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时常焦虑，偶尔以阅读治愈

近两年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读《瓦尔登湖》和《小王子》。一本是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独居笔记，一本是二战时期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写下的短篇童话。两本书相隔百年，却在社交平台的推荐语里频繁相遇——“治愈孤独”“找回自我”。

世界读书日之际，「建本文库」的创始人李继宏、吴晓波与林少展开了一次特别的对话，从这两本书的“意外翻红”展开：梭罗的木屋离城市不过二十分钟车程，为何被视作“逃离现代”的象征？《小王子》被普遍当成童书，为何李继宏坚持称它是“存在主义小说”？当吴晓波抛出“年赚一亿还是十年每年赚一千万”的选择题时，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生命、生活与生意的现实意义？当短视频蚕食着耐心，“躺平”成为流行词的今天，他们又为何不合时宜地聊起“在反人性的阅读里找回人性”？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回归经典或许是一种笨拙却有效的自救——毕竟，有些问题百年前的作者早已想透了。

（以下为对谈节选）

林少：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期间的特别活动，我们邀请到了吴晓波老师和李继宏老师，与大家分享两本经典之作——《瓦尔登湖》和《小王子》。

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斧头走进森林，在波士顿的瓦尔登湖住了两年两个月又两天，他把这段经历和感悟写进了《瓦尔登湖》里。1943年，法国的圣埃克苏佩里在战火中写下了《小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小王子》治愈了无数人。今晚，我们就和两位老师一起聊聊这两本书，探讨在当下社会如何寻找爱、面对孤独。首先，想请《瓦尔登湖》和《小王子》的翻译者李继宏老师，分享一下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这两本书呢？

李继宏：说来话长，我早在2012年就决定翻译这两本书了。《瓦尔登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了。可以说在《瓦尔登湖》之前，没有所谓“美国文学”的说法。美国人使用英语，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大都照搬英国，早期美国作家的作品也只被看作是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但《瓦尔登湖》出现后，美国文学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倡导的个人主义对现代人生活很有启发，也不仅仅因为梭罗对自然的关注给困在城市里的我们提供了新视角，更关键的是它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我选择翻译它。

在我翻译《小王子》之前（2012年），这本书在国内比较小众，大多数人把它当成儿童文学作品。但我觉得它的价值远不止如此，里面有太多作者个人经历的影子，还有很多隐喻。译完之后，我写了很长的导读，重新定义了这本书，我认为它是一部存在主义小说。如果我查的资料足够多的话，我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说“这不是一本童书，而是一本存在主义小说”的人。后来，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看到我的译本和解读后，非常认可，我的译本被他们认证为“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官方指定中文版”。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文字也浅显易懂，但对我们处理亲密关系很有帮助，这也是我翻译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林少：吴老师，去年您年终秀的主题“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就出自《瓦尔登湖》，当时很多人都挺惊讶的，能请您分享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吴晓波：我读这两本书其实都比较晚了。前两天我们还在算年龄，圣埃克苏佩里和梭罗都是在44岁前后去世的，我呢差不多40岁左右才读他们的这两本书。《瓦尔登湖》我读得更细致些，美国1776年建国，可口可乐1886年诞生，1908年建立了福特工业法，而《瓦尔登湖》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它见证了美国建设“美国精神”的过程。其实瓦尔登湖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它离波士顿很近，如果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是能看到城市的灯光、听到火车的声音的。所以梭罗并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而是在现代文明和自然的交界处思考人生。我想，这可能就是近年来这本书能再次引起大家强烈共鸣的原因。现在很多人过上了现代化生活，却发现内心缺少与自然、与内心的交融。

至于《小王子》，里面那句“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虽然大多数人都已经忘记了”，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年过不惑了，所以我肯定已经忘记了。这就是我在读《小王子》时的心境，感觉像是在捞一个几十年前曾经捞过，但是永远捞不起来的那个月亮。

林少：去年我去了一趟瓦尔登湖，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从波士顿开车过去，二十几分钟就到了，绕湖一圈也就一个小时，感觉就是个小池塘。我特别纳闷，这么小的湖，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有这么多人向往呢？而且这本书之前不太火，但是这两年却突然火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李继宏：我觉得和前几年的疫情有很大关系。那段时间里，大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出行受限，原本的生活模式被打乱，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都是很忐忑的。人在看不到明确的方向跟出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走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试着找一些指引。我觉得《瓦尔登湖》回归自然、回归内心的生活方式，正好契合了这个阶段大家的心理需求。这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从2013年到2023年，整个销量加起来可能都没有2023年到现在多。这里面一定有些原因，但也不一定是我说的这个原因，算是个人猜测吧。

吴晓波：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都处在一个特别高速成长的状态，突然间停下来了，其实每个人都很慌张。这个时候，大家要么从历史中寻找安慰，回到历史上的某个时间点，看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去寻找一些经验。要么回归自然、回归内心，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逃避，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归。就像现在商业里常说的长期主义，很多长期主义者都是形势所迫。假设现在有两个选项：2025年让你一年赚一个亿和2025年到2035年每年赚1000万，你选哪一个？选第二个的肯定是很虚伪的人（笑），肯定先赚一个亿再说，对吧。这就是真实的商业。但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愿意说争取能够每年赚1000万呢？因为第一件事情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了，所以必须得把很多事情放到十年去考虑。虽然同样都是一个亿的收入模型，但它们战略模式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变化并仅仅体现在商业上，同样会体现在每个人对生命、生活和生意这三件事情的理解上。

林少：我当时还特意去参观了那间复原的小木屋，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凳子，就这么简单。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忍不住想，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吗？李老师，您也去过很多次瓦尔登湖，去现场和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相比，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李继宏：大家可能对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有些误解。他在那里的两年多时间，大部分时候并不在小木屋，那里主要是用来睡觉。梭罗其实是个“土地勘察师”，他年轻时就喜欢在野外观察，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积累了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对植物、地理都很了解。所以那会他会经常外出帮人划定地界，还帮人看“风水”，不过美国的“风水”和我们中国的不一样，他们更注重房子的通风、安全等。另外，如果你细读这本书，会发现他从来没有提过自己是怎么洗衣服的，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每隔几天就会回到镇上，衣服都是他妈妈帮他洗的。除此之外，他还会偶尔到镇上去吃饭。

林少：梭罗当年为什么会选瓦尔登湖，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呢？

李继宏：那块地是他好朋友爱默生的，爱默生在美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高，被称为“美国文学之父”。他在哈佛大学1837年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过一个很著名的演讲，叫做《美国学者》。他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腿去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不要去重复英国人或者欧洲的那一套”，号召美国文化独立，那之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他自己组织了一批人，成立了“超验主义俱乐部”，很多知名作家、哲学家都在里面，包括霍桑、路易莎·梅、皮尔士等等。

他们认为所有的知识、灵性都可以从自然中获取。因为最初美国所有的学问、风俗制度、宗教都是从欧洲来的，受制于欧洲，他们就会问，欧洲人本来也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的知识体系都是从人跟自然的对话里面来的。那么现在美国人也可以直接跟这两个去对话，没必要隔一道去学习。这一点也是对梭罗的影响比较深的。我们会看到《瓦尔登湖》里面有很多偏激的话，比如“我活了三十几年，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个老人给我一个有用的忠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背景，就会觉得他在瞎说。但其实梭罗这里讲的“老人”，不是生活中的老人，而是欧洲的那些旧世界的文化。

很多人不知道，他离开镇上还有些私人原因。有次他和朋友野外烧烤，忘了灭火，引发山火，烧掉了很多林木，虽然没受处罚，但是整个镇上的人都对他有意见，他在镇上待得不太开心。而且他哥哥去世了，他们一起开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最早他想去的是白湖，但那边不让他搭房子，后来因为爱默生买了瓦尔登湖旁边的地，梭罗才去了那里。

林少：很多读者反馈说这本书难读，吴老师您读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吗？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呢？能否分享一下您读这本书的心得？

吴晓波：确实，你看继宏给这本书做了1083条注释。这本书里有很多与植物、鸟相关的专有名词，我完全不认识，而且它是按照日记随笔的形式写的，内容结构比较散漫。我读的时候也没从头读到尾，倒是把继宏写的导读认真看了一遍（笑）。但它就是那么一本让你随时都可以翻开一页来读的书。我觉得读书有时候就是一种缘分，不用太刻意，随意翻阅说不定也能有收获。

刚刚继宏分享这本书的缘起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场遭遇战。我们总是要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你永远不知道今天出门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金饼”还是“馅饼”，因为这种种“意外”，你才会对生活更加敏锐，也会产生一定的感悟。在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茫然的，在抱怨、焦虑和不安中经历了这个过程。只有少数的人就把它看成了生命的一个机遇，去面对它、完成它，我想梭罗也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瓦尔登湖》很有意思，第一，梭罗确实很敏感，在“美国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他完成了一次文字表达。第二个是，作为一个被生活摧残和打击的年轻人——亲人离世、事业受阻，还被镇上的人排挤，在那两年非常孤僻的状态下完成了一次文字表达。我觉得所谓的珍贵就是这些偶然性造成的。

过去几年的疫情，加上近期的贸易战，可能给我们的生理、心理都造成了一次被动的重塑，既然已经发生，那么我们就要面对它，与它共生。前几天我和张其成聊天，我就问他，“为什么道家管治病叫养病？病怎么是拿来养的呢？”他告诉我，“病就是拿来养的，所谓的病不就是你身体里不通的地方吗？通了之后就好了。”后来我一想也对，这就是中国人的办法。我们和这些矛盾、不通共生，慢慢地把它化解掉，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的阅读也好、生活也好，无时不刻都在摧残我们的人生（笑）。那怎么办呢？就养了它呗。

林少：我们以前是更加期待未来，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回到当下。这个时候，《瓦尔登湖》这本书就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刚好今天是世界读书日的活动，两位老师有什么关于阅读的方法论可以分享一下吗？

吴晓波：如果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觉得可以、也应该“乱读书”。从《红楼梦》到《金瓶梅》，该读的都去读一遍。特别是20岁左右，更要“乱读书”。但到了30岁以后，大家的生活相对稳定，时间也变得更加宝贵，不好的阅读体验反倒会让你心情更糟，还不如去发呆、放空或是恋爱。这个时候乱读书是没有用的，一次有意义的阅读，一次有意义的相逢，肯定是从提问开始的，要带着问题去读书、去寻找答案。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商业角度来讲，还是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又都是没有答案的，我们能寻得的，只是可能性。但如果没有问题，又哪里来的可能性呢？所以，现在《瓦尔登湖》这本书依然是我床头长期放着的二十多本书之一，因为它持续为读者提供着新的可能性。

李继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尤其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不存信息匮乏的问题，我们随便用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书，在信息充分可获得的情况下，读书确实应该像吴老师刚才说的不要乱读。

我之前翻译过《穷查理宝典》，它的作者是巴菲特的副手，查理·芒格，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对于读者选书非常有用。他认为读书要搭一个知识框架，有了框架之后，生活中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就慢慢地往里面去填。比如他是做投资的，他觉得做投资最重要的是通人性，所以他会读很多心理学的书。另外他认为做投资需要考虑历史周期的问题，所以就会读很多历史类的书。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搭建知识框架，不要只读一类书，而是广泛地阅读。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选一些奇奇怪怪的课，古典音乐鉴赏、数学、物理等等，都会去了解一点。因为所有的知识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细分、越来越专业化。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生活本身是一个总体，并没有分门别类。尤其是当新兴事物、新状况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感到困惑，完全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来入门一个学科，况且每一个学科经典的书就那么几种，不需要太长的功夫就能读完。比如近期的贸易战，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地缘政治、美元的基础、国际贸易赤字的来由，你可能只会觉得特朗普是个神经病，虽然不排除这个可能（笑），但他做出这系列决策的原因一定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广泛阅读的好处就是，让你不会对眼前的事物感到太迷茫，也能在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时，会有自己的基本判断，即便这个判断不一定对，但会让你心里有底，内心更坚定。

林少：我们今天市面上的书是不是太多了？今天的人要怎么选择阅读哪些书？

吴晓波：我想说其实全世界 99.9% 的书不值得出版。它不值得砍那么多的树，把它变成一张纸，然后以印发的方式消耗那么多油墨。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书，所以我经常说一个写作者要经受的挑战并不来自读者，而是来自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粗略地划分，可以把80%的精力用来读那些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剩下20%的精力去关注那些与当下相关、在变动中的事物。

读书真的是一门学问。我觉得大部分人专业书和非专业书的阅读量，与年龄的关系是反差的。年轻的时候读的专业书占比很大，当你越资深越专业，非专业类的书的阅读比例会大幅度提升。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面要创新，几乎不太可能是在“中央地区”发生的，一定是在各个板块之间的冲突地带，跟地壳运动是一样的。所以往往是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点有可能出现创新。学术是这样，产业是这样，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你在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学习能力的提升、相关的知识库培养就特别地重要。

林少：对大家来说读书的确变得越来越“奢侈”，有太多的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也会经常听到读者问，今天获取知识的渠道那么多，我们为什么仍要保留读书的习惯？

李继宏：书一直是人类重要的信息载体。人能和动物区分开，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文字和记忆，我们的知识是可以积累知识并传承的。所有个体的知识汇总之后，它就变得有更大的可能性。只是社会发展到现在，除了书籍、杂志，我们还有电影、电视等等丰富的载体，至于说通过哪种渠道去获取信息，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读书没有以前多，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比以前的更聪明，我就觉得二十几岁的人比我那时候聪明得多，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书仍然有它独特的优势。它和其他载体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刷抖音、看短视频，这个过程你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我们很少会视频看到一半，停下来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但看书会，某句话读不懂，你会停下来反复读，去思考。而且阅读是一个双向的交流，它不是单方面的接收。这对于我们提升注意力的集中度、养成思辨能力会有更大的好处。这也是我和今天在场的吴老师、林少，以及梁文道、万捷，一起做「建本文库」的原因。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文本，从排版到用料也会尽可能地让读者舒适，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非看书不可，重要的是去吸取那些有用的知识。出版物跟短视频不一样，短视频是没有严格的审核机制的，不会有一个编辑给它严格编审，所以你看的内容其实良莠不齐，甚至是否正确都不清楚。我认可吴老师的说法，99%的书都不应该被出版，但是起码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有一个相对严谨的筛选工序。

林少：现在很多人频繁刷短视频后，就很难再静下心来看纸质书了，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才能让大家恢复深度阅读的能力呢？

吴晓波：这确实是个反人性的问题。我第一次见到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是在2015年。我在南京参加他的一个论坛，那时候今日头条刚刚出来，我就问他：“你知道有一个名词叫‘信息茧房’吗？我说你就是在制造信息茧房（笑）。”茧房中的人就像继宏兄刚刚讲的，一定会面临两个泥潭，第一个泥潭是所有的内容都良莠不齐，第二个泥潭你看的都是你非常愿意看到的东西。最后你就变成这么一个世界中的人，想从中剥离出来就特别反人性。

李继宏：从注意力的角度来讲，短视频更符合人性。因为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99.99% 的时间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它要让你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或是寻找食物、或是躲避天敌，所以注意力不会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下持续很长的时间。但读书是一个反人性、反动物性的活动，它需要你在一个舒适的、安定的环境里面，集中注意力至少10分钟、2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打坐很难，但是没有人觉得打游戏或者刷抖音很难。但问题在于，我们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克服那些本能的东西、那些让自己舒服的东西。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训练，把一件反人性的、不舒服的事，变成有趣的事。就像很多人跑马拉松，刚开始觉得痛苦，坚持一段时间后就爱上了。读书也是这样，当你在其中找到乐趣、找到获得感，你就会很愿意去读。

作为作者和译者，我们也有责任降低读者的阅读障碍，提高他们的阅读乐趣。现在很多小学中学都会有必读书目，其中很多是外国名著，如果翻译得不好，小朋友就很难读进去，他们又没有那个自信说这是书的问题，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那慢慢地就会认为自己不爱读书，无法养成阅读习惯。这是个很糟糕的事情。这也是我十几年前开始重新翻译西方名著的原因之一，译者有没有真正读懂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译文是不是流畅、优美，直接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读书本身就不像玩游戏、刷短视频能获得即时满足，它是延时满足，你需要先投入再收获。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还是要克服本能，静下心来读书。因为这个时代，就是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很专注地、很努力地、很艰苦地去做好它。我觉得晓波兄去年的年终秀有两句话特别好——“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和“努力到无能为力，再使一把力”。我们今天在这么艰难的一个社会里，确实是需要去做一些反人性的事情，不要真的躺平摆烂（笑），还是要读书，还是要认真过好每一天，然后再努力。

吴晓波：“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这句话是梭罗写的，我觉得铿锵有力、很妙——它既励志又“躺平”（笑）。但你仔细想想，其实也蛮悲凉。时间自然在走，我们却需要下定决心去过它。这句话实际上是成年人的语言，一个人要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成熟的表现。年轻人每天该吵闹就吵闹，该上课就上课；老了呢，下定决心也没什么用。只有在人正当年的时候，或者说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就需要下定决心地去过。其实这是一个挺“中年”的语言。

所以去年开始，我决定改变生活和工作方式，不再做年终秀，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写书出版。我现在觉得，写书不一定要为了出版，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就行。

林少：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这两年读的枕边书吧，给我们读者们一些参考。

李继宏：我读书大多围绕工作，偏专业一点。我之前在写一本书，叫做《美国文学中的美国历史》，所以会读很多冷门的美国文学作品，比如弗兰西斯·帕克曼的《俄勒冈小径》。讲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要去一个气候干燥的地方疗伤，他就坐着轮船，雇了一批人带着他从波士顿一路去到了现在的爱达荷州。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当时的趣事。那么我就从这本书反过头来去讲美国这一段西部扩张的历史。工作之外，最近我还在读罗素的自传，里面有很多他对人生、婚姻的看法。另外，因为「建本文库」后面会出版萧红和法国女作家科莱特的作品，我也在提前研读。

这两年因为要拍《小王子》的动画电影，我又重新做了很多研究，走了很多作者生活过的地方，还去了博物馆翻看他的手稿。做我们这一行有个好处，通过阅读，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参照。比如《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去世的时候是44岁，《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是在47岁离世的，那我今年45岁，也慢慢活到了我熟悉的作家离开的年纪，可能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参照，做出一些改变，就像晓波兄那样，选择不做什么、或者开始做些什么。

吴晓波：去年我读了约翰·伯格的关于英国史的一些书，还有福柯的心理学方面的书。还读了两本中国企业家写的书，我觉得写得不错，一本是泰康的陈东升写的《战略决定一切》，一本是宁高宁写的《三生万物》，因为中国企业家很少自己写书，一般都是口述，那他们现在都退休了嘛，写的书没有太多功利性，也很有深度。另外我自己也有个写作计划，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绘画里的经济史》，从绘画中研究经济和历史。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收集史料和绘画、壁画相关的资料。

其实我也没太想清楚自己之后要做什么，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再像原来那么忙碌，每只手都拎一个桶，天天往外跑，我现在要做的是把它们放下来，至于以后是彻底不拎了，还是重新提一个桶，我也不清楚。但确实希望慢下来，看看书、做做研究，给自己一个过渡期。

林少：这次见到吴老师，我觉得是您十年来最放松的状态。《小王子》里有一句话叫“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也想问两位老师现在这个年纪，你们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吴晓波：我觉得身边的人最重要，包括爱人、亲人、朋友、员工、学生等等。我觉得人会活得越来越具体。前几天有人来采访我，问我在写企业史时，和别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就是一点：我先写人，再写事，最后写规律。很多作者是先写规律，人在其中就像一枚棋子。我的生活就和写作一样，更关心人、关心细节。

以前我会给自己定各种目标，但现在我可以更漫长地去思考一件事，比如那本《中国绘画史里的经济史》，我就准备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去写。另外还准备写一本《企业家与中国社会》，我估计能在两年内完成，但它可能十年内都无法出版，但没关系，我已经比梁启超、鲁迅活的时间都长了（笑），那我后面多出来的那些岁月，拿来干什么呢？我觉得就尽量多地去关心眼前的人、眼前的事就好。

李继宏：“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这句话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外无物”很相似。我们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由我们的生理结构、生理机制跟周围环境共同决定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既然你的感受有一部分源自内心，那么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来改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林少：两位老师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建本」的呢？又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呢？

李继宏：「建本」最初是我和梁文道发起的。我们都特别爱书，但现在很多书质量不太好，我们就想做一些既美观又耐用的书，把我们对纸质书的热爱保存下来。毕竟，随着电子阅读的普及，纸质书可能会逐渐衰落。我们希望挑选值得反复阅读的书，尤其是一些被历史埋没但仍有价值的作品，比如《洛阳伽蓝记》《秋水轩尺牍》。在制作方面，我们会非常注重排版，也尽量用最好的材料和工艺，目前看来虽然不赚钱，但却是我们自己真心喜欢的事（笑）。

吴晓波：现在很多家庭的书房都变成了游戏房，阅读氛围越来越淡。但我觉得「建本文库」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选择，书也可以有高品质。我们希望继承中国纸质印刷的传统，让「建本文库」成为大家书架上的珍品。未来，我们还计划举办更多的会员线下活动，一起读书、交流，去一些和书相关的地方。

林少：最后，请两位老师送一句话给读书日的朋友们吧。

李继宏：希望大家能克制刷短视频的欲望，多花时间看书，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收获。新的一年，愿大家都能与书为伴。

吴晓波：希望就像梁文道说的，做出理想中的书，在书里找到生活该有的样子，也希望大家能更加享受读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