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对广东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1928年创建于广州，初创时寄设于中山大学校内，以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简称“语史所”）专家学者为基本队伍，一帮人马，两块牌子。后由筹备委员傅斯年、容肇祖等选址，于1922年10月22日迁移到广州东山柏园。柏园故址现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并对这段历史布置了展览，对于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学术史，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22年12月14日，省政协文史委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柏园举办了文史界委员和专家学者座谈会，余忝列会议，参观了故址展览，并学习了阿瑞的《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未刊稿）等资料。现就我的专业范围所及，谈谈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对广东语言学研究的贡献。

一、“三巨头”亲力亲为，利用现代设备仪器和现代语言学方法对广东方言进行了调查研究

所谓的史语所语言组“三巨头”，指的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1892-1982），曾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1950）的罗常培（1899-1958）和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人、1950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的李方桂（1902—1987）。这三位大先生在史语所和西南联大时期就做了大量的语言学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经典的著作，开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他们还合作翻译了语言学的经典译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

史语所1928年在广州创立，筹备委员之一的傅斯年十分重视语言学研究。1928年5月，傅斯年在广州起草了语言学研究范围和旨趣，并经筹备委员通过，确定语言学研究分为汉语方言、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进行研究。

1929年1月22日，傅斯年致函罗常培：“莘田先生教席：惠诺改任研究员事，无任感荷。又承示下个人工作计划及韵书研究工作计划两件，奉读之下，不胜钦佩。已交赵元任阅过，一切同意。从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引自《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28年，罗常培任中山大学语言文学系主任。他为了研究《广韵》而开始学习广州话。这一年赵元任到广州调查方言，罗常培经常与赵元任请切磋语言学的问题。同年，罗常培与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一起参加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史语所分组时，语言学为第二组，赵元任担任组长。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很重视，他认为：“精通一个汉语方言，是了解全部汉语的准备”。1927年，他就对江浙吴语区进行了调查研究，次年便出版了《现代吴语研究》一书，是中国首部以现代语言学分析汉语方言的著作，开创了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汉语方言调查的先河。他也较早对两广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的调查，从1928年9月开始准备，11月10日抵广州，1929年2月4日离开广州，他在粤调查、研究广东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近3个月时间。

1928年11月10日，赵元任夫妇抵广州，开始在中山大学授课。

在中山大学授课后，12月9日开始，他马不停蹄地进行了两广语言调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分函各地各级学校，请予面洽一切并尽力协助赵元任的语言调查。

1928年12月22日他让中山大学生物系教师石声汉邀请瑶胞在广州记音，用当时的录音设备——腊筒蓄音机录制了90首瑶歌，后来整理、出版了《广西瑶歌记音》（史语所集刊专刊，1930）一书。

12月24日赵元任晨赴三水，在县立中学找发音人记三水大街的语音，接着赴广西，调查广西区域的粤语方言。

1929年1月3日完成为时6天的广西南宁方言调查，再赴梧州记录梧州北部乡下的方言。11日回到广州。1月12日到广东的江门、新会、台山等地调查，18日回到广州。19日又北上韶关，调查记录粤北方言，23日返广州。

关于在汕头、潮州调查事宜，他在日记中写道：“元月24日，动身经香港乘‘林肯’号船赴汕头、潮州两地调查方言和记音”。他还记录了一则趣闻：“我调查粤语时，顺便去广东东部调查了汕头和潮州方言，这两处方言属闽南方言系统。可是我到火车站说潮州话，想买一张去汕头的二等车篇，售票员却给了我两张三等车票。我只好不说潮州话，用广东话作了解释。”（以上资料参阅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4期、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

元月30日从澳门回广州经过石岐时进行中山语料收集，2月1日回到广州。

后来傅斯年、赵元任等主编出版的全国语言区域图，把粤东闽语区名称标为“潮汕方言”，可能是这个专业术语的首次使用。陈凌千先生把他编著的潮音字典叫做《潮汕字典》（汕头育新书社，1935）、翁辉东先生把他的词语考释大作称作《潮汕方言》，明显是受到这类地图集的影响所致。翁辉东先生在《潮汕方言自序》中就说：“纪元之廿二年（1933），上海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印行……分省地图，有言语区域一页，题曰 ‘潮汕方言区’。审潮汕方言于国家版图，占一位置，且海内学者，肯定古音存于潮州。”（上海韩晖楼1943年版第1页）

赵元任后来发表的《中山方言》、《台山语料》中专门注释是根据在1929年冬（原文如此，应该是1928年的冬天到1929年1月）收集的材料所写的，中山县的发音人是程伟正。

1945年，赵元任还在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一书（英文版，有汉字版1947年出版)，主要语料还跟他1928年冬到1929年春在广州调查方言有关。

李方桂1924 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1928年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印第安语进行了调查录音，做出了美国语言学家也做不到的贡献。1929年底，他受聘于史语所，他南下广州，从香港乘船海南，从海口、到临高、乐会，做了一个多月的海南的汉语方言调查。回到广州后，还利用借来的语音分析仪器验证了他在海南调查时发现的内爆破音。

在李方桂夫人徐樱女士的《我与方桂五十年》一书中，记录了李方桂学成归国后到广州并开展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口述史：

“船到上海，才一靠岸，就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代表到船上来欢迎我。……第二天就请我到他府上吃饭。陪客中有很大大人物……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大家谈得非常愉快，当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聘请我为专任研究员。……由上海到了北京，见到赵元任，还有别的研究学的人。不久，二三星期后，我又回到上海，又到广东，我找找在南方有什么可做的，后来听说广东一带有瑶人语。忽然我想到海南岛去。……先到香港，再从香港换船到海南岛，港口就叫海口市，那里就是海南方言的区域。我发现他们的发音中，有很有趣的变化。我发现缅甸、泰国都有那些类似的音调，术语上叫做闭压音，也可以说是内吸音（implosive）。我从来不知道（汉语方言）有这种音。”

有趣的是，他还自制录音仪器来做语音实验：我“从广东医学院借了点儿机件，做了非常原始的工具，就是用一个洋铁烟筒，筒的一头，开个小洞，插入一截橡皮管，然后用嘴对着橡皮管吹气，针就上扬，吸气针就下降。……（试验）果然很成功，……证明他们（海南的发音人）的发音，有时是吸气的。”

二、滋兰树蕙，为广东乃至全国的语言学建设培养人才

赵元任先生对广东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在清华大学时培养了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王力（1900-1986）这个学生。

1926年，王力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赵元任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他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之一，是王力的老师。1927年，王力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他1946年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创建了现代中国高校里的第一个语言学系并于同年招收第一批学生。他聘请了同乡友好、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出任系主任。教师有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严学宭、周达甫、吴三立等。这个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的教师不少也是史语所的成员，如商承祚等；一些则是史语所成员的助手或者学生，都是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家、经史学家。首届学生毕业于1947年（是由中文系四年级转系而来的，如后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方言学家黄家教）。

从1946年-1954年8年间，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一共培养学生100余名，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人才，获益最大的是中山大学和广东省。其毕业生有很多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如唐作藩（北京大学）、著名方言学家宋长栋（中山大学）、黄家教（中山大学）、詹伯慧等（武汉大学、暨南大学）、饶秉才（华南师院、暨南大学）、黄伯荣（西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欧阳觉亚（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傅雨贤（中山大学）、唐启运（华南师院）等等。中大语言学系1948级学生、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家唐作藩教授回忆说：“中大语言学系的历史虽短，但功在千秋。”

罗常培先生则在西南联大时期培养了高华年（1916-2011），后来高华年成为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中文系著名语言学家、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1939年西南联大期间，罗常培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语学部导师，仍兼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11月，校常委会决议请罗常培暂代西南联大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两系主任。1938-1944年他在联大教课和主持系务工作之外，在云南积极开展了大量的语言调查研究工作。高华年1941年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学部，师从罗常培、李方桂教授。1943年，高华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得到罗常培先生的器重而亲自推荐而到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罗常培先生在推荐书中言其硕士论文“关于（彝语）借字之分析及语法之结构均为前此中外学者所未道及”，评介颇高。

高华年1943年到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讲师。期间，硕士论文中被罗常培先生点赞过的两部分——《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彝语法》分别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语言人类学专刊第二种（1943年）和第三种（1944年）上发表。1944年，他的论文《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嘉奖。当时获奖的人，文科的如冯友兰、金岳霖、王力、费孝通、陈寅恪、汤用彤、闻一多、阴法鲁、张清常、高华年等；理工科的如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赵九章等（1942-1944）。

高华年1951年从岭南大学转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被聘为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彝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广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务书局，1980年初版，1984年再版）、《语言学概论》（与植符兰合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出版，1984、1987年再版，发行量过10万）、《普通语音学》（与植符兰合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教程》（与宋长栋等合作，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汉藏系语言概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汉藏语论稿》（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均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经典教材和田野调查指南式的经典著作。1983年起，高华年担任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长，是广东语言学界上个世纪后半段的领军人物之一。

总之，史语所“三巨头不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利用现代的设备仪器、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广东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是为广东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肇始，开广东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之先河。他们还培养了王力、高华年等学生，为全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的创建和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奠定了人才队伍的基础。广东省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南方的学术高地，“三巨头” “导夫先路”，功不可没。他们博古通今、中西兼擅、既重视文献资料又重视田野调查的严谨学风，值得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