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复兴精卫 做担当使命愚公——陈嘉庚光辉历程及其精神的新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
朱水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常务副主任、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13种，发表论文200多篇，主编著作33部，创作电视纪录片与文艺作品多部。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个奖项，与陈嘉庚有关的创作有著作《陈嘉庚传》《厦大往事》、六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陈嘉庚》、大型诗文朗诵《嘉庚颂》、音乐舞蹈史诗《南强颂》等。
“以四万万之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这是陈嘉庚先生在1919年筹备厦门大学时的一段演讲词，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信念与浩然之气跃然纸上。在这不让“四万万之民族”再居人下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中，陈嘉庚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心系中华民族，怀揣报国之情，在每一个历史关节点上正确把握历史方向，以“国之大者”的情怀与自强诚毅的文化性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呕心沥血、奉献一切。陈嘉庚是一个与近代中华民族命运和抉择紧紧相连的伟大生命，陈嘉庚精神是一份在新时代依然闪烁着民族光辉的精神财富。
陈嘉庚精神的价值核心是个人梦想、家国情怀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融为一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呕心民族复兴，勇担立国强国使命，是陈嘉庚生命最闪亮的光辉。
陈嘉庚跨越了四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晚清、北洋与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立与建设，这正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觉醒、从欺辱中站立起来的历史岁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梦想。”陈嘉庚是为“最伟大梦想”而奋斗的华侨旗帜，他以“久客南洋，希图报效”的赤子衷肠，“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为民族伟大复兴呕心沥血，为立国强国梦想奋斗不已。
陈嘉庚出生于厦门的小渔村集美，厦门历史上是郑氏集团（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开拓出来的中国南方海洋帝国的重要领地。然而，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厦门便成为被英国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中国五个窗口之一。陈嘉庚出生那一年（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事件进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日北京条约》，赔白银50万两；10岁时（1884年），法国的战舰突袭福州马尾，晚清政府辛苦建造起来的福建水师被打得七零八落；21岁时，甲午战争惨败，台湾被迫割给日本。外来列强的侵略与掠夺，对于成长在曾经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军事与商贸故垒的少年陈嘉庚，无疑是心灵上的痛。后来，陈嘉庚特别写下一份《百年来我国领土及主权之丧失》的记录，这也是华夏儿女一份痛苦的警醒的历史记忆。 16周岁那年，陈嘉庚带着这份记忆，怀着“希望发展我祖国”“一息尚存，此志不灭”的梦想，下南洋到新加坡，凭着自强不息、诚毅拼搏的精神与智慧，在异邦的土地上创立中国人的工商王国。他因为“念此咱吾国未萌之工业”“不得不身任难境”，大胆勇敢地闯荡橡胶产业，将创办橡胶制造业作为“一种理想之倡导”，这个理想就是“可以为祖国未来工业之引导”这种祖国工业与个人商业理想的汇合，蕴含的是对祖国孱弱工业的焦虑与振兴中国工业的赤诚。
陈嘉庚呕心民族复兴、担当立国强国使命的突出表现，是他怀抱“教育为立国之本”的信念而又为此信念倾资兴学的践行。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华夏山河破碎的近代，拯救民族危亡、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与呼声此起彼伏，各种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方案相继涌现。陈嘉庚在比较了中国与欧美先进国家及邻国日本的教育情况后，发出文盲占“占百分之九十余”的中国岂能不遭“天演淘汰”的追问，他说：“诚以救国之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抑或有崇光之一日。”1912年，他在故乡创办集美两等小学，由此开启在祖国倾资兴学的千秋大业。他先后在故乡创办了集美女子小学、集美中学与集美师范学校。1920年，为“开拓海洋，挽回海权”，又创立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在故乡逐渐创立起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较为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1919年，在改革新加坡华人的道南学堂和成立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后，他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再度回到故乡筹备与创办厦门大学。他说：今日之中国，“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躐等而达。”他慷慨激昂地宣告，“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生；能断我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居人之下之理。”以教育坚守国脉，用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精神践行民族“不居人下”的复兴行动，这份海外赤子的爱国初心，足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上熠熠生辉。然而，建设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艰难困苦并非常人所能想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陈嘉庚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当有财团以“放弃两校校费”作为条件要为陈嘉庚公司挽救局面时，陈嘉庚斩钉截铁回答，“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当陈嘉庚的资本实力丧失殆尽，他毅然卖掉为儿子购置的三栋别墅楼房，做出了“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惊世之举。
而当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陈嘉庚更表现出为中华民族担当使命的民族脊梁骨精神。山东惨案发生，他组织成立山东筹赈会，痛斥日本“侵略我主权，残杀我同胞”的“险恶蛮横”；“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召开声讨日本侨民大会，通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与李清泉、庄西言等侨领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发出“国家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刍粟一日不能停”的宣言，领导南洋八百万华侨担当国民使命，“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关键时刻，派出三千多名华侨机工，浴血奋战在滇缅公路，保住了中国抗战的运输生命线。从抗战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南侨总会四年中共募集抗日义捐5亿国币，认捐救国公债2亿5千万，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由南洋流入中国的巨款达50亿国币，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与南洋上千万华侨，成为中国抗战最坚强的后援，华侨旗帜在民族独立解放的烽火中高高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跨过一些国家要用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伟大复兴这个民族的最高利益与根本利益。曙光已在前头，但道路是曲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前行的道路上将会遭遇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情怀，在历史与现实风云际会中，更需要继承和弘扬嘉庚精神，与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共进、共圆中国梦，正像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中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
在毕生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陈嘉庚以他的历史与政治的抉择告诉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握历史的正确航向，要心系“国之大者”，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与人民幸福的根本利益出发，胸怀大格局，勇于大担当，才有大作为。
对于陈嘉庚，人们往往会有一个追问：他出生于闽南小渔村的普通家庭，他的思想、人生未曾受过什么大人物什么大师的特殊引导，但这位被人称为“中外在野一人”者，为什么在每一个历史关节点都能以高远的胆识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把握历史的正确方向？这样的追问立即让人想到陈嘉庚在民族危难中说出的那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说这句话的时候陈嘉庚已经六十七岁了，这是他在民族复兴道路上苦苦追求与探索了大半生后作出的政治判断与历史抉择，它意味着陈嘉庚找到了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力量。从托梦于当时执政的南京政府，到相信红色的陕甘宁边区，从拥戴蒋介石到寄望毛泽东，陈嘉庚经历过一个艰辛漫长的寻找与抉择历程。
厦门大学全景
在带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访问前，陈嘉庚拥护执政的南京政府与蒋介石。他把“拥护南京政府”确定为《南洋商报》的办报宗旨；他曾经亲自担任“马来亚购机寿蒋委员会”主席；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挥师北上反蒋，陈嘉庚在南洋发动“拥护中央政府”的行动；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他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召开会议讨论解救“委员长被禁”和“祖国安危”问题，让怡和轩向新加坡各团体发函谴责“张学良率军叛变”，召开侨民大会形成“致电拥护中央政府，反对任何异动野心”等五点决案，通过致各省当局的“救国援蒋”电文。当然，陈嘉庚的以上行动主要是出自于“国难日亟”不能“再酿分裂”的焦虑，但也体现出当时陈嘉庚的政治态度与倾向。
然而，这个比较自信的历史选择与政治意志，却在他1940年的回国慰劳考察中轰然倒塌了。1940年4月到7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回国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将士，考察重庆、四川、山西、云南等地，也冲破重重阻力，在红星高照的延安走访前后9天时间。正是这次的亲历重庆与延安，陈嘉庚发现一度他所仰慕与不遗余力支持的蒋介石及其政府，已经难于担当起拯救国难、振兴民族的重任，而延安正在生长着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精神，站立着一位处处从民族、从民众考虑的宏才大略人物，陈嘉庚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他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中国希望。
为什么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意志在重庆与延安之行中瞬间崩塌？为什么延安能让这位经历过诸多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华侨领袖看到新的希望？因为陈嘉庚心系“国之大者”，他的一切选择和一切政治判断，考虑的是民族复兴这个最高利益与人民幸福这个根本利益。他是实业家，注重实际，实事求是，他相信耳闻目睹的事实。在重庆期间，他看到的是陪都重庆与浴血抗战相背离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景象。他下榻的嘉陵招待所山下，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官邸；富丽堂皇的嘉陵宾馆，作为国民政府消费宴请的场所，其主人与经营者竟然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战火硝烟的年代，陪都存在种种舞弊，行政长官私设营业，政府各办事机关冗杂，月薪以万计算，却不知干了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交际应酬征逐，烽火中夜夜笙歌、觥筹交错。但延安却是另一番景象。从5月31日抵达宝塔山下到6月8日离开延安，陈嘉庚与毛泽东进行四次会面，毛泽东留给陈嘉庚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从容不迫、充满智慧、雄才大略，毛泽东对抗战形势的精辟分析、对战争问题的透彻论述、对中国未来的构想与期待，都让陈嘉庚倍感钦佩，陈嘉庚庆幸中华民族出现了一位带领民众实现民族复兴的领袖；在与朱德总司令与八路军官兵的接触中，他看到了跟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官场天壤之别的延安平等；他考察延安街道、市场、延安女子大学、延安第四军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部长、公安局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与在延安的南洋侨生、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校友深夜交流，由此他看到延安“人民自己营业，政府无干涉”的商贸自由、市场繁荣，了解到县长由公众公举、官吏贪污50元革职、500元枪毙的政治昌明，知道了延安公务员每天工作7小时、加上2小时学习、薪金每月5元的艰苦奋斗，对于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的每月津贴也是5元的待遇大为感慨。他后来在《南侨回忆录》这样写道：“余在延安视察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立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在延安，在中华民族祖先诞生的黄土地上，陈嘉庚看到了在民族危难中真正的“英勇奉献”者，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力量，这是陈嘉庚生命的一次最重大的抉择，是陈嘉庚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决裂而转向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政治蜕变。
所以，当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时，他义无反顾地举起正义之旗、擂响光明之鼓，发表《独裁政治没有出路，民主运动前途光明》《独裁政府必定倒台》《论天道运行》的正义文章，通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议参众两院、南京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谴责美国“助长中国分裂”，发动声势浩大的集会声援国内“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创刊《南侨日报》，宣告“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之年已经到来。1949年6月，他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从新加坡回到祖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商国是，他称人民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是我们世代子孙幸福的一件大事”，他说新中国的成立让海外华侨“有了一个伟大的慈母，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毫不犹豫选择回归祖国，让生命最后的岁月奋斗在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中。
陈嘉庚的选择，是他对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是他穿越过漫长的历史风云作出的政治抉择，这也是他心系“国之大者”仰望星空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陈嘉庚的心中有一杆度量历史与政治的秤，这就是他生命中一以贯之的“民族复兴”与“立国福民”，当他在延安的新世界新人物中看到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时，他便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向同行。今天，陈嘉庚一生追求的“中华崇光之日”已经来到，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入伟大的新时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伟大时代却遭遇上加速演进、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愈发明显。在如此伟大复杂的新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弘扬嘉庚精神，怀揣着民族复兴的最高利益和为民谋福的根本利益，准确认知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局、大势和大事，以心系“国之大者”大格局、大思维，敢于大担当，勇于大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来回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这也是嘉庚精神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启示。
回首一百多年来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中国人民和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历尽千难万险、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奋斗不已，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弘扬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淬炼出彪炳千秋的不朽精神，这些精神成为伟大复兴事业继往开来的宝贵的精神力量。陈嘉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面华侨旗帜，他在这条道路上突出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敢于斗争、诚毅顽强、坚韧拼搏的精神品格，同样是我们新时代必须继承与弘扬的精神财富。
集美大学夜色
“自强不息”是陈嘉庚在举行厦门大学开学式那一天提出来的，它成为厦门大学校训，厦大成立时唱响的《厦门大学校歌》也是以“自强”为整首歌曲的号角。这句出自于《易经·乾卦》的成语，以“天行健”一样的雄健豪迈表达了近代中华民族发出复兴呐喊时的浩然之气，成为撬动一个时代主潮的精神话语。陈嘉庚更是将“自强不息”化作生命中的一种精神力量。无论是创业时的奋斗，还是倾资兴学的创举，或者是在民族危难中的担当，陈嘉庚经常会以“借自力之更生，谋自强之不息”、结合闽南人打拼精神去打破前进中的困局、创造事业与人生的奇迹。他说：“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则最后胜利之日，即民族复兴富强之时。”厦大筹办时，教育界一言九鼎的蔡元培劝告陈嘉庚厦大“不宜速办”，陈嘉庚则以“国势岌岌可危之际”厦门大学“岂能久待”予以回驳；厦大创办时，原本华侨富商会紧随他捐资兴学的预想破灭后，陈嘉庚改倡办为创办，奋发自强撑起厦门大学这座黉宫，并且向世人宣告：“愿为厦大奋斗到死！”。如此看准一个事业便不计任何得失、自强不息地奋斗拼搏，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气概。
“诚毅”是陈嘉庚为集美学校确立的校训。诚者，“天之道也，至诚如神”，是中国人做人的准则；毅者，“坚忍不拔也，志决而不可夺者谓之毅”，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忠诚诚信、坚韧顽强品格的写照。陈嘉庚以此为集美学校校训，召唤全体师生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与品格，以诚立身，毅以处事，为“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而百折不挠奋斗不止。这一精神也是陈嘉庚一生坚持的精神品性，是陈嘉庚创业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撑。陈嘉庚30岁那年，父亲一生打下的商业江山一夜间化为乌有，债台高筑。按照英帝国的法律，陈家只要就此结束原有的顺安米店产业，作为儿子的陈嘉庚则无须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他可以另辟途径、另起炉灶。但陷入困境中的陈嘉庚却坚持中国人的讲诚信、重承诺，他不走法定的“无须偿还”之路，而决意在父亲倒下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这个举动伴随着陈嘉庚创业的起步，令新加坡社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个体现出诚信坚韧的举动，让陈嘉庚开始在华人社会中树立起威望，也带来了陈嘉庚创业起步的成功。从困境中重开顺安米店到创建南洋橡胶王国，陈嘉庚一直坚守着诚毅进取的人格。如果说自强不息更多地联系着自强自立、敢于斗争的精神指向，那么诚毅则更多地联系着忠诚信达、坚韧顽强的精神品格，前者体现的是精卫填海般的执着勇敢，后者体现的是愚公移山般的坚韧顽强，两者都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发扬光大的精神力量。
今天的中国，不再是陈嘉庚所生活的那个内忧外患时代，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运转的主要引擎，“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行进在“两个一百年”交替、“两个大变局”交织关口，中华民族要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走完一些国家要用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现代化强国进程，目标极为远大，任务极为繁重，但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极为错综复杂，不仅要直面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也要努力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作出新的贡献。一些领域“卡脖子”问题必须摆脱，从追赶潮流到引领潮流的科技创新还须有所突破，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需要更宏大更具活力的创新创造力。知重负重，任重而道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从陈嘉庚等民族复兴前辈的奋斗历程和优良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弘扬自强不息、敢于斗争、诚毅顽强、坚忍不拔的精神，以拼搏去攻坚，以奋斗谋发展，以大智慧、大担当去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确保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航船驶向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陈嘉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上的一面华侨旗帜，他的民族光辉永远闪烁在万里星空，永不熄灭。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实现的新时代，学习与弘扬陈嘉庚的光辉历程及其精神，将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形成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共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世代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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