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方城八里桥遗址神秘面纱探寻夏王朝文明密码

2024年12月23日，“南阳发现夏王朝区域中心城邑”被评为2024年国内十大考古新闻，这是对方城八里桥遗址考古成果的肯定，更是文物工作者近半世纪辛勤耕耘的硕果。八里桥遗址位于潘河的西岸与三里河的南岸，潘河在此流过，如同一部尘封的历史长卷，静静诉说着夏王朝的兴衰更迭。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历史，揭开八里桥遗址的神秘面纱，聆听那来自远古的低语，感受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

八里桥遗址的发现

故事还得从二十世纪50年代、60年代说起。当时方城县文化局正在进行全县第一次文物普查，他们的脚步遍布方城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在潘河西岸的一片土地上，意外地捡到了一些陶片和石器。经过初步鉴定，得知这些遗物可能属于夏商时期，立即引起方城县文化局的高度重视。尽管当时的考古技术和认知水平有限，但这次发现无疑为后续的考古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时光荏苒，转眼间来到了80年代，全国开展第一次文物普查，八里桥遗址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方城县文物工作者发现八里桥遗址有砖窑厂在取土，取土过程中，大量陶器和石器暴露出来，其中一件精美的石钺尤为引人注目。这件石钺的出现，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后续深入考古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方向。

初到八里桥

时光流转至90年代，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新入职的考古工作者。有幸的是，我参与了北京大学考古系李维明博士主持的豫南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调查项目，来到八里桥遗址。

记得那是1993年的一天，李维明博士在观看采自方城县16处遗址的先秦陶器标本时，被八里桥遗址的箍状堆纹鼎、大口尊、夹砂深腹罐等陶器标本深深吸引。这些陶器标本具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于是，立即与市、县文物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八里桥遗址进行田野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集到了大量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和石器标本。这些遗物不仅进一步证实了八里桥遗址的夏商时期文化属性，还为后续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具有礼器性质的遗物，如陶爵、绿松石等。这些遗物的出现，表明八里桥遗址并非普通的小聚落，而应是一处区域中心聚落。

随着对八里桥遗址认识的逐步加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潘河西岸的洪水及砖窑场、周边村民活动均威胁到遗址完整性。另外，李维明先生提及邹衡先生对八里桥遗址的高度关注，认为其是探索夏文化南进的关键，也是他这次准备在豫西南开展夏商文化调查的初衷。为了了解更多的遗址信息，1994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对八里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尽管发掘面积不大，但我们却清理出了14座灰坑，并且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石器、陶器等遗物，如陶祖、白陶爵、石范、黄牛角和绿松石等，这些重要遗物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八里桥遗址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在一件陶器上发现了刻画符号，这为后续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方向。发掘期间，我们还对八里桥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确定其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随后，相关成果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进一步确认了八里桥遗址总体文化特征与偃师二里头三、四期面貌相符合，是受偃师二里头文化影响并从中发展演变而来的。

持续守护与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考古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显著提升，八里桥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由于八里桥遗址一直没有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和保护范围，周边的居民建房、企业建厂给遗址造成了一定的破坏。2003年，面对企业征地建厂对遗址构成的潜在威胁，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行动，由我负责对建设区域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勘探。勘探结果显示，该区域文化层堆积丰厚，深度1至3米不等，且发现了灰坑、窑址等一系列重要遗迹。为了全面评估遗址的保存状况，我们随即对八里桥遗址展开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调查发现八里桥遗址北部约10万平方米的区域因砖窑厂取土遭到严重破坏，砖厂以南及西半部区域保存相对完好。经过进一步勘探和调查，我们确定了遗址的保存状况和范围，为后续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对八里桥遗址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再次对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考古调查，并将更多区域划入遗址范围，使遗址总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随后，我们积极准备申报材料，2006年，方城八里桥遗址被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标志着其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为了配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划定，我们在2009年再次对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勘探，调查结果显示遗址面积达到80万平方米（加上原村庄占压的面积），这也为随后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资料。2013年3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八里桥夏代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八里桥遗址价值的高度认可，也为其后续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在做好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学术界也积极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旨在深入揭示八里桥遗址的历史与文化内涵。2009年12月，河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对八里桥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提出了宝贵的评估意见。专家们一致认为，八里桥遗址是目前豫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之一，对于研究该地区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八里桥遗址的研究不断深入。2010年1月，有学者在《寻根》杂志发表文章，将八里桥遗址与夏代曾地联系起来，认为八里桥遗址是少康少子曲烈的始封地——曾。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广泛赞同，为八里桥遗址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同年6月，方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了“中华曾姓祖根地”研讨会，认为八里桥遗址是夏代曾国的所在地，为“中华曾氏祖根地在方城”提供了有力证据。

此外，还有学者对八里桥遗址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八里桥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中应为区域聚落中心、资源控制中心等，属于地方古国都邑级遗址。同时，也有学者介绍了邹衡先生对八里桥遗址的关注，并认为八里桥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是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的诸侯国聚落故址。还有学者解读了八里桥刻画符号，其内容有“曲”“人禾”“乙乙”等字，该发现填补了二里头文化遗址未发现记事文字的空白，对理解姒姓曾国的历史地理变迁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为夏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考古发掘下的文明之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八里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入。2021年起，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多方专家，对南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进行深入指导与调研。其中，八里桥遗址备受瞩目，被认定为夏都外最重要的夏文化中心聚落，并成功列入“考古中国”项目。2022年获批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阳市、方城县文物工作者成立了考古队，于2023年、2024年对八里桥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八里桥遗址被确认为二里头文化大型环壕聚落，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含潘河东岸八里岔遗址），是豫西南同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

2024年9月13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其中八里桥遗址的发掘成果备受瞩目。此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大型夯土建筑区，展示了高超的建筑技术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同时，墙垣和冶铜遗存的发现，揭示了八里桥遗址高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多样，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卜骨、绿松石器等，其中陶器组合和器物特征与二里头遗址高度一致，凸显了王都地区对八里桥遗址的强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石器以石斧、石凿为主，不见农业生产工具，侧面印证了夯土建筑区的高规格。绿松石发现较多，主要以嵌片为主，说明遗址可能存在绿松石加工手工业。此外，还出土了玉柄形器、石钺、涂朱石人像、刻画符号等遗物，反映了八里桥遗址丰富的精神生活面貌。

此外，八里桥遗址的考古成果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为夏文化南方核心聚落，它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为我们全面了解夏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提供了实物资料。其次，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布局揭示了夏王朝对南方的控制策略和资源转运体系，是连接中原与江汉平原的关键枢纽。再者，八里桥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在多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展示了夏文化的高度统一性和内在关联。这些发现将助力我们揭开更多夏王朝的历史秘密，为构建更加完整、清晰的中华文明史提供有力支撑。

在八里桥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我们见证了许多温情故事。1994年发掘时，时任方城县券桥乡企业办主任的崔玉庆协调乡敬老院为我们安排食宿。有位村民得知发掘事宜后，特地赶来，讲述他年轻时在遗址捡到的陶片、石器，深情地说这是老祖宗的宝贝，嘱咐我们要好好保护。老人的话让我们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我们保护和研究八里桥遗址的信念。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的发现将持续涌现，不断突破我们对八里桥遗址的认知边界。这些发现将进一步证实《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历史文献的记载，即南阳颍川地区是夏人重要的居住地，南阳作为夏人居住地的重要地位将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