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深动力：白衣商人系列6】 李文材建议政府　“参考新加坡全民健保方案”

若用成语来形容马来西亚的医疗系统，“百花齐放”及“丰俭由人”都是最好的比拟。

根据资料，我国拥有超过3000间的政府医院、以及超过7000家的私人医院；在政府医院就诊，需要排期才能看诊，而且因为病患人数众多，候诊时间较长且不能自由选择医生；而私人医院由于患者相对较少，候诊时间得以缩短，可以自己选择医生，但收费相对高，病人除了自费，大部分都是依靠医药卡。

随著医药卡保费将在明年迎来大幅度调整，不仅人民忧心忡忡，政府更担心，万一真的掀起断保潮，政府医院将成为人民的唯一选择时，我国医疗系统会讲陷入负荷不了的惨况。

针对这点，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医生在接受《东方日报》“白衣商人”系列的访问时认为，政府当务之急应该要参考邻国新加坡实行全民健保方案。

他解释，新加坡的医疗保健融资体系建立在个人和家庭、保险公司以及政府之间的共同责任上，这个制度由几个组成部分，包括：政府补贴（Subsidies）、强制性的个人医疗储蓄帐户（Medisave）、透过自愿性私人保险和强制性政府健康保险计划（MediShield Life）进行风险分担、患者自付费用，以及充当贫困者安全网的政府捐赠基金（MediFund）。

“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83岁，我国则是72岁。这数字表明，相比起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民享有相对长寿且健康的生活，或是更好的医疗方案。”

至于医药卡保费为什么会被大幅度调整，李文材总结了2大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先了解医药卡的历史。”

根据他说，医药卡是在约莫1995年开始在我国推行，当时保险公司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所以制定了一个比较低的保费。整个概念就和电子召车平台Grab刚刚在本地推行的时候一样，先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使用，当成功被推行之后，就会回到“正价”。

再来就是疫情之后，全球都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挑战，其中包括医院经营、药品费用等等。

他强调，医院帐单一般会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医生费用和医院费用。

他补充，从2013年至今，医生收费已经有超过8年没有起过价。

根据卫生部看诊费管制，普通医生首次会诊费介于30令吉至125令吉，而专科医生会诊费则是80令吉至235令吉。

“然而，医院费用是没有受到管制的。而且，这也很难被管制。”

李文材更直言，私人医院最大弊病就是价格不透明化，而且很多时候，病人是因为疾病而被送往医院，人命关天，病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只能任人宰割。

他认为，每家私人医院都需要把价格透明化，比如，通波仔手术一般的费用介于多少到多少，好让病人或家属可以自己作出一个预算，再决定医院和医生。

至于政府医院的不足，他则表示，排期时间太长。

“中央政府应该拨款给卫生部提升政府医院的设施。”

他认为，当政府医院的整体设施被提升，缩短与私人医院的差距之后，人民能依赖的不再只是私人医院，那私人医院都不敢太过“任意妄为”。

他直言，过去5至10年，卫生部的拨款增幅不足，发展开销越来越少，维修医疗设备的工作困难重重，以致医疗领域面对“基本设施赶不上需求”的窘境。

他说，我国至少有50所“老化医院”，当中不乏上百年的建筑物，设备和结构陈旧，如管线设施等，维修成本逐年不断增加，需要定期翻新，才能保持资产的价值。

作为一位心脏专科医生的他说，自己也曾经在政府医院执业。

“我无法接受一位病人排期照心脏超声波（Echocardiogram）的日期是一年后。”

他直言，一年后，答案已经不重要，因为病人能否“挨”过这一年也是未知之数。

他更建议，私人医院和政府医院可以通力合作，就好像疫情期间一样。

“比方说，政府医院缺乏仪器，可以安排病人到私人医院先进行仪器检测呢？”

医药卡保费起价，国人需负一定的责任？

李文材坦言，医药卡保费起价，国人其实也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因为很多人会仗著自己有买保险，就大用特用，报复性使用。”

如果以1995年医药卡在我国开始推行，当年有能力买保险的人，现在的年龄介于50至60岁之间，也是到了需要“用”医药卡的时间。

“为了防止病人滥用，保险公司开始推行协同付款（co-payment），就是病人需要承担帐单的10至20%。”

然而他也说道，但有些保单是规定只要超过5000令吉就无需缴付协同付款。

“这就是一个漏洞，因为当超过5000令吉就无需协同付款，那人民就会想尽办法让帐单超过5000令吉，进而加重了整体的医疗负担。”

不过，他也说道，协同付款（co-payment）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政策，只是看保险公司如何制定整个模式和条规。

访问结束前问他，倘若我国真的掀起“断保”潮，情况会是如何？他直言，不敢想像。因为这将会大大加重政府医院的负担，甚至会让医疗濒临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