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秘鲁中医的缘起、发展与衰落

中国移民自19世纪中期到达秘鲁起，就给秘鲁社会带来了变化。华人移民到达秘鲁后，迅速发展为该国最大的外国移民团体，直到今日在秘鲁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新移民在医学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学界的研究较少。中医积极参与了公共卫生和私人健康领域，由此引起了秘鲁医学院的争议。中医在秘鲁的缘起、发展与衰落与秘鲁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客户群体，被视为经济上可行的、较为亲近百姓的治疗选择。

今日，拉美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提倡支持中医。然而，在20世纪最初的数十年，中医行医和中草药销售遭到秘鲁卫生当局的抵制。中医公开行医受限，转而主要服务华人或者土生子(tusheng),即在秘鲁出生的第二代中国移民。

一、美洲的中医

美洲的卫生史学家很少关注中医。然而，近年来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一些学者试图研究非正规疗法的重要性，将目光从学院派医生转到非正规医者。研究表明，正规医学(la medicina formal)和非正规医学(la medicina informal)之间的界限和差异实际上并不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公共健康研究表明，“医疗多元主义”(pluralismo médico)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常态。病人有多种治疗选择来恢复健康。19世纪和20世纪的医生认为，只有穷人接受非专业的疗法。新的研究显示，“医疗多元主义"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在各个社会阶层中都存在。

上述医学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拉丁美洲对“医疗多元主义”的分析。直到1990年，这类研究主题主要围绕着安第斯山和加勒比地区的传统医学展开，这种传统医学也被称为土著医学或民间医学(medicina indigenao popular),研究认为在城市平民以及乡村土著患者中，非正规疗法在拉美很普遍。1980年代，欧洲对巫医(curanderismo)与替代医学(medicinasalternativas)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拉丁美洲。这些新的研究对象展现出当时美洲流行的各种医疗手段的复杂性。之后，新一代的卫生史学家革新了对"医疗多元主义"的研究。他们认为非正规疗法或者非西方疗法的受众不一定分布在特定群体中，即不限于教育程度低或贫穷的群体。

最近，一群年轻学者质疑拉丁美洲的正统医疗，并且开始重视替代疗法(medico alternativo),比如西医之外的治疗方法，尤其是顺势疗法和中医。人们对中医在该地区的实践知之甚少。近年来，尽管有许多中国对拉丁美洲影响的出版物问世，但中医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在华人众多的墨西哥或古巴等地，情况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学界需要更为关注当地的亚洲医学和医生。除了帕特莉西亚·帕尔马和何塞·拉格斯(Patricia Palma y José Ragas)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外，在拉美华人移民史和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中，中医均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一现状部分缘于缺少有关的中医史料。在美国，中医师直接宣传他们的工作和医学理论。而在拉美，有关中医的记录却很少。

二、中医在秘鲁的早期历史

1849年，大批华人苦力到达秘鲁，开启了中国人移民秘鲁的历史。华工主要挖掘鸟粪，建设铁路，或在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从事种植。截止到1874年，有10多万名中国男性到达秘鲁。秘鲁的华工数量众多，堪比古巴和加州。然而，这里的华工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甚至一度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1874年，中秘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Treaty of Amistad)后，这批华工移民的浪潮才停息。

秘鲁人经常遭受慢性病和流行病的袭击。有些疾病比其他疾病短时间内来得更迅猛。最致命的一次流行病，即黄热病，发生在1868年，影响了秘鲁首都近10%的居民。在疫情期间，中医开始参与治疗，秘鲁的学院派医生也开始尽力阻碍中医的发展。1868年2月，黄热病在卡亚俄港暴发。此前十年，秘鲁没有暴发过重大疾病。几周内，黄热病蔓延到利马和太平洋沿岸的主要城市。黄热病的暴发并非意外，但是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种疾病的传播。实际上，自1867年以来，便有传言称黄热病将席卷与秘鲁联系密切的港口城市，如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和巴拿马城。因此医学院建议司法、宗教、教育和慈善部门对卡亚俄港进行隔离，并禁止船只入港。然而，国际商人向地方政府施压，卡亚俄决定继续开放港口。

疾病暴发时，秘鲁尚未做好应对卫生危机的准备。此时的利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在短短几年内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1836年的58236人增加到1862年的105167人。人口虽然不断增加，城市条件却没有改善，居住条件差，卫生设施缺乏，这无疑影响了利马居民和移民的健康。当时利马只有三家医院——圣安娜医院(Santa Ana Hospital)、圣安德烈斯医院(San Andres Hospital)和圣巴托洛梅医院(San Bartolomé Hospital),这显然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因此，这座城市也成了传播黄热病的宿主埃及伊蚊的完美温床。

官方反应迟缓，措施不完备且自相矛盾。政府未能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导致黄热病蔓延到秘鲁。当时政府采取的举措仅限于建立检疫站隔离病人。然而，这些措施显然不够。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检疫站很快就被挤满。利马市长试图将军营用作临时医院，但失败了。由于没有大型安置点，感染者被送往以上三家医院。仅在几周内，医疗机构就陷入崩溃，疾病改变了秘鲁人的社会生活。当局试图禁止人群聚集，关闭学校，暂停剧院的演出活动和圣周的庆祝活动。对于秘鲁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而言，圣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在这次卫生危机中，媒体首次报道了中医。大约在1868年5月，有媒体报道说，一位中国医生正在创造"治愈流行病患者的奇迹"。当时，报纸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不同地方的人们通过报纸获取信息。另一家报纸报道说，一名中国人得病后，接受了中医的治疗，这位中国医生用一种非常精准的仪器做了一些切口，并给了他一些草药煮汤喝。患者第二天早上醒来后，"面带着微笑，准备回去工作"。媒体捕捉街头不断涌现的传言，转载了类似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患者的注意，他们迫切希望治愈疾病，于是开始求助中医。

到1868年底，死亡率终于下降了，人们开始恢复日常活动，中医师明显成为这场危机中的赢家。正如一家报纸的社论所总结的，这场流行病展示了"中国科学战胜了我们如此信赖的科学"。学院派医生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医学院的重要人物卡西米罗·乌略亚(Casimiro Ulloa)医生试图改变当地媒体对中医的正面看法。他在《利马医学公报》(Gacetamedica de Lima)上抨击“清廷的希波克拉底”(Celeste Hipócrates)。这个词是当地媒体用来指代1868年流行病期间挽救许多生命的无名中医师，乌略亚却将中医称为“虚假的医学先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医疗领域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开始了。学院派医生在禁止他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行医之前不会罢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学院的医生们改变了策略，决定将对抗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市政当局、国会和公共领域。

三、中医的扩张与法律博弈

医学院无法说服公众相信无专业行医资格的中医会造成损害，因此转而要求利马市政府和国会阻止中国医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引发了秘鲁社会两次激烈的争论。一次是在1876年，医药当局与市政府合作，通过法律手段规范药房的开设和经营。秘鲁医生要求将中草药铺列为普通药店，由医学院实行监管。另一次是在1888年，国会讨论规范合法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法律，这决定了中医在医药市场上的地位。

反中医治疗的话语暴露了医学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文化和医疗鸿沟。对当地患者而言，反对中医的理由无关紧要。1874年，华人赴秘的合法移民潮虽暂告一段落，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医却持续发展。中医在秘鲁首都和其他地区不断巩固他们的地位，1868年的疫病让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设小药铺。一些中医师积累了不少财富，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怀疑，他们不相信，中医师仅靠一家药铺就能赚到如此多的收入。准确地说，销售草药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中医疗法是当时秘鲁最著名的医疗方法之一。从中医购买草药支付的进口关税便可以推算出，一家中草药铺的运行资本就超过了2万多索尔。

中医大夫也毫不犹豫地在媒体上宣传自己，从而吸引了不少患者。中医的营业时间较长，如中医谭健(Tam-Jing)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提供服务。他们不仅延长营业时间，也熟谙广告宣传技巧，宣称能治愈"各种疾病"。同时，和病人的沟通不再是障碍，因为中医在治病时，“有一名或多名杰出翻译的陪同”。加州的中医身着东方服饰宣传自己，利马的中医则更为谨慎，他们通常穿着西方服饰。即使有接到投诉的记者来到他们的药店，中医也会利用这个机会“让公众知晓他们的药店”,从而拓展业务。

医学院质疑中药铺的扩张，声称他们缺乏由医学院颁布的营业许可证，呼吁关闭这些药铺。医学院要求利马市及其代理人关闭没有许可证的机构，并要求店主出具专业的资格，但没有任何一位中医师能满足这个要求。1876年7月，警察到四家中草药铺检查其是否获得相应的授权。他们希望遇到店主的抵抗，这样就能强制执行并且有借口诋毁中医群体。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其中一名检查员何塞·迪亚兹(Jose Diaz)困惑又宽慰地对上级说："我很高兴向您汇报，接到我通知的那一刻，他们表示很乐意服从命令。”

中医师们没有违抗政府命令，而是采取了一种更直接的策略：挑战“药店”(Botica)的概念，要求将他们的药铺界定为卖草药的商店而不是药店。医学院认为药店包含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流程。然而，中医重新定义这一概念，称他们不生产药品，只销售草药。因此，他们的店铺是进行商品贸易的商业场所，而不是药房或实验室。在这场争论中，中医师胡安·林茶(Juan Lechan)、司徒鹏(Si Tu Pon)和陆潘(Lu Pan)都宣称他们只是卖茶、植物和蔬菜的商人，而非制药商。由此，中医驳斥了学院派医生的论点。中草药铺是商业设施而不是医疗设施，因此医学院无权干预。然而医学院督察称，居民将某些店铺当作药店，这足以证明它们是“真正的药店”。

中医采取了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挑战狭隘的药学概念，降低医学院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在一场关乎国民经济未来的全国性激烈辩论中，中医师们表示他们的草药和医学知识受到行业自由的保护。鸟粪繁荣促进了秘鲁经济增长(1845—1870),但其储量不断减少，这导致秘鲁出现出口危机。曼努埃尔·帕尔多(Manuel Pardo,1872-1876)当政期间，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项目，扩建铁路，对硝酸盐工业实行国有化，外债大幅增加。1870年代，政府试图增加税收。秘鲁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包括蔬菜、根茎和医用草药。若禁止销售中国草药，可能会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并损害和中国的关系。面对这种僵局，秘鲁政府更为关心经济的复苏而非学院派医生的利益。

中医师赢得了这次辩论的胜利，地位得到巩固。1879年7月，最高法院宣称草药店是产业机构(establecimientos industriales),而不是药房。法律规定，"在草药店销售亚洲草药是合法的"。草药店须得到医学院的授权，但药店内不需要雇用药剂师。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医和华商的胜利，也显示出医学院的政治影响力是有限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医学院多次要求政府重新考虑1879年的规定。1888年，国会讨论了行医规范方面的法律。法律规定，只有经过医学院专业训练、取得资格的医生和药剂师才可行医。有代表批评医学院试图扼杀其他医疗实践，从而实现行业垄断。众议员梅扎(Meza)在辩论中表示，有必要改革法律。在规范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学院派医生试图迫害和根除中医。特里(Terry)支持梅扎的观点，他补充说，医学院的提议将导致行业垄断，所有草药店铺都将消失，这将有损文明的多样性。为了缓和局势，政府公布了一项最高决议，医学院有权加强对草药店开设和草药销售的控制。

医学院表示，有必要了解市场上销售的每一种草药的成分，而患者对此并不关心，他们认为良好的疗效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会基于疗效去寻求中医治疗。因此，中医注重展现自己的专业形象，维持良好声誉，甚至排斥和谴责其他不符合某些标准的中医，对任何有可能损害他们声誉的谣言都分外担心。例如，当中国医生谭健发现有人用他的名义行医，损害他的声誉时，他立即在媒体上发布了一份“重要声明”,谴责这种行为。

中医采用了许多营销手段，并创造新的方式宣传自己，如在当地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广告。他们模仿学院派医生，提供名片和处方簿等，这展示了民间医生所不具备的专业形象。媒体对无执业资格的中医的态度模糊，尽管一些文章批评中国医师，甚至批评国家准许他们执业，但媒体仍继续刊登他们的广告，并从中获利。

总体而言，当地居民倾向于支持中医，当局的态度也是如此，然而学院派医生却拒绝理解民众的偏好。历史学家豪尔赫·洛西奥(Jorge Lossio)提到，人们认为西医"昂贵、痛苦、造成污染且无效"。中医师与学院派医生不同，他们提供免费咨询以吸引患者，以出售草药获得收入。学院派医生陷入自欺欺人的幻觉中，他们认为当地人和患者"无知” "单纯又轻信于人",因此成为“受害者”,只有医学院医生才是"科学的代理人"。中医师有策略地利用他们数十年来积累的社会资本，不仅公开质疑政府法令，而且质疑医学院的最终目标，即消灭所有没有执业资格的民间医生，中医成为其重点打击的对象。尽管医学界不断抱怨，草药店铺仍在继续营业，这种情形又持续了几年。

四、遭到迫害与走向衰落的中医

19世纪下半叶，医学和公共卫生关乎国家和民族大计。政府加强对卫生机构的管理，医生形成了职业群体认同，在政治、专业管理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学院派医生积极打击中医。他们在媒体上谴责所有没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小心谨慎，避免攻击那些寻求中医治疗的患者。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不具备医生或药剂师资格的中医因“非法行医”而受到各国政府的迫害。

20世纪头几十年，秘鲁政府开始限制中国移民，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秘鲁反华暴力一直存在，尽管中国移民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生活，但当局、媒体和当地人仍怀疑他们。人们对华人的生活方式(如食物)或居住环境(由于贫穷，住房条件差)存有偏见，这些偏见和排华心态被秘鲁各级政府利用。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反华的种族主义情绪高涨。1860年代以来，媒体报道华人社区住房设施条件差，食物肮脏，增加了当地人的偏见。之后，秘鲁1903年暴发了黑死病，1909年爆发了经济危机。1909年，出现反华高潮。利马市长下令拆毁唐人街许多贫苦华人的居住地奥太沙巷(Otaiza callejon),反华从言语暴力转为公开攻击，华人遭到不断的骚扰，有时反华群体还受到当局的煽动。

然而，并不是华人社区内的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程度的攻击，大多数受害者属于底层群众。到了世纪之交，中国社区开始出现社会和阶层的分化。一些人仍在种植园工作，另一些人则晋升为精英阶层。作为新兴华人精英，中医师没有遭受到攻击。多年来他们积累了财富和威望，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民众和当局的攻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医疗管理部门的审查。虽然中医师在1920年代获得了成功，然而1931年新一轮的攻击彻底中止了他们的事业。

在这十年，秘鲁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这为中医师形成集体认同、巩固公众形象创造了条件。同时，让学院派医生不安的是，中医很快适应了社会和专业准则，他们将自己塑造成正规医生而非民间医生的形象。此外，他们还通过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有时占据整版，树立了受人尊敬的形象。在报刊中，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病人的证词，这一策略在接下来的艰难岁月中将十分有用。

1920年代，秘鲁华人精英开始推行一项现代化计划，成为奥古斯托·莱吉亚政府的盟友。这一时期是华商发展的黄金期，他们拥有的资源满足了他们成为秘鲁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和愿望。然而，这种平静只持续了几年。由于莱吉亚政府极度依赖外国贷款，无法应对1929年经济危机，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人米格尔·桑切斯·塞罗(MiguelSanchez Cerro)发动政变，莱吉亚政府垮台。他在试图逃往国外时被捕，1932年死于狱中。他的支持者也受到迫害，被罢免职务。

政治真空和新政府对中国社区十分不利。政党媒体和传单谴责莱吉亚支持中国移民，并敦促新政府终止这些移民条约。《人民报》(El Pueb-lo)指责莱吉亚支持中国商业机构，导致了赌博和鸦片贸易的盛行。虽然中医未遭到排斥，但莱吉亚政府的垮台使他们处于弱势地位。莱吉亚政府的反对者认为中医是旧政权的盟友。同时，在经济危机期间，富裕的中医在媒体和公共领域名声很差，很可能助长了民众反亚裔情绪。

医生工会(El Sindicato de Medicos)趁机提出了一项新的公共卫生改革方案，包括监管中医师、打压中草药铺。莱吉亚下台不久后，公共卫生办公室(la Oficina de Salud Publica)禁止草药店铺运营，要求中医师在30天内关闭药店。医学院院长吉列尔莫·斯塔纳代达(Guillermo Cas-taneda)写信公开支持这一决定。医学界一致同意，认为这是一个一劳永逸地打压中医的机会。来自利马的五月二日医院(Hospital Dos de Mayo)和洛伊扎大主教医院(Hospital Arzobispo Loayza)的医生在《商报》(ElComercio)上公开发函支持，称赞这项措施“保护了科学的医学实践，造福居民，保障了他们的经济和生命安全"。医生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政治动机，以及对旧政权及其亚洲盟友的报复心态。他们迅速接受桑切斯政权，并拥护他的兄弟路易斯成为公共卫生局(Direccion de SalubridadPublica)的新负责人。

医生们称上述措施关系人民福祉，然而这一策略却适得其反。1500名患者在《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四页的长信来支持中医。通过这些支持者的个人和职业信息可以发现，其中近70%为男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这足以显示中医在利马工人阶级中更受欢迎，这些群体与排华群体保持了距离。实际上，大多数中医的支持者是裁缝、画家、木匠和鞋匠。正如陆海明(Haiming Lu)所言，加州中医的客户群是富人阶层，这份请愿书则清楚地展示了秘鲁中医的支持者主要是普通民众。

迄今为止，这份请愿书可能是秘鲁公众对一个非政治团体最大的支持。从这一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仅是在为中医师辩护，而且是在捍卫中医所代表的东西。中医师是学院派医生的替代选择，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中药费用，学院派医生收费有时比中医师高出250%。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签名请愿的民众决心捍卫他们和家人所拥有的医疗资源。公众不仅在请愿书上签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许是受到请愿书的鼓舞，其他利马民众在同一份报纸上也分享了他们的经历。斯科蒂女士(Sra.Maria Scotti)为潘医生辩护："他不是简单的草药师，而是一个专业的中医师。"当地报纸确信，由于患者压倒性地支持中医，政府将停止这一决议。

但公众施压不足以阻止这项禁令。来自医疗行业的压力非常大，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中国草药医生利用法律漏洞，为自己辩护，希望减轻该禁令对自己的影响。李宽(Lee Kuang)要求政府归还被卡亚俄港口扣押的131箱中草药，理由是这些药草是在12月10日最高决议颁布之前进入秘鲁的。然而，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尽管中医师和利马民众要求撤销最高决议，但政府支持公共卫生局，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加大了对中医行业的打压力度，逮捕了几名中医师。

结 语

1931年的最高决议标志着秘鲁医学院赢得了与中医的这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然而，中医师们并没有保持沉默。尽管遭到指控，他们仍然在逆境中继续为自己的工作和服务辩护。1931年2月，康鹏和潘胜元代表其他中医师给当时的重要报纸写了一封长信，驳斥对中医师利用弱势患者赚取暴利的无端指控。

然而，政府依然拒绝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医只能选择适应这种不利的环境。他们变得低调，不再刊登广告。许多人继续谨慎地从事他们的职业，忠实的客户会继续登门。有些秘鲁药店开始进口中国草药来赚取利润。中医以这种方式得以在秘鲁维持下来。

几十年后，中医在美洲走向合法化。到1970年代，中医治疗作为一种替代疗法开始流行。1973年，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F.Kao)在美国创办了《美国中医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五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决议，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传统医学实践。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医成为西医的有效补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国家创办学校和协会，专门教授替代疗法和传统疗法尤其是针灸，如1974年5月，秘鲁针灸协会(la Asociacion Peruana de Acupuntu-ra y Moxibustion)在医学协会(Asociaciones de Medicina)注册成立。这种"新"的医学知识和健康疗法促使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最早将中国传统医学合法化的国家之一。20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医学学院高级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l Colegio de Médicos)规定，必须由专业医生操作针灸。在秘鲁针灸协会成立30多年后，2008年，政府最终承认了该协会。

尽管拉美政府最近才出台有关中医的法律，但正如本文显示的，这种医学知识在当地有着悠久的传统。19世纪中叶，成千上万的华工移民到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医随之传入，随后，中医逐渐走出华人社区。19世纪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多个城市的报纸上刊登着中医师的广告。和其他没有专业资格的民间医生一样，中医赢得了患者的支持。中医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城市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和遗产仍有待研究。因史料的匮乏，他们的影响力被低估了。然而，医学史的新研究开始关注南南国家之间的医学知识和药品的交流，毋庸置疑，这将加深我们对拉美中医及其对当地医学多元化做出贡献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