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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经是一个以财政纪律严格著称的国家,如今却成为了世界上负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黎巴嫩,排名第二。回顾过去,苏丹和希腊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一个与内战无关的经济大国,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2024-09-23 09:08 阅读量:3k+

华人号:华人头条-大阪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金融实务专家,每当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时,我最依赖、最先寻求意见的就是前日本银行理事山本谦三。如果安倍前首相选择他作为智囊,那么日本经济现在一定是繁荣的。”

被称为传奇交易员的前摩根银行日本代表兼东京分行行长藤卷健史,对前日本银行理事山本谦三极为推崇。山本谦三指出,长达11年的“异次元宽松”政策是一种具有强烈副作用的金融措施,预示着未来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与痛苦。

由于日本银行的大规模国债购买行为与财政融资极为相似,财政纪律放松,预算膨胀失控。随着“异次元宽松”政策结束,利率上升,未来国债利息支付预计将急剧增加。日本这全球债务最严重的国家,能否撑得住?

※本文摘自山本谦三的《异次元宽松的罪与罚》。

在纽约曼哈顿岛中心,有一个被称为“债务时钟”(National Debt Clock)的数字显示时钟,显示着美国国家债务总额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加。据说,这个时钟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一名担忧国家债务增加的民间人士设立的。虽然时钟的设立地点几次变动,但至今仍在运作。然而,美国的债务一直在增长,毫无减少的迹象。在日本,互联网个人网站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日本债务时钟”。

通过这种方式计算,直到2023财政年度的过去11年中,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国债和借款)每分钟增加约5300万日元。增长速度令人震惊,且没有放缓或逆转的迹象。

国家债务将由子孙后代继承。如果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他们会怎么评价呢?

**财政纪律的保障之战与挫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日本一般政府(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在2022年预计达到257%(见图表4-1),这是一个极为突出的数字,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全球近190个可比国家和地区中则位居第二。第一位是黎巴嫩,第三位是苏丹,第四位是希腊。其中,债务占比超过200%的只有黎巴嫩和日本。若与二战结束前夕日本的总债务与国民总生产(GNP)比率约200%相比,当前日本的财政状况在数字上甚至更为严峻。

与经合组织中债务水平排名第二(全球第四)的希腊相比,日本的债务差距近年来有所扩大。希腊在201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其债务占GDP比率在2020年超过了210%,但通过财政重建,该比率开始下降,预计在2022年将回落至179%,接近2010年代中期的水平。然而,日本的债务比率自新冠疫情后进一步攀升,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日本并未显示出明确的下降趋势(见图表4-1)。

**日本的财政纪律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让我们回顾一下财政赤字和财政纪律的历史(见图表4-2)。日本原本是一个财政纪律非常严格的国家。1960年代中期,战后首次发行国债时,仅限于建设国债。国债意味着将偿债责任转嫁给未来世代。如果用国债资金建设道路和桥梁等社会基础设施,那么子孙后代也能从中受益。因此,当时认为,建设国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未来世代征收偿债负担。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变化**

然而,到了1975财年,特例公债,也就是赤字国债开始发行。政府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应对经济衰退时实施了减税政策,赤字国债用于弥补收入不足。当时,赤字国债被视为一种紧急应对措施,与此同时,政府设定了到1980财年摆脱赤字国债的财政重建目标。然而,这一目标始终难以实现,最终不断被推迟。

进入1980年代,铃木善幸内阁提出了“无增税的财政重建”口号,积极探讨行政和财政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以会长土光敏夫的名字命名为“土光临调”)成为改革的象征,推动了日本国铁、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和日本专卖公社等三大公社的私有化。

1982年上台的中曾根康弘内阁延续了财政重建路线,明确了预算总额控制的方针。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无增税无法实现财政重建”的共识,随后竹下登内阁引入了3%的消费税。经过这一系列举措,终于在1990财年的最初预算中实现了“摆脱赤字国债”的目标。

**1990年代:短暂的财政重建**

然而,1990年代的财政重建并未持续长久。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税收急剧下降,从1994财年开始,日本再次发行赤字国债。1996年,桥本龙太郎内阁上台,次年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以法定形式设定了财政健全化的目标,并规定了社会保障费用和公共投资的量化削减目标。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该法律在1998年便被迫停止实施。

**2000年代前半至2010年代初期**

进入2000年代后,财政健全化目标从“摆脱赤字国债”转向了“实现基础财政收支(PB)盈余”。小泉纯一郎内阁提出“无圣域的结构改革”,主导了邮政事业和道路公团的私有化。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财政支出的膨胀,但未能扭转收入减少的趋势,财政赤字持续恶化。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野田佳彦领导的民主党政府积极推行财政重建。在进行大规模重建支出的同时,设立了东日本大震灾重建特别会计,统一管理支出与收入。政府还发行了“重建债”,通过新设的重建特别税和出售政府持有股票的收入作为偿债资金,预计将在2037年度前全额偿还。此外,野田政府还通过了将消费税率从5%逐步提升至8%和10%的法案,并达成了“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的三党协议。然而,2012年冬季的大选中,民主党败于自民党,野田内阁随之下台。

**2012年末至2023年**

2012年末,安倍晋三接替野田政权,按照既定法律,于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从5%提升至8%,但原定于2015年秋季进一步提升至10%的计划被推迟,最终于2019年10月实现。同时,安倍政府提倡“灵活的财政运作”,走上了积极的扩张路线。

财政健全化目标,即“基础财政收支的盈余化”,也从2020年度推迟至2025年度。此外,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政府编制了高达175万亿日元的巨额预算(经三次补正)。2020年秋,菅义伟继任首相,随后2021年秋,岸田文雄接替首相职位,但历届政府依然维持了大规模的年度预算编制。

岸田政权在2024年的《经济财政运作与改革基本方针》中明确写道,将保持“2025年度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的方针。然而,关键不在于最初的预算,而是经过补正后的财政收支实际结果。近年来,政府通过控制当初预算后,再追加巨额补正预算的方式已成常态,因此只有看最终的实际数值,才能了解真实的财政运作情况。

新规国债发行额的变化

新规国债的发行额从1990年代前半期每年约10万亿日元,增长到1998年至2000年代前半期每年约30万亿日元,之后在2009年度膨胀至52万亿日元,2010年度至2013年度期间则持续维持在每年40万亿日元左右。进一步地,2020年度至2022年度这三年间,年均发行额跃升至72万亿日元。

2023年度的新规国债发行额(建设国债<第4条债券>及赤字国债<特别债券>)在最初的预算中被压缩至与2019年度相当的36万亿日元,但由于秋季补充预算的追加,最终扩大到了44万亿日元。

尽管许多政权都致力于财政重建,但仍未能有效遏制财政赤字的扩张。自第二次安倍政权提出安倍经济学以来,在政治领域认真讨论财政重建的情况也减少了。政治领域存在一种倾向于扩大财政支出的惯性。

“百年一遇的危机”与政治惯性

深入探讨财政收支状况,可以发现其恶化背后的原因在于老龄化背景下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因应对“危机”而引发的支出扩大的惯性。

正如前面提到的图表4-3所示,在日本,每当发生所谓的“百年一遇”的危机时,大量国债会被发行,即使在危机结束后,这些国债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压缩,就迎来了下一次危机。

这种所谓的“百年一遇的危机”,近年来实际上发生的频率已经低于每十年一次。2008年至2009年的雷曼危机被认为是当时风险管理理论模型预测的每百年才可能发生一次的金融风险的具体化。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观测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达到了自西班牙流感以来约100年来传染病死亡人数的水平。

虽然个别事件可能被认为是百年一遇,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频繁发生的事件之一。因此,有必要以这样的理解和决心提前扩大危机的假设范围,并做好将损害和支出降至最低的准备。

尽管如此,预测所有风险和损害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危机时期采取财政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在明确未来国债偿还路径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需要冷静判断,避免采取临时性的应对措施。这本应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然而,在现实中,以“危机”为名的恐慌下,不考虑偿还资金来源就发行了巨额国债。这样一来,在危机结束后重新审视资金来源问题变得非常困难。在选举意识强烈的政治世界里,一旦上升的阶梯想要下降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前所述,2023年度的新规国债发行额(建设国债及赤字国债)最初预算约为36万亿日元,与2019年度水平相当,但在秋季的临时国会上通过了大规模经济对策,补充后的新规国债发行总额最终达到了约44万亿日元。随着危机的结束,新规国债的发行似乎会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实际上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政治领域存在着以“危机应对”为杠杆扩大支出的惯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对于选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快速吸引选票的有效手段。迄今为止,针对投票率较高的老年人群体或大多数国民工作的中小企业所实施的财政支持政策被大量纳入。此外,国防预算和少子化对策也被追加。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将持续扩大。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银行以所谓“量化宽松”之名长期大量购买国债。政府不再需要担心自己的资金周转,也可以在接近零利率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如果利率为零,即使债务不断增加,短期内也不会感到财务上的压力。对于倾向于扩大支出的政治领域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感激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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