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巴金

前言

我因喜爱文学，1979年调到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工作，一干就是大半辈子，直到退休。1980年、1984年，我两次随巴老访日；1990年受巴老委托，与巴老之子李小棠去日本为巴老领取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每年陪外国作家到上海，总要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一会儿，说说话，直到巴老病故。二十五年来，我记不清见过巴老多少次，与巴老说过多少话。

我不是评论家，无力评说巴老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巴老的高风亮节，巴老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我眼中的巴金，只是我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真实记录，就像随手拍下来的生活照，既不讲究光线、色彩，也不讲究构图、形式、质感，一切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

巴老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为有机会在巴老身边工作感到荣幸。

这组文章，是我献在巴老灵前的一束小白花。

一

1980年4月，我随巴金、冰心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本访问。那时出国，代表团有礼品费200元。但日本人有送礼的习俗，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甚至出差旅行，都要给亲朋好友，上司部下，妻子儿女带礼物。这样大一个团，在日本访问十七天，要会见日本各界巨擘翘楚，需要很多像样、拿得出手的礼品，但这点礼品费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无奈之下，我写信或打电话，请大家根据情况，量力而行，分头准备，届时统一使用。

巴老从上海带来了程十发、唐云、陈秋草等大家新作，都已经裱好，还买了十几个装画用的漂亮锦盒。不说别的，仅那锦盒，大概就不会少于200元！作协领导说，巴老不拿国家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这些画，都是巴老请画家画的，巴老肯定要答谢，咱们无能为力，帮不上忙，但裱画和买盒，也花了不少钱，应该报销。我对李小林说了好几次，但巴老坚持自己出，只好作罢。

在巴老书房，左起巴金、徐钤（上海作协外联室主任）、作者

中国作家代表团从长崎回到上海后，巴老在静安宾馆为大家饯行（附带说一句，当时巴老是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但凡以巴老名义宴请宾客，均由巴老自费，从不用公款）。当时摆了两桌，年长者一桌，小字辈一桌，我与巴老女儿李小林、冰心女儿吴青大姐等坐在第二桌。宴会开始后，巴老站起来，颤颤巍巍地举着一杯葡萄酒，慢慢走过来，对我说：“小陈，全团你最辛苦，我谢谢你。”

我万万没想到巴老会特意过来为我这个随行的无名小翻译敬酒，不由得百感交集，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平时滴酒不沾的我，一仰脖子，把一杯葡萄酒全灌了下去。

说句老实话，当翻译是个苦差事。不知底细的人，以为出入高级酒楼宾馆，跟随在政要名人身后，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风光无限，其实每场翻译，都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都要一丝不苟，认真准备，全身心投入，都是对译者文化修养、知识积累、政治素质、反应速度、表达能力，甚至是精神品格、体力脑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其苦其累其难，自不必说，个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苦辣酸甜，只有自己知道。

二

1980年11月，日本著名报告文学家、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应中国作协邀请访华。11月3日上午，巴老在寓所会见了她，并接受了她的采访。送走山崎后，我11月4日下午去看望巴老。

陪同外宾见巴老时，我是翻译，没有时间与巴老聊天，所以每次送走外宾之后，再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边坐一会儿，问巴老北京有什么事情没有，已成定例。

按了一下门铃，等了一会儿，听到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大门一侧的小门慢慢打开，巴老站在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昨天会见山崎朋子时，巴老穿了一身蓝色中山装，黑色皮鞋。衣服虽然是新的，但似乎也不是什么高级毛料，可能是混纺或化纤之类的东西，虽板正挺括，但略显生硬。现在，巴老已经脱下“礼服”，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白色塑料底、黑布面的懒汉鞋。这双鞋不知穿了多久，已经很破旧，前面脚趾处有一排洞，大脚趾头那个地方洞最大，可以隐约看到脚趾尖。

我说：“巴老，我明天回北京，来向您告别。北京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巴老说：“我的近作第二集给你没有？”我说：“没有。”巴老说：“那我送给你。”

巴老从楼上拿下《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写“赠喜儒同志巴金”，没写年月日。又说你还要什么书，什么书都可以，我给你寄。

我一时想不起来，就顺口说《家》吧，我小时候读过这本书。巴老说：“好的，我给你寄。”

巴老像往常一样，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挥手告别。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巴老亲自打包寄来的《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三

1984年5月9日，我与上海作协的徐钤随巴老赴日，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东京大会。巴老是大会特约荣誉嘉宾，由东道主全部负担他与李小林国际往返旅费及在日期间的食宿交通费。我和徐钤是巴老的随行人员，也跟着沾光，住的房间虽无客厅，但面积也要比一般的标准间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费。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欢迎酒会上

大会发给巴老和李小林的餐券，面额为每天两万五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两千元，即使在物价居日本之首的东京，也相当于一个市民半个月的伙食费。巴老和小林邀我和徐钤一起吃饭，这样可以为代表团节省外汇开支，少浪费，又可以聊天，免得寂寞。

我们一般都吃中餐。菜很多，水平也很高，以苏浙粤菜为主，可以随便点，比如油焖大虾、红烧鲍鱼海参、松鼠鳜鱼、燕窝鱼翅羹、枸杞竹荪汤等等，厨艺不亚于国内名厨。我本是饕餮之徒，倘若是平时，肯定是风卷残云，狼吞虎咽，大块朵颐，但不幸的是，从国内出发前，因忙于大会的准备工作，着急上火，咳嗽，浑身酸痛，还有点发烧，食欲不佳，面对山珍海味，美馔珍馐，兴味索然，如蜻蜓点水，一闪而过，浅尝辄止。巴老看两个人的饭四个人还吃不完，很是惋惜，鼓励我说：“我年轻时，家里剩下的饭菜都由我打扫，不然浪费了太可惜。这里面你最年轻，应该多吃些。”但我没有胃口，吃不下去，每顿饭都剩不少。后来就不再按餐券面额点菜，以清淡为主，能吃多少点多少，有时干脆来碗清汤面，基本上做到了不剩或少剩。

巴老住在我们隔壁，是个带客厅的套间，房子大，灯也多，我数了数，总共有十九个。每有活动外出时，我们提前十分钟到巴老房间。这时巴老早已穿戴好了，领带打得板板正正，皮鞋擦得亮亮的，手杖放在身边，坐在沙发上或床头闭目养神。

离开房间时，他总要仔细检查一遍，灯、电视、音响、空调是否关好。有一次出发时，他已经把门锁好，但不知想起了什么，又慢慢地走回来，打开房门，走了进去。我跟在他身后，以为他忘了什么东西，原来是把写字台上的灯关掉。省电，省能源，省菜省饭，即使在国外，即使不用他花一分钱，也须臾不忘，一丝不苟……

四

我手边有巴老的三封信，所用的信纸信封各不相同。

第一封是写在“文艺月报”十六开的信纸上，用的是《收获》杂志社的信封。“文艺月报”是上海文联1953年1月创办的，1958年改为《上海文学》。1980年，巴老给我写信时用的这种信纸，肯定是1958年之前印的，在巴老家里至少存放了二十多年，已经发黄发脆。

第二封信，用的是“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中号信封，《收获》杂志社三百字稿纸，绿色竖格，很薄，质地很差，看样子有年头了，贴贰角壹分邮票，注明挂号印刷品。这封信也没写年份，但从邮戳上看，是1980年。

第三封信，是用航空信封寄来的，写在大半张绿色原稿纸的背面。

这封信也没写年月，但看邮戳是1985年1月。在这封信中，巴老不再称我“您”，而用“你”，我很高兴，说明在巴老眼中，我变成了真正的“小陈”。

从这三封信来看，巴老写信时，手边有什么信纸、信封，抓起来就用。不管这些信纸、信封多么陈旧，只要还能用，都舍不得丢。巴老给我的这三封信，用了三种不同的信封和信纸。前两封信，虽然信纸泛黄发脆，但毕竟是整张，而第三封信，是绿格原稿纸的大半张。仔细看，这是一张四百字竖写稿纸，绿格，但比前两封信的纸要好，不知是写错了，还是别有用途，反正裁去了一块，还剩下大半张。巴老可能看这稿纸质地优良，扔了可惜，所以用它给我写了封信，派上了用场。

五

巴老写作用的稿纸，也不讲究，手边有什么用什么。比如1980年巴老访日时，应日方要求，发表了两次讲演，两篇讲稿，用了四种稿纸。在东京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约七千字，是在国内写好的，手稿共十五页，字很小，乌黑一片，密密麻麻，用的是“杭州文艺”三百字稿纸和“杭州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三百二十字的稿纸。在京都发表的《我和文学》是在日本写的，手稿共八页，前面六页，用的是“人民文学”二百四十字稿纸，后面两页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三百二十字稿纸。也就是说，巴老出国访问时随身带的稿纸，与在家里用的一样，不是特意准备的。

巴老题词，也不讲究笔墨纸张，与写稿写信一样，手边有什么纸就用什么，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朴实自然，顺理成章。

1984年，中国出席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实际上是三个团，即为中国笔会中心、上海笔会中心、广州笔会中心。早在年初，就开始筹备。当时我分担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约请巴金、冰心、艾青、艾芜、丁玲、公木、林林、草明、杨沫、冯牧等四十余位著名作家写稿，在《人民日报》《日本文学》《外国文学》杂志发表；二、与《日本文学》《外国文学》编辑部联名组织翻译一批有分量的日本中短篇小说发表。三、给全国有关出版社发函，索要历年来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带到日本，在大会会场办个小型展览，展示我国翻译、研究日本文学的成果，扩大影响，营造气氛。

巴老访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左起李小林、巴老、白土吾夫）

当时有人建议请巴老、冰心、艾青、林林题词，印在特辑上，以壮声势。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请示领导后分别给四位老人家写信求字。印象中巴老的题词来得最早，用的是一张长20厘米宽10厘米的横格白纸，看样子是从笔记本上裁下来的，钢笔横书：“我期望东京的盛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冰心老题词用宣纸毛笔：“把中日两国两千年来亲密的文化交流继续发扬光大下去。”艾青老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日本人写和歌俳句用的方形硬纸笺上：“通过文艺的交流，建立友谊的桥梁。”林林的题词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一首汉俳：“薰风五月天，蓬山盛会集群贤，妙笔生花妍 。”

这期《日本文学》祝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召开专号，卷首是巴金的文章《我的期望》。巴老说：“我过去读过的大都是三十年代翻译过来的作品。这几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还创办了专门介绍、评论日本文学作品的季刊《日本文学》，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了解文坛情况，这是件好事。我以为，加强文化交流，首先要多介绍彼此的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我们尽量多翻译出版和评介日本的各时代、各流派、不同风格的名著。”

之后是艾青、丁玲、草明、公木、冯牧、黄秋耘、杜宣、韩素音、林林、杨沫、邓友梅、韶华、任光椿、刘心武等人的诗文，前封里是巴金与艾青题词，后封里是冰心、林林题词。中方名家荟萃，阵容恢宏，诗文并茂，异彩纷呈。选译的日本文学作品，也是名家名作名译。出版后，受到中日两国作家的热情欢迎与赞扬，成为中国笔会代表团的礼品书。

六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现代文学馆。他说：“文学馆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

他不仅提议、呼吁、号召、上书，而且身体力行，为筹建文学馆捐款捐书。他的第一笔捐款就是15万元，占他当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他还在1981年7月7日致孔罗荪的信中说：“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1982年2月19日，他在致孔罗荪信中又说，“最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巴老用 “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打印了一张致出版社的通函，请各家出版社将付他的稿费径寄中国现代文学馆。

巴金还叮嘱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的机会，稿费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

另外，《随想录》日译者石上韶病故后，他的妻子根据他的遗嘱，于1989年4月携带《随想录》五卷本的全部版税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专程来上海华东医院面呈巴老，巴老当场把这笔稿酬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

1990年，巴金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500万日元，捐中国现代文学馆300万，上海文学基金会200万。

巴老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究竟捐了多少款，至今没看到准确数字，但有人推测，至少不会少于50万。

七

1994年10月，我在上海送走日本作家代表团后，去杭州柳莺宾馆，向巴老汇报。回北京那天早晨，我到巴老房间去告别。

巴老正在洗脸刷牙，手表放在洗漱间的台子上。那是块上海表，不知戴多少年了，很旧。这种表，已经很少有人戴了。巴老还有个黄色小皮包，一直带在身边。1980年、1984年，巴老访日时，都是用这个小皮包。有一次，我说：“这个皮包可有年头了。年龄可能比我还大。”巴老笑了，说：“已经用了几十年了。这是我给香港《文汇报》写稿，他们给的，当作稿费。”

1998年９月28日，我陪东京都社会文化代表团到杭州，住在西子宾馆，正好巴老也在那里休养。我去看巴老，向巴老汇报说，这个代表团都是友好人士，在日本时，他们已经为中国灾区捐了款，但到北京后，又捐了一笔。他们都不是有钱人，这份心意，令人感动。这时，徐钤说，巴老也捐了12万，但他不让讲。我说，巴老，这是好事，报道一下，让更多的人为灾区分忧解难不是更好吗？但巴老说，我病了这么多年，花了国家很多钱，灾区有困难，捐点钱是应该的，不要报道。巴老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清楚，明确，坚决。

巴老逝世后，在上海作协吊唁大厅的留言簿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希望工程的孩子们永远怀念巴金爷爷。落款：上海市希望工程。

1994年3月，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成立。没有多久，一位年近六旬的男子，提着包来到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我替一个老人来捐款。”随后，他在登记簿上写下“李尧棠”3个字。工作人员看着这3个字，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想不起来。回到家里一查，知道这是巴金先生的本名。他设法找到了来捐款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徐钤，确认是巴金先生，但老徐叮嘱他，千万不能说出去，因为巴老说过，他的捐款不留名、不宣传、不报道。

从此，巴老向希望工程捐款，主要由徐钤代办。1998年华东水灾，巴老最焦虑的是那些失学在家的孩子们。于是，原本已在上海、杭州捐过款的巴金，又向上海市希望工程捐出9万元，用于孩子们上学。1999年以后，巴老病重，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都是由巴金子女将钱交给徐钤去办。据知情人透露，巴老生前十分关心教育事业，连续27次为上海希望工程捐款达56万元。

巴金会见《随想录》译者石上韶（左起石上韶、巴金、作者）

2005年年底，巴金先生去世，他的子女根据其遗愿，将其稿费及家人的捐赠共计130万元，设立了尧林（巴金二哥）教育助学基金。2006年、2007年两年中，尧林教育助学基金先后资助了10余名贫困大学生和云南宁洱地震灾区100名受灾学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巴金先生的家人十分关心灾情，他们从尧林教育助学基金中捐出25万元，用于在四川灾区建设一座希望小学。此外，巴金先生的子女李小林、李小棠还以巴金先生的本名“李尧棠”的名义，分两次向上海市红十字会秘密捐款10万元，救助灾区孤儿。捐款中，有一部分是儿女们所凑，其余的则是巴老的稿费，由于负责代办的人员走漏了风声，此事才被外界所知。

巴老的爱心，在继续，在生长，在蔓延。

巴老一生向希望工程、中国现代文学馆、灾区、上海文学基金会、红十字会、浙江省民政局、日本友好团体等等总共捐了多少钱，可能是一本糊涂账，没人说得清楚，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记得巴老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战斗。”

我随巴老先后两次到日本访问，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也多次到巴老家、医院、疗养地看望巴老。我发现巴老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与我们寻常百姓居家过日子没什么两样。他以前抽过烟，后来戒了。能喝几口酒，但一杯啤酒足矣。晚年爱喝可口可乐，每天一罐而已。虽住花园洋房，但是租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

巴老不是企业家大老板，而是自食其力的作家，他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来得不易也有限。他的终生积蓄，可能远不如如今当红演员演一部电视剧所得。但为公益事业，则慷慨解囊，动辄几万，十几万……

这位自奉甚薄的老人，恰如鲁迅先生自况：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图/陈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