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容塑声，打造国际传播的中国名片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意义和难点，以中国日报近年来的成功案例为切入点，探讨如何通过具有生命力、思想性和文化内涵的内容，有声有色、有理有据、有情有义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的国际形象。

当前，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日益加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国际传播中展现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中国，也是为了促进国际媒体格局平衡发展，构建健康的全球舆论生态，这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角色是一致的。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面临的挑战

西方国家在国际媒体话语权中长期占有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并非单纯通过控制媒体渠道获得，而是通过在全球信息传播体系中的深度渗透、议题设置、内容的定向输出以及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来体现的。通过选择特定的词汇、表达方式、人物标签等，西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全球对国际事件的理解。例如，在报道国际冲突、地缘政治问题时，西方媒体往往将某些国家的行为描述为“侵犯人权”或“威胁全球安全”。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重大议题时，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国际传播中的“去文化化”倾向。这种倾向指的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减少、忽视或消除文化差异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试图将信息内容呈现为没有特定文化或地区色彩的信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商业化需求的提升和信息流通的日益频繁，“去文化化”的传播方式在国际传播中应运而生。表面上看，这种方式打破了国界和文化壁垒，使信息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快速被全球受众接受和理解，然而实质上，这种倾向进一步增强了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文化同质化。

在国际传播格局失衡的今天，“去文化化”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消弭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由语言、文化、思维和表达习惯差异带来的交流阻碍。在某些全球性事件（如气候变化、贫困、公共卫生等）的报道中，“去文化化”的报道往往仅强调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忽略当地文化在解决问题中的贡献。

以内容为核心提升国际传播力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用符合中国传统和现代精神的语言和叙事逻辑框架，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文化，体现当代价值，贡献中国智慧。从中国日报近年来的成功外宣案例看，重要一点就是以内容为核心提升国际传播力。

小切口，大制作，展现百姓视角下的真实中国，引发情感共鸣。引发情感共鸣是传播目的之一，受众只有“感同身受”，才能真正理解并认同传播的信息，最终实现传播的长效效果。而引发共鸣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讲普通人的故事，这要求叙事者将宏观与微观结合，通过微观体现宏观。

以视频栏目“暖风习习”为例，这个栏目以主持人彭译萱（小彭）的个人视角切入，看普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在题为《来我家吃饭吧》节目中，小彭通过“边吃边聊”的方式展现了三个普通中国人和家人的真实生活片段。在他们的生活中，有艰辛也有希望，有困惑也有领悟。三个人中有一位女士，人到中年因为意外失去了自己的独子，如今的她，是一个消防站的义务伙食员，每天给20多个消防战士做饭，被小伙子们称呼为“妈妈”。生活中有喜有悲，悲剧中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在讲述 “中国故事”的时候，不需要对悲剧的成分刻意回避，因为这恰恰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让受众在共情中建立共识。

重深度，重分析，重全景，增强公信力与说服力。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博客、播客等多种信息平台的兴起，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每个平台都强调快速传播和即时反馈，导致信息的呈现方式趋向碎片化。在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一些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被简化成了几句话或者一个短视频，信息的深度和广度大打折扣。“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不仅让公众很难形成全面、系统的知识框架，甚至还会对公众形成误导。中国媒体应通过严谨的事实陈述和深入的分析，展现一个多元化、立体化、全景化的中国视角。

中国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亚洲、非洲、南美洲，深入调研“一带一路”共建项目，采访30余位多国前政要和权威学者专家，制作了纪录片《旧世界与新大路》。通过实例痛击谣言，努力在“宣传—倾听—理解—解答”的循环中，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对话过程，通过互动和回应让世界更加读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深刻涵义。纪录片海内外总传播量超4亿，其中海外传播量占总传播量的1/3，互动超70万。

从深挖起底《菲律宾智库成为美国利益代言人》，到现场还原《独家视频！菲故意冲撞我海警船，现场有大量西方记者》，起底工作室在南海议题上推出的一系列短视频报道，在海外引发了大量关注。

对中华文明的报道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自信为根基，以互鉴为桥梁。讲好中国故事，要展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要从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出发，体现如何用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日报推出，由笔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玉器文明深度报道。

以笔者采写过的关于中国流传近万年的玉文化的系列报道为例，中国人爱玉，不是因其稀少珍贵，而是因“君子比德于玉”，这里的德，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今天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谋求交往所秉持的原则。良渚玉器，体现的不仅是中华先民的宇宙观，也代表着一种统一的信仰理念的形成；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和田玉成为丝路上往来运输的重要物品，见证了“中国”的概念在丝路沿线逐步形成并深入人心的过程；辽金及至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通过玉的使用彰显其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清代，玉器的使用从宫廷到民间达到高峰，艺术、工艺与思想高度相融合，影响延续至今。纵观中国玉器史，贯穿其中的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连续性和包容性。

报道中华文化，要注意东西方文化语境差异，对“文化符号”进行解释性报道，避免误读。中国农历龙年，中国日报在新春前夕推出龙年专刊。对中国人来说，龙代表生命力、威严和德行，游走于儒释道之间的存在；而在西方传说中，龙往往被描绘为喷火的怪兽。在西方对华报道中，当“龙”被用来代指中国时，往往是在影射中国所谓“威胁性”和“攻击性”。笔者在文章中，通过详细梳理“龙”在中国文化史、艺术史和思想史中产生的演进过程，凸显“龙”内涵的丰富性，不仅为受众打开了解中华文明的一扇窗，同时也是对西方简单粗暴解读中国文化的有力反驳，让怀有“刻板印象”的西方读者重新审视“中国龙”。

报道中华文化，既要寻找和其他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也要突出本民族的独特性。2024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古典学大会，长久以来，在西方文化主导下，“古典学”的研究仅针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对包括中国、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在内的其他同时期古代文明视而不见。这次大会，就是为了通过重新定义“古典学”，确立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集体智慧作出的贡献。

2020年8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闭馆5个半月后重开，作为中国日报驻纽约记者，笔者采访了丹尼尔·博格曼。小时候，患有严重自闭症不能说话的博格曼经常被艺术家母亲带到大都会博物馆，在那里，他发现了中国馆的仿明式中国园林，并且每次都要在“那个有假山流水的地方”坐上很久。9岁那年，依然不会说话的他在那里获得了自己人生迄今最大的感悟。“我原来一直以为，声音和图像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是世界为我呈现的两套截然不同的东西，我需要去分别学习理解。然而那天，在我盯着流水看并且听着水流的声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相较之前，我现在只需要学习一半的东西！”这段话是博格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现在他依然不会说话，却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力和跨文化的治愈力量，在这个小故事中展现无遗。

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过程，涉及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交织，不仅是对外传播中国声音的需要，也是对内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突破包括西方媒体垄断、文化差异、国际传播中的“去文化化”倾向等各种困难和障碍。只有立足内容，在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共鸣的叙事框架下挖掘人物故事，提炼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进一步通过有效的传播策略和科技应用跨越这些障碍，最终塑造出一个具有中国语言文化特色并且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感染力影响力的叙事话语体系。

（作者系中国日报深度报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