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32】最后的复仇事件历经百年尚留对人性的思考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古人对仇恨最干脆也最决绝的陈述，如同一把寒光闪闪的刀，直指人与人之间血腥且严苛的恩怨。一旦刀锋落下，正义的代价又该如何评判？日本自古以“曾我兄弟复仇”等三大历史事件为代表的“复仇文化”，在时空的长河里塑造出独特的精神底色，也为人性与道义的交织留下浓墨重彩。1868年明治维新吹响了革新的号角，曾经的武士刀仍在寒光中出鞘，让人隐约感到——旧时代并未彻底远去，在武士道的荣光与近代社会的理智之间，依旧回荡着一曲剪不断、理还乱的宿命纠葛。正是在这般大时代与家国情仇的交错中，臼井六郎，这位“孝子”一般的武士，为后世留下了更多关于人性与历史的思索。

回望日本历史上的复仇行动：或是一场挟带着政权更迭野心的阴谋，或是一个派系为了排斥异己而导演的血腥戏码，又或是风雨欲来前的政治角力。纵使回顾那些惊心动魄、名震一时的复仇故事，也不如臼井六郎的“一刀”那般，恰似刀光映照人间冷暖，更具悲悯和孤独。  

在《日本最后的复仇—臼井六郎》（郁朋社，2024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作者池松美澄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来暗示近代社会中此类私自复仇已是非法。可另一方面，她又以“刻骨铭心，不得不报”的誓言，为人们勾勒出一个武士背负血海深仇、奋起讨伐的形象。在时代风云激荡下，这一切究竟是因政治的漩涡所逼，还是武士内心最后一根稻草的彻底崩断？无法轻易定论，却让人看到了文明变迁之中那张似乎永远难以卸下的“武士的脸面”。

臼井六郎生于江户幕府时期的秋月藩藩城家老之家，命运的帷幕从一开始就被佐幕派与攘夷派的明争暗斗撕裂得支离破碎。当日本迎来明治维新的黎明时，1868年的春夏之交，攘夷派潜入他的家中，残忍地杀害了他的父母，并割走了父亲的首级。年幼的臼井六郎眼睁睁地看着满目疮痍，却无力回天；这样一幕血腥的图景，注定在他心里埋下复仇的种子。更令他痛苦的是，藩厅受政治势力左右，竟判杀人者无罪，还对他们“除奸”之举大加表彰。臼井之父成了朝堂上“罪有应得”的反派，审判草草了事，凶犯逍遥法外。  

在外部有强敌，内部暗流涌动的背景下，臼井六郎只能选择暂时收敛怒火，拜在养父膝下，一等就是十三载。一时的忍辱，其实是难以放下的负重。他一直奔走调查父母被害的真相，整个过程就像在时代刀光剑影的空隙中艰难前行。

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复仇禁令”，私下的“以血还血”自此被定性为违法。可在臼井六郎的内心，积郁十三年的仇恨已无法遏制：他决意拿起短刀，亲手向已经成为法院法官的一濑直久下手，于房内血刃仇人。完成这场复仇后，臼井六郎自首。出人意料的是，他的举动在民间却激起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不仅文艺剧本和讲谈作品应声而出，甚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对明治政府的质疑浪潮和对旧藩政政治的怀旧风。  

胜海舟与臼井六郎素有交往，1881年9月26日，他写信给臼井的养父，字里行间透露出悲悯与袒护。他在信中说：“六郎不堪父母皆被残杀，卧薪尝胆十三载，以命抵命，此乃天诚之道……能有如此血气，令人同情之余，在近下人情浮薄的时代，是医治青年重振匡扶之志的良药。”这番话，既是对臼井六郎精神的肯定，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于“武士之义”与“法制之严”的冲突评定。是法律的冰冷道义，还是骨肉至亲的血泪呼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并没有一杆绝对公正的标尺能予以断论。

臼井六郎最终获释，不久便在历史长河中沉寂而去。据《人物画传》（有乐社，1907年第一版）等资料记载，他一度希望在深山古刹守住父母的亡魂，终究未能如愿。这样的结果究竟出于怎样的现实阻碍已难以深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曾握刀亲报父仇的武士，与其说浑身散发着令人生畏的武士道刚猛之气，不如说只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孝子。  

翻看檀一雄的《最后的复仇》（同光社，1956年1月第一版）和长谷川伸的《日本复仇异相》（中央公论社，1974年5月第一版）等相关论著，或能拼贴出一个更加鲜活而立体的臼井六郎：他有血性，也有温情；他有怨忿，更有一颗紧抓亲情不放的心。彼时的政治洪流裹挟着无数人，像极了狂风骤雨之下无处觅得安身之所。臼井六郎却在如此纷扰之中，带着孝子的本能与武士的信念，完成了他内心刻骨的宿命。

听闻臼井六郎手刃仇人，一同参与杀害其母的萩谷传之进据说歇斯底里地大喊“六郎来了”，最终精神失常而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天罚”。然而对于后世而言，臼井六郎这位“最后的复仇者”并不似凡尘中冷酷的刀客，反倒更像一束照亮历史尘埃的人性之光。他那悲愤与血泪交融的举动，是旧武士道传统对新法制体系的最后挣扎，也是子女情深对生死恩怨的终极反抗。  

在时过境迁的今日，回望那一刀砍下时的鲜血与悲鸣，或许会陷入矛盾：它是对杀父之仇的最直接了断，也是对当时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公然冲击；它既体现了武士道精神的顽强，也折射出人性深处不曾灭绝的柔情和执念。也许，所谓的“复仇文化”在现代法治观念下早已失去存身土壤，但臼井六郎的故事提醒后人：当人性的呼声淹没在政治的洪流与时代的更迭之际，那些灵魂的呐喊却从未真正平息。  

历史烟云终会散去，曾经的血气之举也在黄卷青灯中化作一声叹息。然而，正如胜海舟的信中所言，“天诚之道”也许更在意的并非成败得失，而是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臼井六郎用那一刀，给父母、也给自己一个交代；留给后人的是长久的反思与感喟。或许，这份充满锐利刀光的复仇中，更多散发出的不是冰冷的杀意，而是那点滴难以磨灭的人性之光。（2025年2月19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