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翰传情：欧洲的书信体小说

　　作者：伍倩（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今天，书信已被快速发展的电子通信手段所取代，但曾经，信件是人们重要的沟通方式。书信体小说这一体裁将信件与小说进行结合，突破了传统叙事方式，为第一人称“我”而发声，从而风靡18世纪的欧洲，卢梭、歌德等文学大家纷纷投入书信体小说的创作当中。信件形式的直接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其成为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展现社会风貌的有力工具。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书信体小说也经历了由主调作品向复调形式的嬗变，从而为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价值提供了思想土壤。

勒莫尼埃作品《乔芙兰夫人的晚会》（1812），描绘了启蒙学家们聚集在文学沙龙的场景。

卢梭画像

　　内在的真实

　　书信体小说是兴起于17世纪末，并在18世纪风靡整个欧洲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它将“信件”与“小说”合为一体，其写作建立在一种交际网络之上，由一个或几个人物所写的书简组成情节，以达到沟通与叙事的目的。而书信体小说在欧洲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以巴黎为例，18世纪初的巴黎人口是50万人，城市面积约为1100公顷；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城市人口已多达65万人，占地面积则扩大至约3370公顷。城市飞速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口与阶级的流动性加强。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属于代表型公共领域，公与私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但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个体家庭生活打破了以宫廷为中心的群体生活，私人生活的独立性和隐秘性逐渐受到重视。

　　与城市发展相呼应的是，自17世纪末显露萌芽的主体意识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壮大。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洛克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的“白纸论”，伏尔泰坚信理性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孟德斯鸠宣称理性是对人类自由的维护，康德指出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以理性为武器打量自身、衡量世界，并通过文化实践进行自我身份确认。

　　书信体小说便在人们对“主体”“自我”的关注下应运而生。书信形式使每个人物必须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声音，而“我”正是主体性的根本之所在。尽管小说中的“我”也只是虚构的叙述者，但其亲切感便于读者进行代入，并且私密书信的投递对象往往也是写信人的亲朋腻友，这使得书信体小说的行文具有了强烈的隐私意味，深入外在视角难以企及的深度。尤其在此前，传统小说又遭遇了严重危机：人们普遍认为小说中的骑士冒险等离奇情节缺乏真实性，评论界也把小说视为粗制滥造的二等文字。为此，传统小说开始向四个方向裂变：历史小说、日记小说、回忆性小说以及书信体小说。前三者都试图在历史记录中寻找“客观真实”，而书信体小说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变。

　　1669年，书信体小说《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在法国出版，作品情节并不复杂：一位法国骑士作为援军踏上葡萄牙的土地，邂逅了一位名叫玛丽安娜的修女，二人结下一段情缘。之后骑士随军转战，玛丽安娜便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的哀伤与渴望，试图挽回负心的情人。

　　整个作品一共包括5封信，均出自玛丽安娜之手。随笔触的延伸，第一封信中的“请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来看望我”，逐渐变为最后一封信中的“我应该离开你，不再想念你，我甚至认为自己将不再写信给你”。直到小说结束，骑士的回信也未曾得到正面呈现，单声部的设置淡化了书信文学独具的交流特质，但《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依然与同时代的日记文学，或自传、回忆文学有着本质区别。在玛丽安娜痴情的独白中，与“我”相对的“你”从未离开过读者的视野。汹涌澎湃的交流欲望、富有张力的情感抒发，使这一部书信集大获成功，于五年内再版21次，并催生出如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等不同类型的衍生创作。然而，影响如此巨大的作品，作者却始终保持匿名。为此，有人坚称这就是修女本人的信件，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拥有图书专卖权的吉耶哈格子爵假托“真实”而进行的小说创作，完全是为了图书销量而故弄玄虚。

　　无论这部书信集是真实事件中主人公的内心流露，抑或是作家的杜撰，《葡萄牙修女的情书》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文学描绘的重点由外部冒险逐步转移到人物内心、情感自觉之中，个人的声音被赋予了高度的独立性，又始终保持了交流性。欧洲文学史进入到一个多姿多彩的书信时代。

孟德斯鸠画像

塞缪尔·理查逊画像

　　主调的裂变

　　1721年，启蒙运动的奠基人孟德斯鸠率先加入了书信体小说的创作行列。尽管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世家，但与民众的接触经验使他意识到新兴手工业、工商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著作《论法的精神》。

　　而在这部社会学巨作问世之前，1721年，孟德斯鸠便以化名在荷兰出版了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两位波斯人离开故乡伊斯法罕，在法国巴黎旅居八年之久，其间，他们与波斯的故交保持通信，在信中对法国的风俗习气进行讨论。《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探讨的社会问题大多数在《波斯人信札》中就已经被提出过。

　　比如，波斯人郁丝贝克曾在一封信中讲述了“想象中的穴居人故事”：穴居国的国民一致认为人应当只为自己着想，这样才能生活幸福，“别人幸福与否，与我有何相干”。然而，这个国家很快就因这种自私的观念而灭亡。通过这个故事，郁丝贝克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公民道德重要性的思考：只有以美德为共识，社会才能运行并延续，道德是一个社会的基础。

《帕梅拉》插图 

　　虽然书信的起源极其古老，但在16世纪公共媒介产生之前，通信主要是为了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公共事务而服务，传阅书信并不属于私人交往的范畴。欧洲文学史上，最早被记录下来的书信出自古罗马散文家西塞罗。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彼特拉克也有以拉丁文写作并公开的书信集，在信中发表对政治、道德、文化与哲学话题的思考与见解。《波斯人信札》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书信古老的公共功能，可以这样说，这部作品是孟德斯鸠以文学形式对理论议题的一次预演。而另一方面，小说中来自波斯后宫的信件则着重描绘女性的生存与情感困境，体现出启蒙时代对个体状态的关注。不过与《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当中的单一声音相比，构成《波斯人信札》的信件多达161封，写信人则共有18位，形成了彼此唱和的壮观效果。

　　《波斯人信札》取得成功后，陆续冒出不少仿作，但直到1740年，随着英国作家理查逊《帕梅拉》的出版，书信体小说的发展才得以更进一步。美丽的少女帕梅拉在一户贵族家庭从事女仆工作，年长的女主人去世后，其子B先生对帕梅拉产生了邪念。通过与父母的家书来往，帕梅拉巨细无遗地叙述B先生如何诱惑自己，而自己又怎样坚贞不屈。最终，B先生折服于帕梅拉的高尚品格，迎娶出身低微的女仆为妻。理查逊借用书信的形式让人物自己书写自己，致力于多层面、多角度地从里到外塑造人物。《帕梅拉》被改编为歌剧、诗歌等不同题材，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大陆。

　　《帕梅拉》的巨大成功固然取决于理查逊高明的写作技法，也与当时读者群体的扩大密不可分。随着教育的普及，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包括侍从、学徒等在内的中下阶层识字人口明显上升。此外，邮政系统的完善促进了通信的往来，乔治亚式建筑的隐私构造则为个人精神活动提供了条件。理查逊的《帕梅拉》就是直观的例子——一位受宠的女仆可以享有私室，在内读写信件。书信阅读和写作渐渐深入市民生活，模仿书来信往的书信体小说自然也成了最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形式。

　　不过，迎接理查逊的不只是掌声和赞誉，伴随而来的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尽管《帕梅拉》被冠以“美德的报偿”这一副标题，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帕梅拉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德。读者群体也因此分裂为“帕梅拉派”与“反帕梅拉派”，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前者将帕梅拉视为贞洁的楷模，后者则将帕梅拉看作是虚伪女子，认为她对贞洁的坚守不过是欲擒故纵、以小博大的手段。

　　继《帕梅拉》之后，理查逊又创作了两部书信体小说，均以品行高贵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然而，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帕梅拉一样，也引发了关于“美德”与“伪德”的争议。理查逊的小说虽依然围绕着中心主题而展开，旨在进行道德教化，但书信形式的天然交流性已使作品展露出一定的复调特征。

　　复调的出现

　　1761年，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也投身于书信文学的创作。他将发生在12世纪的神学家阿贝拉尔与女学生爱洛依丝之间的爱情悲剧作为故事原型，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新爱洛依丝》，通过10位通信人、163封信件，讲述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贵族女学生朱莉爱上了平民家庭教师圣·普乐，但她没有像中世纪的爱洛依丝一样，听凭激情的召唤，使自己与爱人都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而是遵守礼法嫁给了门当户对的丈夫，但又始终与圣·普乐保持着真挚纯洁的感情，“我们今后要以爱情来表现我们的美德”。朱莉恪守贤妻良母的责任，直到一次意外夺走她的生命。

　　早在1678年，拉法耶特夫人就在《克莱芙王妃》中塑造过一位深爱婚外情人却克己复礼的女性形象，朱莉的身上无疑带有克莱芙王妃的影子。此外，卢梭也充分借鉴了理查逊式的写作手法，充分利用短信、附言、悬隔等技巧，为故事增色不少。

　　《新爱洛依丝》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轰动，而且在之后的四十年里又再版了72次。不过使作品成为经典的绝不仅是对理查逊的继承，也在于卢梭本人对道德题材的精妙处理。正如翻译家李平沤所说：“在法国文学史上，是卢梭的《新爱洛依丝》第一个把爱情当作人类高尚情操来歌颂，第一个把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写进小说。”

　　卢梭不仅关注人类情感与自然景观，还在作品中针对政治、宗教、艺术、教育等各方面议题进行发挥，故而，《新爱洛依丝》也被称为“卢梭主义的百科全书”。卢梭的宿敌伏尔泰曾毫不客气地嘲讽道：“让·雅克（卢梭）找到了成功的诀窍，就是在这部动人的小说里，用三四页写下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大约一千篇道德说教。”

　　1774年，德国作家歌德出版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作品深受《新爱洛伊丝》的影响，爱情的理想化和自我牺牲的主题再次得到了延续与深化，人物也常于自然中寻求心灵的安慰。维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与世俗的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他走向自我毁灭。维特的悲剧结局固然有其消极影响，但他所代表的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也启迪了一代代年轻人。

　　虽然大多数书信体小说将爱情作为叙事的主题，但并不能简单认为，书信体小说等同于“言情小说”。事实上，理查逊、卢梭、歌德等作家的作品都是以人类的情感作为载体，通过书信的抒情方式来表达“人格平等”“美德为先”“遵循自然”等宏观意旨，远超狭窄的爱情范畴。

　　启蒙时代最后一部影响广泛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出版于1782年3月23日，由一位名叫拉克洛的法国军人撰写，到年底时，就已出现了至少15种盗版。不过19世纪后，这部热闹一时的作品一度被文学史遗忘，直到20世纪中叶才重新受到关注，其推崇者里包括了纪德以及普鲁斯特等著名作家。直到今天，《危险关系》依然被指定为法国学生的必读书目，深受众多读者喜爱。1960年，法国导演瓦蒂姆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由让娜·莫罗主演，此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话剧、电视剧、音乐剧等开始在全球源源不断地涌现。

　　《危险关系》所展现的影视改编潜质，正是源于原著深刻的情感张力与复杂的人物关系：德·梅尔特伊夫人与德·瓦尔蒙子爵是一对情场旧侣，他们合谋使初入社交界的纯真少女塞西尔身败名裂，又将虔诚的德·都尔维尔夫人引向了堕落和死亡，而作奸犯科的两位阴谋者也被卷入了脱轨的悲剧，不得善终。整个故事由7位通信者、175封信件编织而成。

　　大部分书信体小说当中，通信者总是详尽地剖析自己的感情，或长篇累牍地阐述道德与社会议题，故事的节奏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拉克洛则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突破，他将高密度、高强度的叙事植入了书信形式，使信件本身散发出戏剧张力。

　　例如，小说中第104、105、106三封信接连出自梅尔特伊夫人之手。第一封信中，她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敦促少女的母亲严肃家风；第二封信里，她又以知心人的口吻教唆少女本人做出败德之举；直到第三封信，她才露出权谋者的真面目，“我仿佛成了神祇，从盲目的凡人那里收到相互抵牾的心愿，却丝毫不打算改变自己那不可更改的意旨”。

　　《危险关系》中的书信已不再是真挚热切的情感流露，而成了操控各条支线情节交织发展的助推器。此外，虽然拉克洛将《危险关系》的题记献给卢梭的《新爱洛依丝》，同时在小说中提及了理查逊的作品，直接彰显出卢梭和理查逊对自身创作的影响，但拉克洛本人却并没有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不断在作品中发表作者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而是完全隐身于人物背后，保持沉默。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此前的书信体小说都具有明确的主旨，作品的思想、观念都牢牢处于作者的把控之下，文本始终是主调的齐唱，而《危险关系》却令读者感到迷惑，评论家们也纷纷从自己的角度，对作品做出各种大相径庭的分析和解读。

　　罗兰·巴特提出，读者本身也是文本的创造者，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文本。《危险关系》便是恰切的例证，其主旨的模糊性为不同路径的阐释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元文本。如果说卢梭等人的主调作品是在践行贺拉斯所言的“寓教于乐”，那么拉克洛摒弃主题指向的复调技法则消解了传统文本当中作者的中心存在，使每一位读者都能根据自身的解读框架，在阅读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本意义。

　　不过，并不能就此判定拉克洛不具有自身的倾向性。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潮已成主流，梅尔特伊夫人就曾在自白信中宣称：“我整个人都是我自己的作品。”她与同谋者瓦尔蒙都是“脱离不成熟状态，脱离他人指导”的启蒙信徒。《危险关系》以完全不加道德评判的方式，展现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对理性的运用固然使人独立、自信，但它也放大了人的自负和欲望。一旦这些启蒙主义者不为公共的福祉考虑，而只把自身的才干付诸攻守算计以满足私欲时，对自我力量的迷信只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

　　西方的古典文艺理论认为，文艺创作应当追求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书信体小说的兴起，正是为了呈现“真实”，表达人物内心的真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信体逐渐从一种揭示内心的方式变成了语言的游戏，从而深刻地质疑了语言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强调人的理性，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理性理解世界的统一性。书信体小说最初关注个体，回应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随着形式的不断发展，它逐渐打破了统一的思维模式，开始展现多种声音、不同观点和背景的碰撞。这种多元对话的特征，为后现代思想提供了土壤。而这正是书信文学穿越百年，却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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