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虽然不是我的故乡，却与我的父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叶以群和母亲刘素明是1948年在香港认识的。 1980年代后期，我和母亲一起去香港探亲。我们从香港中环的皇后码头坐轮渡到对岸的天星码头下船。九龙天星码头对于我的父母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当年离开香港去内地，都是从那里坐船北上的。母亲和姨婆的家以前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一幢楼房中，我记得有一天陪同母亲去她曾经住过的地方寻找老屋，老楼都被拆了，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更多公寓式的建筑，楼房越来越高，人口越来越拥挤。母亲凭着记忆导引我走到那些她曾经熟悉的街道上，喃喃着回忆道以前这里是一家杂货铺，那里是一家小饭店，父亲曾经和她在里面吃过饭……
旅居香港 遇端木蕻良、萧红夫妇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倒凸显出自由港的宽松，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从高压政策转变为“睁一眼，闭一眼”，所有报纸新闻不准用与抗日相关的字眼。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尤其是工人和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力量在那块土地上以商业活动为掩护开展政治角逐。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对这个战场十分关注，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充分利用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同时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至1941年上半年，旅港知名文化人有数百人，此外还有一大批流亡青年知识分子。
我的父亲叶以群长途跋涉从重庆经桂林到达香港，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在香港按照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意见，他创办了“中国文艺通讯社”，茅盾为编委会主任委员，以群具体负责，开展对海外华侨文艺社团和报刊的文艺通讯及联络活动。在香港茅盾和以群凭借着这个平台广泛地联络集聚香港的文学艺术家，以及解放区的作家们，向东南亚各国大力地推介他们的作品。
（香港尖沙咀的钟楼）
以群在《我来介绍“文联社”》一文中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个月，文艺工作者聚集香港。不久，内地的文艺（文化）出版活动就逐渐复生。于是，就有很多内地的地方刊物向留居香港的文艺工作者要求大量的稿件。同时，南洋各地的华侨报志，也受到香港文化运动的影响而逐渐多起来，纷纷向香港要求稿件的接济。‘通讯社’事实上成了各地的作者、编者和读者的一个互助联谊的机关。文通社的通信联络网从内地的重庆、桂林，到南洋的新加坡、菲律宾，以至美国的纽约，十分广泛。”
（这个门牌是父亲当年的办公室地址。）
那时的香港忽然变成了一个十分热闹和活跃的区域，大批的进步文化人集聚在那里，你走在街上随时都能遇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以群又见到了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时，以群和前妻梁文若与他们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往来十分密切，等到香港见面时，以群已是单身独自一人了。萧红却是足不出户，宅在屋里写文章。以群去他们的住地看望过两位老友，也传达了茅盾的话，希望他们多参加一些文坛的活动。可是萧红并不以为意。于是以群和端木蕻良两位老友只能对面唏嘘，各自分担两人自己的苦恼。
作家梅林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在武汉，端木与萧军、萧红等人共同生活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蒋锡金的家中。根据端木晚年的回忆，小金龙巷二十一号的房子是新建的，呈凹字形。蒋租住北侧两个单间，分别用作书房和卧室。萧军他们住在那间卧室里。南侧住着一对夫妇，男的频繁进出妓院，院子里的人们都不与他们来往。南面的另外一间和东侧的正房里住着一户姓梁的人家，其中一间住着叶以群、梁文若夫妇，与萧红他们交往密切。10月下旬端木到达武汉，端木三哥的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秀瑚，当时任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已经帮他安排好了住处，但是端木没有先去刘家，而是先去拜访萧军和萧红。在两人的建议下，端木搬进了蒋锡金的家，与萧军、萧红成了邻居。他们的房间里面有内门可以通达，门牌上写着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气，性格内向，斯文儒雅，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霸气形成鲜明对比。以群与他们几位住在一座楼里，朝夕相处，对于他们三人都是特别了解的。看着萧红和萧军从争执到分手，又看着萧红和端木走到一起。以群和端木蕻良性格比较接近，成了好朋友。
萧红与端木结婚，胡风是司仪。可是他们两人的结合，萧红身边的一些朋友譬如胡风、丁玲等都有非议，也因此使一些老朋友的走动疏远了。朋友们疏远了，萧红感到烦恼和苦闷。萧红与端木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较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在香港萧红也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譬如8月3日她参加了文艺团体组织的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 1940年8月4日，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发布消息《纪念巨人的诞生 加山孔圣堂昨天一个盛会》，消息称：“昨天的天气虽是这样恶劣，大雨如注的倾下，然而赴会参加纪念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三时开会的时候，三百多赴会者一同的肃静下来，许地山先生的开会词；萧红女士的报告鲁迅先生传略；张一麒先生的讲演；徐迟先生的诗朗诵以及长虹歌咏团的唱纪念歌，每字每句都抓着了听众的注意力。” 晚上七时半还公演了集体创作《民族魂鲁迅》一剧。这次盛会的办理登记、接洽会场等巨细事情都是戴望舒承办，筹备期间，费尽心力。
1940年8月下旬，萧红将她的小说《呼兰河传》交给了戴望舒，戴望舒安排《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自9月1日到12月27日连载。这部作品已成为萧红最著名的作品流传至今。
端木和萧红在香港曾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那里走路去海边维多利亚港湾也就十来分钟。以群的办公室也在九龙，离得都很近。有一天端木蕻良去以群的办公室，以群就问起萧红。端木说她在家写作不愿出门。以群就说一定要让他见一见萧红。并且说茅盾先生也很关心她。端木答应回去转告以群的话。当年萧红和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之前，端木给茅盾写了一封信。由于流亡生活，两人钱已花完，而且也没有新的工作赚钱，想找茅盾借钱办婚礼。那时茅盾往来于广州和香港之间，在编辑《文艺阵地》。他通过生活书店，辗转弄来一百元钱。所以，他们夫妇俩对于茅盾先生始终是感激的。
（经过这条路不远就是维多利亚港湾。）
有一天晚上以群和端木蕻良夫妇终于约好了见面，沿着维多利亚港散步。香港的夏季白天潮湿又闷热，到了晚上才难得有了一些微风。萧红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腰间一条束带显出了纤细的腰身，脚穿一双半高跟鞋。以群见到萧红就说：天天憋在家里不怕静得发慌吗？以群的话显然让萧红想起了以前两人关于日本生活的对话。以群去日本留学，萧红是和萧军感情出现问题时也去那儿调整心情，可是在重庆时有一次和以群闲聊，她在以群面前曾经抱怨日本的生活静得可怕。听了以群的问题，萧红忙解释道，自己每天都出门，到街市上逛逛，看看卖菜的农民和买菜的邻里。她还说，香港和东京可不同，坐在屋里都可以听见街上的嘈杂，如果有一扇窗子，望出去一定有人在前面晃动。况且香港人说话大声，所以安静倒成了稀缺的东西。以群说，你可以听懂广东话了吗？萧红就用并不标准的广东话说道：小小啦……萧红还想试着说几句，被端木蕻良在边上一笑，就都又卡在喉咙里。
他们在堤岸边走走停停，岸边停着大大小小的几艘船，平静的维多利亚港湾里来往着行船，随风飘来游船上男男女女的嬉笑声，仿如还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世界。分别时夜已深，以群嘱咐两位好友，一定要多给他主持的文艺通讯社提供稿子，他期待着他们更多的作品。两位好友愉快地答应了。以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萧红就生病了。刚开始萧红常失眠、咳嗽，后来又发现患有肺结核，住进医院。
胡风在得知萧红卧病在床，便赶紧到尖沙咀乐道去探视。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胡风的话意有所指，显然端木蕻良在会面时就感受到他的俾倪，自然非常反感。不同的是萧红见到胡风无比欣喜，其实，自从她和端木结婚后，他和胡风两者的关系就已经疏远，特别是在重庆的讨论会上，她还和胡风打过嘴仗，后来她们突然离开重庆来香港，熟悉的朋友们也不理解。当时重庆是抗战的重镇，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大家，这不能不引起一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的不满和猜疑。不过那天似乎尽释前嫌，萧红还对胡风说:“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这些话真的如同一颗颗炮弹打得端木的心支离破碎。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次日，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 1月22日上午十点，萧红病逝，享年31岁。
（位于潜水湾的萧红墓。）
而此时以群正陪同茅盾走在艰难险阻的撤离香港的路上，他们是1942年1月下旬离开香港的。端木在萧红的病榻前轻声告诉萧红：“茅盾、以群、邹韬奋都已撤离。” 萧红和端木蕻良原先也在撤离的名单上，可是因为萧红病重住院无法启程，几天后萧红就病逝了。以群应该是在数月后才听到萧红病逝的消息。
茅盾在给萧红的《呼兰河传》写的序中写道：“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隋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博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
（1949年回内地前文艺界人士拜谒萧红墓。前排左起：丁聪、夏衍、白杨、沈宁、叶以群、周而复、阳翰笙；后排左起：张骏祥、吴祖光、张瑞芳、曹禺。）
可是不管朋友们怜惜也好，责备也罢，萧红都永远听不到了。不过，在朋友的心中，萧红自有她独特的地位。我看见一幅照片，数年后父亲以群和夏衍、阳翰笙、周而复、曹禺、吴祖光、白杨、张瑞芳、张骏祥等文艺界人士前去拜谒萧红，在墓前留下合影，照片是著名漫画家丁聪拍的。那时已是建国前夕，这批风华正茂的文艺界人士，男士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女士们也着装很正式，他们或坐或站，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前去向萧红表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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