性格与行举也不无关系。

王昌龄著有《王江宁集》六卷，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尤以七绝见长，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与宫怨，而以边塞诗最为著名。虽然其诗的数量不多，题材不广，体制亦未皆备，然其名气很大，有评价甚高，而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称。王夫之推其为唐人七绝第一，在《姜斋诗话》中称“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王昌龄独以七绝而成为名家，然终不能算是一流大家也。

初盛唐七绝约550首，而王昌龄一人就有74首，几占六分之一。王昌龄在盛唐著名诗人中年辈较长，写作七绝时间也早，表现手法完全成熟，而其成就之高，七绝至王昌龄而体制大定，给后人以很大影响，逐渐成为唐代流行的重要体裁。

王昌龄的七绝，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李白可与之媲美。古人云：“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王世贞《艺苑卮言》）古人又云：“七绝第一，其王龙标乎？右丞以淡而至浓，龙标以浓而至淡，皆圣手也。”（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这里也揭示出三者绝句的风格特征。

在艺术风格上，王昌龄的七绝以委婉含蓄为主要特色，表现曲折，意境深远。王昌龄的七绝善用典故，巧妙而贴切，不露迹象，也多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了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幽怨。因此，陆时雍说：“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诗镜总论》）。王昌龄认为：“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而“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因此，非常重视诗的境界，重视情与景之谐和，其七绝亦以“境”胜也。 

——王志清（文学教授，文化学者，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

秦兆基：王昌龄究竟是“夫子”还是“天子”——“解密王昌龄”之一

张永祎：王昌龄的江南在哪里——“解密王昌龄”之二

许富宏：王昌龄《出塞》之八面观——“解密王昌龄”之三

崔淼：王昌龄的方外诗踪——“解密王昌龄”之四

商榷

张纹华：《朱次琦评传》该怎么写

推介

刘骥鹏：跨越喜马拉雅山的禅思

校园悦读·打工与文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农民进城务工逐渐成为近几十年普遍的社会现象。“打工”一词本是粤语方言，随后流传至全国，同时也衍生出更多含义。除了受雇于人之外，打工一词通常意味着背井离乡到外地、外省工作，且多指从事比较劳累、每天工作时间比较长、收入不高、可替代性强、重复性高的体力和低级脑力工作，这种工作一般来说不属于“铁饭碗”的工作。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具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主体以及创造新生活的神圣性和意义感，相形之下，“打工”可以说重新定义了近些年国内最大范围的劳动形式，表征着时代的深刻变化。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围绕着题材和作者等问题对“打工文学”的定义展开了集中的讨论，以何西来、洪治纲、李敬泽为首的一派认为打工文学应该从题材的角度进行定义，既包括打工者写打工生活的文学也包括专业作家写打工生活的文学。

从中国“打工文学”的发展与现状出发，关注到打工群体的文学写作已然成为当代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参与工人群体的文学教育，媒体关注和支持，涌现出“皮村文学小组”，发行纪录片《我们的诗篇》，出版《劳动者星辰》等文化事件。近年来，不乏学者提出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这一称谓，其主要关切是超越实用主义消极描述意味的命名，而将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重新放置在“工人”这一社会主义主体的序列中，探寻新的时代状况中新的工人主体塑造的可能性及其现实出路。

当下语境中，关注新工人群体的文学写作行为本身与评析其作品同等重要。因此，本辑所评均为新工人所创作。本辑评论作者皆为高校中文系学生，他们以敏锐的思考、细致的笔触呈现了新工人笔下的世界，剖析了新工人主体的困境和对未来的展望。新工人和新工人笔下之世界耐人寻味，大学生对打工和打工者之观察和感受亦颇有启迪。

——陕庆（宁波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春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钱天澜 章涛：《人罪》对打工者精神困境的反思——“打工与文学”之一

陈玉珂 周春英：从《微尘》看中国矿工——“打工与文学”之二

朱瑞阳 陕庆：打工者用劳动创造的星辰——“打工与文学”之三

王来仪 陕庆：当代新工人诗歌中的身份之问——“打工与文学”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