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欧4国学者坦言：当今世界存在三大危险信号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多位学者参会并发出人大声音。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通州·全球发展论坛理事长达尼洛·图尔克参加“在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高端对话会，与嘉宾们进行了精彩讨论。3月30日，观察者网刊发对话全文，现转发如下，供研究参考。（全文约11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4分钟）

▲高端对话：在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分论坛。

张军：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事，欢迎大家参加本次高端对话会。本次对话的主题是“在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

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一方面，我们看到南方国家正在崛起，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反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所以世界正面临三大主要危机：信任危机、方向危机以及治理危机。

虽然可能还存在其他危机，但我认为这三大危机已代表了现阶段大多数问题。正因如此，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冲突不断，局势也愈发混乱与分裂。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言：“我们的世界已经脱轨。”

面对世界脱离了轨道的这一现状，我们该怎么做呢？如何应对今天混乱、分裂的情形？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意愿，希望能够不断推动多边主义，能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来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共同寻找解决之道。但是我们也需要指出，面对这样的分裂世界，不管我们选择做什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信任。

在国际社会中，重建信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没有信任就没有团结，就没有合作，也没有共同的努力，当然也不会有有效的全球治理。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张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信任成为本次高端对话的主题，希望能够给我们以启迪。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几位知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图尔克先生，图尔克先生在2007至2017年期间担任斯洛文尼亚总统，同时他也是马德里俱乐部的主席，欢迎图尔克主席！

第二位嘉宾是保罗·兰热尔先生，保罗·兰热尔先生是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欢迎您！坐在左边的这位是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但是在大学校园之外，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我所知，他出访了130多个国家。

坐在萨克斯教授左边的这位先生是郑永年教授，郑永年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同时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所有的演讲嘉宾和讨论嘉宾，感谢你们参与我们今天的高端对话，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讨论嘉宾，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真知灼见。首先我们从图尔克先生开始，先请您进行发言。

图尔克：

谢谢张军秘书长的介绍。此次会议的主题十分重要，同时也充满挑战。在当前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重建信任无疑是最关键、最具挑战性的话题。

目前，我们已达成共识：单极世界已经成为过去，单一国家主导全球事务的局面不再成为可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崛起，自然引发了一个问题——能否在某种国际组织框架（例如联合国框架）下实现多极化趋势下的合作？我了解到，中国正支持联合国这一统一框架，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信任。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达尼洛·图尔克

然而，多极化在现实中是否能够支撑起多边机制？这牵涉到多个层面的问题。在此，我想与大家分享两个方面的看法：第一是词汇问题，最近我们听到很多人提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什么要选择“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样一个词语？为什么不说“国际法”？这是不是在意指已有的一些国际规则还不是国际法，它是在国际法框架之外的这些规则？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惑。这些词汇已经成为现有话术中一些吸引眼球的词汇，让这个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

我们必须澄清那些容易引起混淆的词汇，尽量避免产生误解。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乌克兰的问题？

关于乌克兰问题，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些承诺，现在的新政府打破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这种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如果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它能否真正带来和平？有观点认为此类情况会发生，也有人持相反意见。我的看法是：

虽然认真推动和平努力是值得支持的，但当前的现实并非如此，我希望随着时间推移，未来能看到真正带来和平的努力和成效。

最后，我想谈谈在博鳌论坛上反复讨论的新技术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讨论人工智能与和平威胁之间有什么关联？比如说核武器，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缩短人类作出决定，尤其是使用核武器决定的时间，这会是一个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我最近在《南华早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所有五常的专家正讨论如何制定一整套应对这一现象的建议。看起来，这正是各方以对国际和平与稳定负责的态度，来应对这一新技术所做出的现实努力。若果真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全球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依旧有一种方式构建信任。以上便是我的初步评论。谢谢！

保罗·兰热尔：

首先，感谢各位邀请我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我非常荣幸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并代表我国参与这一重要讨论。我国对此次讨论充满热情，也十分重视。

旧有秩序正逐渐消失，当前我们没有一个全新的秩序。我们在设计新秩序的过程中，需要进行讨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样的风暴之中去建设信任。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预测、不确定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在事件发生前做出预测，就可以决定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其实大家也已经意识到了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从传统的跨国外交逐步向交易性外交过渡。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从多边外交框架转向各种双边设计和框架。对于中等规模和小型国家来说，这一转变尤为困难，因为双边关系往往存在非对称性问题；如果在双边框架之外缺乏多边机制的支撑，中小国家面临的困难将会增大。

▲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保罗·兰热尔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且试着提出一些建议，旨在帮助我们在逐步建立起更坚实的国际关系体系前应对这种不确定的时代。我的建议是：推动“多边主义的双边化”。目前，有观点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依托联合国及其他区域组织（如欧盟、东盟等）来解决；然而，我们也需要加强双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一种妥协局面：在做交易的方式和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之间的某种妥协。

我们需要加强双边外交，这并非以削弱多边主义为目的，而是为了让多边关系在全球治理中继续生存和发挥作用。此刻，我建议各方真正投入精力，发展各种双边关系，从而更好地维护多边主义的价值。

我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贸易领域，如果某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那么其他国家应该通过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这些国家相比于坚持保护主义的国家会具有竞争优势。例如，拉美与欧盟之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许这就是对保护主义思潮的一种很好回应。同样，中国与印度之间，或中国与非洲区域组织之间也可以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我认为这可以成为未来多边主义双边化的努力方向。

杰弗里·萨克斯：

非常感谢博鳌亚洲论坛。我想我们正在国际层面上试着创造出一套不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原则和法律。至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未有过一套国际原则和法律系统。然而，现在我们非常紧迫地需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十分明显——核大战、环境灾难以及其他多种危机都离我们很近，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依靠实力而非法治的世界。

美国政府不相信国际法，美国总统曾认真地表示，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并非玩笑，而是基于其实力的一种粗暴表达。本周，美国将会在违背格陵兰岛政府意愿的情况下，把美国的高官派到格陵兰去。虽然格陵兰岛政府明确表达了反对，实际上也是美国在粗暴地表达他自己的实力。我认为，在未来两三年内，美国很可能会入侵或接管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仅有约5万人口，美国只需声索便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个强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表现。

我不得不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列强的表现，也是20世纪美国的国家表现。欧洲大国几百年来尽其所能对全球实行帝国式管理，殖民全世界；而美国参与较晚，它一直试图弥补其“晚到”的劣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300年中，北大西洋地区作为全世界帝国中心，其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10%。美国人口约3.5亿，欧盟约4.5亿，两者合计大约8亿，而我们全球人口总数约80亿。绝大多数国家都渴望实现和平秩序与法治，而美国并不关心人类能多大程度实现这些价值。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临界点，我希望全球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非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能够共同发声，拒绝接受美国的全球霸主身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

美国这种缺乏法治的做法导致了美国这三十多年来的侵略战争，也包括最近的乌克兰战争。

美国不愿公开讨论这些战争背后的来龙去脉，只是打破此前形成的条约，放弃核裁军协议，并破坏与俄罗斯达成的各项协定。就在两周前，我们还无法在美国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当我试图提出这些观点时，总有人试图阻止我。因此，关键在于，我们不仅要讨论这些事情，更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采取实际措施，因为如今的联合国已经形同空壳。

我花费了25年的时间研究联合国，但很明显，该组织目前无法正常运转，也无法有效执法。安理会的决议常常被忽视，无法得到执行。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也不作数，所以联合国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使联合国真正发挥作用。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一目标，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大规模流氓国家。我们需要全球共同指出，美国总统不能再宣称加拿大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种威胁性言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也不应派遣代表团进入那些明确不欢迎其存在的国家。

我曾阅读过一份由米尔斯海默的学生撰写的学术报告，报告记录了美国64次改变他国政权的行动。如果一个国家不断推翻他国政府，国际法治就不存在。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离这样一个法治缺失的世界并不遥远，我们绝不能允许美国继续其现行做法。美国的行为极其危险和鲁莽，可能使美国陷入外交孤立。我相信，我们正接近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共识。

最后，我想指出，中国的治国理念与欧洲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在过去50年的比较中已得到充分体现。

在欧洲，这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因为欧洲各国千年来都在互相打仗。中国历来重视战争带来的后果，但在1768至1839年即英国入侵中国之前，中国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与其他国家打过仗。

中国既未侵略日本，也未侵略朝鲜或韩国。虽然在600多年前，中国和越南打了17年的仗，但整个地区都是和平的。当中国处于主导地位时，并未进行大规模侵略。部分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儒家的和平”。在当今西方，我们或许需要更多借鉴儒家理念。

郑永年：

我们需要问自己并回答为何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如此低下，甚至不存在信任这个问题。过去十年中，全球化浪潮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并积累了大量关于全球化的知识。虽然我们总在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如今却出现了一种人为去全球化的现象，这是一种人为推动的举措。企业界普遍不希望看到这种脱钩和去全球化的趋势，但正如萨克斯教授所述，一些大国（例如特朗普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正采取措施反对全球化，强权政治正在卷土重来。

我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因此我过去很难想象美国会出现某些极端言论。当特朗普宣称“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时，我感到难以置信。

众所周知，美国拥有大量中产阶级，据萨克斯教授的说法，美国70%的人属于中产阶级，但如今美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正在急剧下降，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挑战，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党政治所导致的问题。

此外，尽管很多政客，包括很多律师称美国为法治国家，但根据我的经验，它更应被描述为一个治理国家。我完全同意萨克斯教授的说法，美国或欧洲传统的逻辑现已不再奏效。我们知道大国可以将各方团结在一起，所以重建信任至关重要。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

中国政府已提出诸多倡议，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今天的对话会十分重要，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而有了安全感，才能推动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言：“发展是硬道理”，而高质量发展则是我们的首要选择；李光耀也曾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拜登总统曾将中美关系概括为“中国的专制与美国的民主”，但如果我们有了好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如果我们发展得不好，人们就不能过上好生活，这无关是否民主。因此，发展还是硬道理，我们的重点也放在发展上，这一点至关重要。

最后，我还想强调，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与美国不同，也不等同于俄罗斯。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自身发展。正如马哈蒂尔所言，我们与中国有着上百年的邻国历史，而中国从未试图殖民我们。这表明，中国的崛起及其在构建国际信任方面的作用将变得尤为重要。

张军：

我们已经听到所有讨论嘉宾的真知灼见，并为大家分享了对今天讨论话题的想法。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会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希望我们的演讲嘉宾可以给一个简短的回应。

首先我想请问萨克斯教授，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您的担忧，您的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世界也产生了影响，成为目前世界所面临的深刻变化的一部分。

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现象，而且他们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想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世界将会继续发展？这一轮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机会往往和挑战是并存的。您认为在转型过程当中有哪些机会呢？

杰弗里·萨克斯：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80年至2020年期间，保持了每年约10%的GDP高速增长，其经济体量增长了30倍，同时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中国积极采用新技术，并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大量投资。

事实上，这些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发展机会，尽管中国的模式可能无法完全复制，但其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例如，如果能够在数字技术、教育及儿童发展等领域加大投资，非洲等地区将获得显著的发展机遇，生活水平也将得到改善，技术的应用将为这些地区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以印度为例，其年均GDP增长率在6%至7%之间，且拥有14亿人口，所以重点是找到方法。只要我们在一个和平环境中，即使是贫困地区，只要保证那里的生态可持续性，就能实现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的能力投资于5000亿至1万亿的太阳能等环保、可持续的电气化项目推动经济发展。

无论从国际关系还是全球视角出发，人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谁在赢、谁在输。

在实现全球可持续且快速的发展方面，我们已有非常明确的案例可供比较，比如把中国、美国、俄罗斯与非洲相对比，都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当前，我们拥有多种技术手段，可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减少乃至终结贫困。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示的，如果这些机遇和积极的发展动态能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就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张军：

谢谢萨克斯教授的回应。现在，我想向图尔克提出一个问题：在您的发言中，提到了“法治”这一概念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都知道，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应当以“国际法”为基础，我们都知道“国际法”的内容，也知道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我们应当遵循的规则。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讨论中，我们探讨了如何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今的“国际法”已经摇摇欲坠了。“国际法”是国际信任的基石，为了确保“国际法”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并保障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维护“国际法”的权威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

图尔克：

这个问题实际上应由政治领导人来回答。作为一位长期接触和研究“国际法”的人，我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应有明确的理解和方法。不过，必须指出，政治领导人往往对法律，尤其是“国际法”，持怀疑的态度。

“国际法”经过数百年的缓慢演进，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国际准则，这些准则是许多战争和人类苦难的结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放弃“国际法”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但现实中仍有许多人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早些时候我谈到了孔子或者说儒家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虽然这可能会削弱“国际法”的权威或沦为空谈，但无论如何，法律依然是法律。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并将其与最基本的国际关系理念相结合，这正是我们工作的起点。

另一点，我们在这一节主要讨论世界转型过程中的发展。我们需要对国际法持有健康的态度，并采取具体举措加以落实。例如，在核领域，我们应在负责任的框架下使用人工智能。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带来诸多积极效益，但若不加管制，也可能使核武器的使用决策时间大幅缩短，从而使核武器变得近乎半自动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到，五常中的一些专家已在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于最近形成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技术建议。

张军：

谢谢图尔克先生。也感谢保罗·兰热尔部长，我会就您的发言，尤其是“多边主义的双边化”这一新概念，组织一些研讨会。我确实在思考如何将这一概念落到实处，我希望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大国就可以代表全世界做出决定。

同时，感谢图尔克先生的发言，我深信您所谈及的内容非常重要，即大核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共识与信任。我也相信，核战略稳定网络或者说核战略的稳定安排，正是大国间构建信任的基础。

接下来，我想向郑永年教授提一个问题：郑教授，在我看来，无论竞争还是合作，各国之间始终需要考虑利益与利润的问题。我们常听到一些国家抱怨，认为它们未能平等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即它们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份额过少，从而引发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并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

我个人坚信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全球化发展的更加平衡、更加包容，更加惠及所有国家。您是否认为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能否请您进一步阐述，未来的全球化是否有可能使所有国家和人民都从中获益？

全球化在过去带来了两种负面后果，即两种不平等：一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国内部，尽管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大量财富，但财富分配极不均衡；另一种是不平等表现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有些国家变得特别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则比过去更为贫困。这两种不平等进一步在国内激化了民粹主义情绪，并在国际层面上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上升，这种现象极为危险。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

我特别喜欢引用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思是你要思考自己为什么穷，但当你富裕之后，你应当思考如何去帮助他人、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邓小平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认为国家之间同样适用这一原则。

西式全球化和现代化存在一定问题：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富裕，但他们并未助力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繁荣，反而设置种种障碍，使得贫穷国家难以致富，往往还附加了各类苛刻条件。

我曾到访过一些极为贫穷的东南亚国家，他们特别穷，最基础的发展尚不达标，怎么可能去讨论西式的人权选举、民主自由？实际上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也不怎么样，这正是各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体现。

因此，我提倡一种“开源式现代化”模式：即当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之后，应当承担起帮助穷人、帮助穷国的责任，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共同现代化。

张军：

谢谢郑教授的发言，您的观点非常有帮助。接下来，我还想向三位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无论大家是否喜欢，大国在塑造全球未来方面确实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直接的行动者，是直接的当事方。而在这些国家之间首先必须重建信任。因此，我请各位各自提出三个务实的建议，谈谈大国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做什么。

郑永年：

我有一个解决方案。中国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也不会成为下一个俄罗斯，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新型大国。

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动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这种开放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每年我都参加上海进博会，我们看到，无论国家大小，只要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就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因此，无论美国采取何种举措，无论特朗普如何表态，我们都应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这种开放政策，不仅能够帮助各国，还能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等领域的发展，从而推动各国实现共同的现代化和繁荣。

杰弗里·萨克斯：

我认为，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国应当尊重其他大国所划定的红线，这意味着必须避免冲突。

俄罗斯设定的红线要求美军及其军事联盟（例如北约）不应扩展至俄罗斯边界；美国则跟俄罗斯人说这与俄罗斯无关，但这显然是俄罗斯人的关切。同样，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干涉台湾事务，并停止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军备，因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务实措施，确保大国之间不发生战争。在我看来，这是首要任务，美国不怎么爱听别国说话，如果他愿意听话就能避免冲突。

其次，我们需要重返核军备控制领域。当前，美国已经放弃了核军备控制框架，情况非常糟糕。美国是最大的原因：美国先后退出了反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和伊核协议等。现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应当坐下来进行谈判，当然特朗普总统至少表示希望实现这一目标，这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

第三，大国应当妥善照看其周边地区，尊重邻国，不应以本国为中心采取欺凌态度。

美国应当避免针对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或格陵兰岛的言辞出现，因为这些都是其邻国。大国需要负责任。

第四，大国应当牵头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这一点至关重要。

美国内部存在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联合国会威胁到美国主权。MAGA群体认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想法正是危险的根源。大国应承担相应责任，而这责任的核心在于法律的约束。若没有法律，每个国家都将为所欲为，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的权威，而非削弱它。

我想这个想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很陌生的，但我相信，俄罗斯、中国、欧洲、印度、巴西以及伊朗、土耳其等主要国家，都将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主张。这样一个统一、团结的国际声音，将对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博鳌亚洲论坛在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分论坛现场

图尔克：

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采取一些联合行动，因为大国的出发点和理念各不相同。例如，中国追求和平，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并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创新能力，如“一带一路”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同时，中国也与邻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合作框架。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发起某种联合行动或活动，使大国共同携手，远离危险。

在这里，我提出三项建议，每项建议本质上各不相同：

首先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当前，世界贸易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美国拒绝理事会就成员任命以及推进相关讨论，加之其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显现，需要世界各国的反抗和对抗，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作为基础，同时采取具体、务实的行动，在这一框架下推动深入讨论，寻求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法应该是基于现有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去制造障碍，这是第一个建议。

然后在军事冲突领域：当今世界各地存在众多冲突，约有50多起冲突发生在国家之间发生。比如乌克兰，我们该怎样实现一个有希望的未来？首先应该实现停火，然后采取一系列后续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欧洲建立一个联合的安全行动，通过组织化的安全活动，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一种确保持久和平的机制。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面向和平的联合行动设计，并在欧盟体系框架下，吸纳更多成员，共同构建一个长久的和平机制和框架。

第三在人工智能与核武器发展领域，有人谈到了怎么样让大国采取集体且负责任的态度。尽管这并非易事，但大国应以集体行动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提问：请问郑永年教授，是否有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信任？

郑永年：

中美之间建立信任，首先这非常重要。其次，我对未来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回顾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时，中国一直非常有耐心，中国一直在关注特朗普总统，关注他的真实想法和意图。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们与多位来自美国的嘉宾进行了深入沟通，事实上，我们可以开展很多工作来推动中美关系的信任建设。当前，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直接答案，只能持续观察，并期待一个良好的结果。

▲博鳌亚洲论坛在世界大变局中重建信任分论坛现场

张军：

今天的讨论既深入又富有意义。我们都明白，对于这些复杂挑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通过某个简单手段在一夜之间重建信任。我们需要不断探索，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探讨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建立信任。

我们聆听了各位的评论和分享，也充分认识到，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彼此相互依存。单靠一国自身难以使自己长期强大，即便今天强大，明天也未必如此。我们应该营造一种有利于共同发展的环境，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其次，根据我的理解，鉴于我们面临的挑战具有共同性，多边主义仍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

只有通过多边合作，我们才能谋求共同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维护和捍卫联合国的作用，依托国际法的权威，确保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我们也希望大国能够承担应有的角色和责任，无论是在多边层面还是双边层面，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来推动相关措施的落实。当然，对话同样至关重要，我们应继续开展类似的讨论，就像保罗·兰热尔部长所提到的那样，探索在多边框架下推动更多双边合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