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牢笼：墨西哥人的身份与异变》| 启笛新书

罗赫尔·巴尔特拉（Roger Bartra）著

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供职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领域包括：墨西哥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思想、神话等，涉猎广博、著作等身。早年深入参与墨西哥社会运动，并加入墨西哥共产党，是当代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万戴 译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拉美思想史、当代拉美政治与社会、跨文化认知、中拉文明交往与形象建构等。编有《反对不理解和暴力——文化的哲学人类学思考》，译有《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等著作。多篇论文与评论散见于《拉丁美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民晚报》、澎湃新闻等。

可以看出，这些正是萨穆埃尔·拉莫斯及其学派赋予墨西哥人的特征。新的城市境况，让这些墨西哥灵魂的观察者十分恐惧。对他们而言，墨西哥人毫无理智可言，无缘无故地否定一切，不信任任何人，对思想充满了蔑视。拉莫斯痛苦地自问：“那么墨西哥人为什么活着？”他之所以活着，是因为过着一种未经反思、没有未来的生活，故而墨西哥社会不过是“一团混沌，个体在其中像散沙一样盲目运动”。这个比喻完全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运作。

从1844年以来，恩格斯本人一直在努力理解和描述今天所谓可怕的“贫困文化”。在其对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研究中，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典型的冲动、短视，当然也包括酗酒和滥交倾向，是缓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特有的匮乏、不稳定和堕落的必要平衡。如今，19世纪特有的无产阶级亚文化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却在落后的外围地区出现，在那里工业革命推迟的痛苦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后遗症变得更为剧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欧洲资产阶级用来描述无产阶级的文化刻板印象。

墨西哥状况的特殊性在于，为了促进民族认同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原型被诡异地分离出来。在革命之后，墨西哥民族主义者(本土传统资产阶级的孤儿)只剩下农民与无产阶级作为灵感来源：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解剖，以便从大众文化中提取某些特征，并将其提升至民族意识形态范畴，同时抛弃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其他方面。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行为，就像波菲里奥式实证主义所做的那样：摒弃那些被认为有害的元素。这是墨西哥人复杂、矛盾形象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无产阶级状况的反映。

我已经提到，墨西哥人的原型多愁善感且暴力、热情而好斗、心怀怨恨又充满愤怒。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另一个本质层面：墨西哥人也是一个逃避者，寻求躲避其周围的痛苦现实。从逃避工作的懒惰与丧志，到创立复杂的逃避与伪装机制，人们从多个不同角度对这种逃避进行了描述与评价。对许多人来说，这种逃避都是无意义的，徒增工业社会的混乱。这种逃避的结果，是塑造了一个在流浪汉文学中由来已久的形象。

然而，墨西哥的佩拉多并非只是西班牙流浪汉传统所创的变种；与旧日的阿尔法拉切们、小癞子们、骗子们、佩里基略们不同，佩拉多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的垃圾：对他们来说，语言并非交流的手段，而是一种能够自卫与隐匿的屏障。因此，皮卡洛最优秀的后继者之一是无声电影中的英雄，而并非来自旧时小说：查理·卓别林以其无助的淳朴与温柔的狡黠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苦难者的同情。难以捉摸的表情语言，佐以眉毛和胡子的各种动作，成为抵御咄咄逼人现实的最佳屏障。

坎丁弗拉斯式的刻板印象是否适用于许多墨西哥人，这一点尚且存疑；但很明显，它可以被用来表述政府官僚政治的风格。它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用来描述使专制主义合法化的特殊调解架构：这种结构是一个由矛盾、双关和矫饰组成的迷宫，它允许接纳最为激进的民众诉求，这些诉求会不可避免地迷失在走廊、前厅和办公室的迷魂阵里，其原本的意义也随之消失。

大众街区里出现的方言原本是一种防御形式；作为一种语言，它不仅能让社会群体成员认同自身的生活方式，也是阻挡他人理解其对话内容的壁垒。我们知道，民间土语深受黑社会和监狱语言的影响，他们发展出隐秘的交流方式，以避免被破译。这些语言对于非其创造者的社会群体来说毫无意义，而这一点正是它们被创造的原因：它们的意义只体现在“这里”(大众街区)，而不在“那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出于自我认同与区分的需要，出现了所谓的特彼多“在此艺术”，成为这个贫穷的街区捍卫当地文化的流行形式。

但是，当这些民间黑话脱离其自然环境时，就失去了其意义，产生了我所指出的现象：“无意义”成为这些流行说法的“新含义”。这些俚语的新功能就是混淆意义，且只展示大众语言的防御性与难以捉摸的一面。因此，坎丁弗拉斯式的言说掏空了语言的意义，将其转化为一种避免窘境的方法；与之相反的，坎丁弗拉斯作为起点的民间切口成为一种更深的困窘形式(即与其自身和周围世界保持一致)。由此，墨西哥人的刻板印象采用了具有大众根源的元素；但随着场景的变化，就像从坎丁弗拉斯口中说出街区黑话时，它们就获得了另一层意义。

坎丁弗拉斯版本的佩拉多传说非常有趣，因为它清楚地揭示了政治文化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的关系。坎丁弗拉斯不仅是对墨西哥城市贫民的刻板印象，也是国家专制与民众堕落之间必然存在的深层结构性联系的拟象。坎丁弗拉斯要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苦难是愚昧原始主义的一种永久状态，需要通过滑稽的方式为其平反。这主要通过言语的堕落和意义的坍塌表现出来，是一种关于蜕变的谵妄，在其中，一切都在没有任何明显意义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堕落与政府的腐败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这些人拥有他们应得的政府。或者反过来说：专制腐败的政府拥有适合它的人民，坎丁弗拉斯式民族主义向其提供统治对象。

坎丁弗拉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角色的混淆：斗牛士是一个小贼(在《既无碧血，也无黄沙》中)，警察是一个佩拉多(在《陌生警察》中)，或是法官和律师最终像坎丁弗拉斯一样谈话(在《详情如此》中)。整个政治体系中，佩拉多式的内在腐败随处可见；鉴于革命政权是人民政权，它必须按照墨西哥人的性格行事(政客们喜欢把这种性格上的堕落称为“民族特质”)。坎丁弗拉斯的所作所为通常呈现出说教意味和鄙俗性，但这并不能抹杀一个基本事实：它们是佩拉多变身警察、百姓成为政府、胡言乱语被尊为政治话语的拟象。

坎丁弗拉斯的胡言乱语不是对政客蛊惑人心的批判，而是将其合法化。通过表情和动作(与毫无意义的大放厥词并行不悖)，暗示着还有另一种解释，另一种隐藏的东西；通过头部、眼目与腰肢的动作唤起的另一种现实，是一个充斥着非法利润、无爱欲的性、没有代议的权力、无需劳动的财富的世界。在双关语与伪装中，隐含着一种微妙的贿赂邀约：游戏规则建立在一种庸俗的贪欲之上，它让墨西哥人躲避警察，欺骗低能者，摆脱同性恋，轻松与其他女人交媾，同时避免被自己的女人戴上绿帽子。佩拉多生活在一个为了正常运转需要定期上油的世界：一个圆滑的社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会随时失去意义，公序良俗也变得滑不留手。当事情停滞不前时，就需要涂上被欧洲人称为“墨西哥油膏”的东西——贿赂。当问题或阻碍出现时，为了将其化解，就需要把油膏悄悄塞入合适的人手里，以永久保持感官对于蜕变的谵妄。

然而，生活在腐朽世界中的佩拉多这一刻板形象必须打动我们，触动我们柔软的心弦。我们无法避免，在佩拉多的身上瞥见被激情、冲动、痛苦与兴奋穿透的灵魂。因此，当这个灵魂被问及作为墨西哥人的意义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墨西哥人没有意义……但是有感情。

本文摘自《忧郁的牢笼：墨西哥人的身份与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