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31】玉川上水绽放的一支带刺的妖艳玫瑰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6月13日的玉川上水，月光像碎银般洒在青苔斑驳的堤岸。山崎富荣的鲜红色腰带与太宰治的暗色藏青和服腰带被急湍的水流绞成麻花状，这个被后世称为“昭和文学最凄美情死”的场景，却让28岁的美容师山崎富荣永远被钉在”恶女”的十字架上。但是，掀开被文学光环笼罩的厚厚帷幕，就会发现这位被妖魔化的女子，实在是一个被时代飓风裹挟的孤独灵魂。
东京本乡区的美容院二楼，1919年秋日飘散着玫瑰发油的香气。山崎晴弘创办的“东京妇人美发美容学校”，正培养着日本第一批职业美容师。山崎富荣从锦秋高等女学校转学时，或许已预见自己将偏离父亲规划的精英路线——她偷偷在课本空白处写下叶山嘉树的诗句，在庆应义塾的旁听席上咀嚼着存在主义哲学。当银座二丁目的“奥林匹亚美容院”玻璃橱窗映出她烫着波浪卷的身影时，这个渴望挣脱美容世家桎梏的女子，正在战火纷飞中寻找精神避难所。
昭和十九年（1944年）12月9日的婚姻像一场黑色幽默剧。与三井物产职员奥名修一新婚的第十天，丈夫便消失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硝烟里。东京大空袭把美容院与学校都化为焦土，她在滋贺县神崎郡八日市町的疏散地写下：“生命如同被烫坏的假睫毛，再怎么修补也恢复不了弧度。”这种存在主义的虚无感，在遇见太宰治后化作飞蛾扑火的执念。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3月27日晚三鹰町的乌冬面摊前，醉酒的太宰治或许没注意到，这个递来热毛巾的女子眼中闪烁着怎样的光芒。她日记载着：“遇见修治先生那刻，仿佛看见镜中倒影。”两人确实互为镜像——都经历过婚姻破裂，都在战争中失去重要之人，甚至连自毁倾向都如出一辙。当太宰治说出“以死相恋吧”时，不曾读过太宰治一本小说的山崎富荣在日记本上重重划下“战斗开始！必须做好准备，我对先生抱有敬爱！”这一行字，后来成为解读她性格的关键密码。
在太田静子为太宰治生下女儿太宰治子的那个冬天，山崎富荣的看护笔记里开始出现矛盾记录。她细心调配肺结核药的比例，却将注射器扎得比平时深两分；把《斜阳》手稿整理得一丝不苟，又在页边用英文写下“虚伪的太阳”。这种爱恨交织在1948年5月达到顶点，当她发现太宰治与静子往来的情书时，竟将20万日元积蓄换成安眠药，笑着说：“这样就能永远照顾您了。”
法医报告显示，山崎富荣遗体呈现“剧烈恐惧的狰狞表情”，而太宰治却面容安详宛如沉睡。土堤上凌乱的下駄痕迹，暗示着某种挣扎。作家坂口安吾在《太宰治情死考》（青空文库，2012年9月）中写道：“他像被蜘蛛丝缠住的蝴蝶”，这句隐喻让后世猜测：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死亡仪式？从富荣遗书中“请将我的骨灰埋在太宰先生身旁”的卑微恳求，到她死前偷偷购置青酸钾的举动，这个被贴上“偏执狂”标签的女子，或许正在完成对男权社会的最后反叛。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人遗体被发现当日恰逢太宰治39岁生日。媒体将这场死亡包装成文学殉道，却刻意忽略富荣留下的连名遗书——那些对房东夫妇的致谢，对父母的愧疚，乃至对美容院顾客的告别，分明勾勒出个细腻温婉的灵魂。当《朝日新闻》将“山崎晴子”误报为殉情者姓名时，这个连真实姓名都被抹杀的女子，已然成为昭和时代女性困境的祭品。
在战后百废待兴的东京，山崎富荣的故事被简化为“疯女人与天才作家”的猎奇谈资。但若细读她1947年8月的遗书：“若能以山崎之姓死去该多好”，便会发现这分明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宣言。她向往的从不是“太宰情人”的标签，而是作为独立个体被历史铭记。那些指责她“谋杀文豪”的论调，何尝不是对知识女性野心的恐惧？
如今漫步玉川上水，垂樱依旧年复一年将花瓣撒向流水。山崎富荣像一支带刺的玫瑰，以最惨烈的方式刺破了昭和时代的性别虚妄。她的死亡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日本女性挣脱“贤妻良母”枷锁的开端——当人们在《斜阳》里读到“女人是为恋爱与革命而生”时，或许该想起，那个雨夜系紧鲜红色腰带的女子，早已用生命写下最壮烈的注释。（2025年2月18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