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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杂志】饶平华侨与中国红色革命

2023-02-08 17:57 阅读量:4.9万+

华人号:广东省侨联宣传文化中心

文 | 饶平县归国华侨联合会

地处广东省潮州市东部的饶平,是闽粤边各县建立党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较早的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2010年6月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确认为“中央苏区县”。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依旧铭刻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足迹,流传着他们的红色故事。

而这些红色故事的主角,有不少与这片红色热土血脉相连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他们在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御侮,输财助战,以各种方式融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侨务等不同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立功。

饶平华侨与中国红色革命专题图片展

2022年7月,为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饶平县委统战部、饶平县侨联联合推出以“追忆红色侨史,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饶平华侨与中国红色革命专题图片展”,展现饶平籍侨胞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图片展中展现了15位华侨革命英杰的革命事迹,有长征干部李沛群、淮海战役革命烈士郑克、以笔为戈报国的吴敬业、泰国爱国侨领余子亮、共产主义战士李华、抗美援朝战士詹政权、“回到田洋”的巫佳音、“泰国反日大同盟”分盟领导人吴建中、赤诚报国的卢友光、从爱国华侨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詹尖锋等。

长征干部李沛群

李沛群

1908年出生于饶平县海山镇陇西村一个贫困家庭的李沛群,15岁便离开家乡往广州渭文机器厂工作,并参加工会的地下革命斗争活动,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6月19日至192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员苏兆征、邓中夏等于香港、广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其间,李沛群结识了芳村大冲一家机器厂地下党支书李佩堪,经过李佩堪的培养教育,于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6月,李沛群担任粤港澳同德总工会党支部宣传干事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主任、团支书及劳动童子团执委,积极投入长时间的省港大罢工之中。1926年9月29日,“省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成立,李沛群当选为执委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负责训育部工作。1927年10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麦裕成召开手车夫党支部干事会,派他到潮汕人较多的手车夫第三区队工作,组织工人赤卫队。他带领第三区队工人,于10月18日参加游行,冲进惠州馆;11月1日再参加游行,向汪精卫请愿,揭穿其假左派面目。1927年12月李沛群任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第六大队党代表,参加广州起义。后来,由于敌强我弱,为安全起见,李沛群等前往香港,向驻港省委汇报广州起义情况。省委在香港总结经验教训,部署工作,革命转入地下斗争形式。省委决定派李沛群担任广州市委东区区委组织委员,回广州逐个登记党员。这期间,李沛群多次遭遇危险,幸而他聪明机警,才逢凶化吉。

参加纪念广州起义五十九周年合影(前排左起第13人为李沛群)

1927年年底,粤东潮梅特委被破坏。1928年2月中旬,省委派沈青、庞子谦去组织新特委,并派李沛群当翻译。从此,李沛群开始了他在地下交通战线上充满惊险而贡献重大的峥嵘岁月。

1928年3月后,李沛群历任广东省委交通员,中共中央交通员、发行科、交通科科长,中共中央交通局闽西和永定交通大站主任,战斗在党中央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上,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1928年6月,他在香港广东省委时,组织部部长陈郁通知他去党中央外交科当交通员(任至1929年年底)。该科由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领导,分为内交与外交,李沛群负责外交,秘密往来于上海与香港,每月一次,共跑20多次。

1932年,李沛群接到中央通知,说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导干部”要进入苏区,让他到汕头联系接送。李沛群到汕头后,就到设在海平路98号的“胡广富电料行”——汕头地下交通站接头。第二天晚上7时多,陈彭年站长领李沛群到金陵旅店,一见面,李沛群就认出邓颖超大姐,才知道要护送的,原来是邓颖超和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等3人。因李沛群早年参加省港大罢工斗争后,被留在广东省委工作,当时邓大姐是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领导人,所以他们经常有联系。李沛群又想起去年12月在接送周恩来同志进入中央苏区时没有邓大姐同行,这可能是党中央为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把他们分期分批护送的原因吧。

为了不引人注意,邓颖超把头发盘成发髻,扮作普通客商的夫人。李沛群也是生意人打扮,称邓颖超为表姐,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应对准备。他们一行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州,再搭民间的电船到大埔。到大埔后,由于水势较大无法渡河,当地交通中站安排了小舢板接送,停在河边的小舢板在竹竿上放一顶帽子作为特殊标记。当他们正准备出发时,突然一个警察过来盘问李沛群:要去哪里?哪里来的小船?李沛群不懂当地方言,一旦开口就会被对方察觉。幸好同行的一位汕头站交通员懂当地方言,解释了一番后对方终于放行。到大埔交通中站后,由近十人组成的武装手枪队前来掩护接应,护送他们一行到闽西的汀州,与周恩来会合。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以保持上海和各苏区的联系,其中有一条是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特别是李沛群所负责的闽西大站,以及汕头、大埔中站安全保留下来。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担负着转移同志、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等重要的任务。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切断了湘鄂赣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路线,这条“红色交通线”成为苏区和外界联络的主要渠道,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军械等物资300多吨。为敌后地下工作运送活动经费,经闽西大站运往上海的黄金大约5000两。护送了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至1933年共护送400多人到中央苏区,其中有周恩来夫妇、叶剑英、刘少奇、邓小平夫妇、刘伯承、任弼时、聂荣臻等。这些领导干部能够安全进入苏区,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最终胜利起到重要保证。

1933年3月,李沛群调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秘书。1934年10月,李沛群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以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等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直属第一干部连党支部任组织委员。

遵义会议后,李沛群随部队向川滇黔边进军。途经云南扎西时,中央军委决定选拔部分干部到地方,组织和武装民众,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和领导,李沛群等人被选拔到地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第一纵队,李沛群被指定担任该纵队秘书。1935年2月,川南游击第一纵队和五龙山游击队合编,正式成立川南游击队。游击队在云、贵、川三省边界广大地区与敌人开展游击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减轻了红军主力部队的压力,支援了红军的胜利长征。

1935年秋冬间,红军主力部队过了金沙江和雪山、草地后,长江以南敌人集中兵力对川滇黔三省进行“会剿”,重兵将李沛群所在的游击队合围,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李沛群与游击队被打散,这时又患重病,不得不藏在农民家中。1936年春节刚过,国民党军在“清乡”行动时包围了李沛群所在村子。李沛群和战士们决定,为了不连累掩蔽户,保护村里老百姓,挺身而出毅然受捕。李沛群之胞弟李沛强(原名汉恩),在暹罗(泰国)闻兄入狱,立即到香港筹资营救。李沛强妻子林逸冰,忍痛变卖嫁妆金银珠宝首饰和家产作营救资金,然后由李沛强以华侨护照和暹罗天主教给予的“贤士”证明等,奔往重庆,通过神父求情并贿赂国民党官员,保释哥哥出狱。

1936年,李沛群出狱后,来到香港找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继续从事地下秘密交通工作。李沛群以其胞弟李沛强开办的“开利鸡场”为掩护,为党输送了包括归国华侨、青年学生、医务人员等同志,并筹集护送了大批物资。

李沛群手书

1937年10月,李沛群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南方局八路军长沙、衡阳、桂林通讯处交通副官。其间,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护送越南共产党重要领导人胡志明从广西桂林到龙州。1939年9月,胡志明化名“胡光”到桂林等地区,筹备回国组织活动事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安排他隐蔽在城外的一所民房里。恰逢越南国内党组织打听胡志明的下落,派人到广西龙州与他接头。李克农同志派李沛群沿途护送胡志明。李沛群带着胡志明顺利抵达龙州。他们在一家旅馆等了三天,未见到来接头的越南同志,只好返回。原来,越共中央派出的同志到龙州途中因出现差错,未等与胡志明见面就提前回国了。直到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化名“陈先生”的胡志明终于在云南昆明与越南党组织联系上了。

1939年12月,李沛群担任越南海防交通站、香港交通站国内线负责人和上海交通站秘书。在上海,李沛群以无线电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特殊重要情况就直接用无线电台直通党中央。他与地下战士们一起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同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至1942年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被敌人破获后,地下人员撤出上海,李沛群来到重庆。

1942年12月,李沛群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干事、交通科科长。1944年9月,他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运筹帷幄、日理万机,周恩来还是专门介绍李沛群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问:“你是广东人吧?”这让李沛群感到意外和激动。

1946年5月,李沛群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至南京,不久调至上海市思南路周公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工作,这是他五进上海。此后,按中央指示,他撤至香港,到中央交通局工作,1946年6月任香港交通站港沪及海外线负责人,以纶兴公司老板为掩护,担负我党与港沪、美国、加拿大等地下情报工作。在白色恐怖中,他长期深入敌占区,靠着机智和勇敢,临危不惧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7月,李沛群携家人回到广州,开始新的“长征”。他先后任广东省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劳动局办公室副主任、省一机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1991年6月23日,李沛群在广州逝世,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

淮海战役革命烈士郑克

郑克

郑克1920年出生于广东饶平,7岁时便前往泰国做工,1933年转入大东念书时,参加“生力”读书会,1934年加入赤色学联,开始了革命活动。1935年年初参加了赤色工会,领导一个火柴厂的工会支部。1936年6月参加青年团。1937年春,由郑坚介绍加入华侨左派革命组织。日军侵入中国后,郑克毅然踏上归国的旅程,回国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历任新四军二支队干事、皖南教导总队教导员等。1940年,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损失大批骨干,郑克率队成功突围。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他被任命为一师二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此后,在苏北反扫荡作战中,郑克指挥部队冷静应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在战斗中,郑克数次经历险境,都大难不死。

1946年7月18日,在一次战斗中,一位战士缴获了四支步枪,这位战士主动要求记功,郑克听说之后,觉察到为战士记功可以调动战斗积极性。郑克马上与团党委商议,在二团开展“立功运动”“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当时郑克甚至将立功规范为“一、二、三、四”四个等级,每次战斗打完后,团部都会为战士们记功。这大大加强了二团战斗力,此后,立功运动被推广到整个华中野战军,建立功劳簿,人手一册,这项工作被全军推广为“立功运动”,郑克荣立了一等功。

不仅如此,郑克还是一位大公无私的领导,当时二团在评功时,郑克不仅主动让功,还号召团营干部不参与此次评功,把功劳给连营干部。二团当时形成了一股让功的好风气,战士们都不争功。

不久后,郑克升任华东野战军四纵十师二十九团政委,1948年,郑克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战斗中,郑克指挥部队奋勇杀敌,战功赫赫。1949年1月6日5时,郑克率队参加淮海战役陈官庄战斗,在战斗中,郑克和参谋长马长胜一起英勇壮烈牺牲。

就在郑克牺牲四天后,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整个淮海战役,我军伤亡13万人,损失的团级以上干部多达49位。部队在整理郑克的遗物时,发现了几个功劳证,其中一个功劳证这样写道:“创造了功劳运动,为中央发现,把这项运动在全解放区推广。”

郑克牺牲时,妻子已怀孕,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女。为纪念淮海战役,儿子取名为郑念淮。1970年,郑念淮入伍参军,被分配到了由父亲所在的二十九团发展而来的二百团。此后,郑念淮被派往珍宝岛,后来又被派往南京工作。

郑克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

以笔为戈报国的吴敬业

祖籍饶平县高堂乡的吴敬业自小跟着父母侨居马来西亚怡保。

1946年吴敬业与夫人钟英合影(摄于越南河内)

吴敬业和同时代的进步华侨青年一样,充满热情,渴望救国,渴望祖国强大。1928年冬,他与潘祖岳等人创办《春雷》杂志,以笔杆为武器向旧制度挑战。吴敬业在创刊词中写道:“春雷惊大地,万物动生机。”同年5月,日军占领了中国山东济南,济南惨案激起了华侨各界义愤。马来西亚怡保各个华侨团体迅速开展了规模较大的义卖筹款大会,支援南京政府。吴敬业却对此事抱有独到的见解。他著文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能存幻想,蒋介石不会真反日,打红军却是真,筹款支援他,会变为支援他打红军,杀人民。《春雷》由于立场激进,不久就被当地反动势力扼杀。1929年冬,吴敬业为了继续向当地华侨传播进步思想,介绍国内革命形势,遂与潘祖岳等人集资开办播种书店。就在播种书店开张几天后,中国共产党派往马来西亚从事地下工作的谭耀泰,代表党组织正式吸收吴敬业、潘祖岳为中共党员。同年“三八节”前夕,老谭交给吴敬业十多张号召被压迫妇女起来斗争的传单。吴敬业沉着干练,巧妙地利用一些商业广告纸作掩护,顺利地完成了散发传单任务。这一年秋天,怡保成立了吡叻地委,吴敬业参加了地委的领导工作。由于活动频繁,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1930年,吴敬业主编《霹雳星期报》。1931年,组织上考虑到特务可能拘捕吴敬业,决定让他随父母回汕头,隐蔽、积蓄力量。其父母为儿子逃捕,终日寝食不安。为了使他在家乡安心立业,为他包办了婚事,吴敬业强烈反对,随即逃婚到香港。父母便以公鸡代替新郎迎娶新娘,以既成事实逼吴敬业就范。但是吴敬业不愿意和没有爱情基础的女子长久地厮守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他始终不肯承认这门婚事。

1933年春夏之间,吴敬业在香港创办了智红勇基本学校并担任该校校长。吴敬业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对学生进行反帝和革命的启蒙教育,并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在办学期间广泛团结各方面社会人士来办好学校,并利用学校这块阵地作为革命的据点,接待被逼从内地逃港避难的革命者。他常常身穿西装,风度高雅,镇定自若,成熟干练地穿梭于各种场面,周旋在敌人的周围,表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勇敢和智慧。

1934年3月,吴敬业在中共两广临时工委负责宣传工作。同年3月,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改组为中共香港工委,吴敬业被委任为宣传部长。在此期间,吴敬业组织了秘密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于“九一八”三周年前夜,在学校印发传单时被香港当局逮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吴敬业从香港到泰国曼谷树人中学、启明学校任夜学部主任,并担任《中华日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他任教的班实际上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学习班。他向学生介绍进步书籍,创办进步剧社,引导学生跟着共产党创建新社会。吴敬业的家教学生苏瑞兰长期耳濡目染,接受了革命思想,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所教过的数百名学生几乎全部回国参加抗战,有的成为南侨机工,有的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工作,有的直接到前线浴血奋战,几个留在曼谷的学生,也一直是抗日救国运动的骨干。1934年10月,吴敬业改名陈琳曼,在曼谷结识许一新、许煌、连芬等战友,先后任树人中学、启明中学、新中华学校教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吴敬业积极响应,在海外华侨中宣传抗日思想。1936年鲁迅逝世时,吴敬业与谢侠等人通过悼念活动开展工作,邀集当地进步报刊商讨召开“暹罗华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界朋友,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此后“抗联”组织了大批物资和各种人才,一批批地输送给祖国的抗日前线,输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一次组织“募寒衣和伤兵内衣”活动,规模很大,影响广泛,泰国政府面对华侨日益壮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担惊受怕,他们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将吴敬业驱逐回国。

1938年3月,吴敬业受中共党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到越南,从事地下工作。吴敬业第一次踏上越南国土,便经地下党员陈炳权推荐参加“越南南圻华侨救国会”(简称“总会”),担任总干事。为了传播祖国抗战的消息,报道当地华侨爱国救亡运动的情况,吴敬业向总会建议创办《全民日报》。该报由张长担任社长,陈炳权为副社长,吴敬业任总编辑。吴敬业委任吴华到国内抗日前线担任战地记者,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前线的胜利消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1938年春,因领导抗日救国运动,吴和许侠等22人被捕,囚禁两个多月,被驱逐出境回汕头。当吴华把刊载了《叶剑英访问记》《陈波儿谈华北八路军》等报道的几张《全民日报》送给叶剑英看时,叶剑英对吴敬业的工作表示肯定。由于该报主张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符合广大侨胞的要求,加之该报电讯消息较多,经常转载国内进步报刊的文章。因此,深受广大侨胞的欢迎。正当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之时,1939年9月,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闪电战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国家,越南的反动当局受到影响。1940年年初,《全民日报》被逼停办,吴敬业被逼转移到缅甸仰光,继续从事救亡工作。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进攻缅甸,吴敬业撤回昆明,然后在昆明、柳州和曲江等地活动。1943年在曲江与失散多年的潘祖岳重逢。

日本投降后,1946年8月,吴敬业再次返回河内,与钟葵兴、陈星明为一个工作组,以行商的身份往来于河阳至普板一带,组织华侨抗法斗争。同年参加了越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任务是反对国民党特务破坏越南革命,支持越南抗法斗争。

1947年12月的一天,吴敬业到总部开会,不幸被当局怀疑为法国特务,被秘密逮捕。并且于1948年在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被秘密处决,年仅37岁。

泰国爱国侨领余子亮

余子亮

余子亮8岁入私塾读书,勤敏好学,14岁因贫辍学从商。1918年,余子亮在父亲的支持下,变卖田地,得银元20元作盘缠,随身带了一架算盘、一本《幼学故事琼林》,乘上太古洋轮,远赴泰国曼谷。抵泰国后,余子亮开始在其表叔陈欣木开设的同顺昌行任职。1924年,他与同乡余融初在曼谷三聘街合资开设余源记颜料行,后又独资创办德记有限公司。

抗日期间,余子亮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他任中国劝募公债暹罗分会副会长,立即捐出5000元(合泰铢50万),还组织潮州米业平籴公司,紧急运粮到祖国故乡潮州救济人民。1938年,他参与创办并任《中国报》《中原报》董事长,为海内外中国人发声、呐喊,揭露日军侵华罪行。1941年,星马各地沦陷,他与挚友王浩真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新加坡、马来西亚学生60多人分五批越过高山,穿过丛林,安全抵泰,掩护救援侨商、难民300多人免遭日军杀戮。

日军进驻东南亚后,大肆捕捉抗日志士。日军侵泰期间,余子亮一度从曼谷避居马来亚槟榔屿。他收到很多恐吓信,被列入日军捕捉的黑名单中。余子亮与抗日志士一百多人,分途越道拟回祖国。他取道北上至泰缅交界地区,因日军到处活动,余子亮不得不返回曼谷。1942年2月8日,余子亮被捕下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余子亮凛然正气,毫不屈服,写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言壮语。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15日余子亮无罪出狱。3年多的铁窗生活,磨灭不了余子亮的抗日救国情怀,其在狱中铮铮铁骨的表现,更赢得泰国、马来西亚一带人民的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余子亮在泰国续营工商业,在曼谷创办大地温砂有限公司,进而拓展至业务保险、棉艺织造、卫生褥制造、化妆品及房地产业等方面。1950年,还与泰国前财政部长披耶陀及潮籍侨商郑午楼等创立京华银行,余子亮任董事长。京华银行成为战后泰国著名的民营银行。

余子亮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是他的慈善理念。1928年,他捐资创办黄冈女子初级小学。1935年,他兴办黄冈南华小学,资助饶平第二中学,将祖屋改建为幼儿园。1939年春,原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的夫人从越南到泰国访问,倡导创办一所专为贫苦妇女服务的医院,余子亮首捐200万泰铢,建筑23层大厦,定名为华侨医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潮汕地区灾情严重,余子亮与泰国潮州会馆主席苏君谦、副主席郑午楼等侨领,倡议成立“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积极发动侨胞捐款购买大米,共募集大米3万余吨,派船运到潮汕救济灾民。此外,余子亮再捐巨款整治黄冈河,捐米赈济家乡难民。1946年,他寄来银元3000元和大米300包,与挚友王浩真在黄冈塔仔金购地140多亩,创办华侨柑桔实验农场,安置侨眷,深受乡亲赞扬。1949年,他捐资600万铢在曼谷创办协和医院,为群众施医赠药。1958年,他捐资建设饶平华侨图书馆,与泰国侨胞唐大展、陆惠初等捐资创办饶平县华侨中学。1960年,他向泰国政府申请注册成立“余子亮慈善基金会”,捐资1000万铢,为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助学金。他捐资在泰国建立余子亮康乐中心,资助泰国红十字会兴建一座大楼。1962年,他把价达1000多万铢的最新型疗养院捐赠给泰国红十字会,泰皇御赐嘉名“寿苑疗养院”。1966年,他在曼谷英律路划地40莱捐给泰国国立大学。在马来西亚,余子亮资助槟城钟灵中学,捐地给国立新加坡大学作校址。

余子亮曾任泰国中华总商会执委、华侨报德善堂董事、饶平同乡会永远名誉理事长、泰国红十字会和防痨公会董事,还是泰国潮州会馆的创始人之一,为中泰两国社会公益事业、人民友好往来、经贸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1962年5月5日,余子亮接受泰皇御赐的皇室最高荣誉“尊崇高”勋章,后获御赐二等皇冠勋章、二等白象勋章及一等大绶皇冠勋章、海军特别荣誉上校称号。

共产主义战士李华

李华

1912年3月5日,李华出生于饶平县海山一户姓欧阳的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中贫困,他从小被送到潮安县铁铺乡西陇村(今潮州市湘桥区铁铺镇西陇村)一户杨姓贫农侨属家庭为养子,取名杨瑞煜。他品学兼优,受杨姓族中长老和泰国华侨叔叔资助,于1926年考上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韩山师范学院)师范科。时值国内大革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和潮汕农民革命运动影响下,杨瑞煜开始萌发革命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瑞煜被迫辍学。在养父安排下,他在当年冬天离开家乡到泰国投亲谋生。由于参加革命心切,杨瑞煜于1929年冬返回国内,并于1930年春进入汕头大中中学读书,不久在学生中组织了“春萌社”,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这期间,他作为汕头大中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大南山苏区召开的东江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任过区团委宣传部部长、潮澄澳县特派员,曾改名为杨白涛、杨礼华、洪涛。1931年年底,由于环境所迫并身患伤寒症,被亲戚送往泰国医治,并在泰国参加了左派组织,改名为李华。

李华同志于1932年12月在泰国参加侨党,历任泰国华侨共产党中央秘书、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1942年至1946年,他任泰国华侨共产党总书记。1946年泰国共产党独立活动后,李华改任中共驻泰华侨总支部(即泰国侨党)总书记。1953年侨党奉命解散,他带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从1938年至1953年,泰国华侨共产党一直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1936年春天,李华来到启明学校给师范班的同学讲课,他讲的课本是《告徨中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往何处去》。后来,这个师范班的同学几乎全部都上了延安,或投奔新四军。李华还经常给夜校的工人学员作报告,这些工人夜校的同学如谭亮滨、崔流光等人,抗战时期都当了泰华战时归国服务团的领队。他有许多同学是工人、文化、学生、商人、妇女各个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活动分子。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刘漱石派李华到香港向廖承志和连贯请示如何开展华侨的抗日救国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一新把暹罗(今泰国)“工抗”“文抗”“学抗”“商抗”和“妇抗”组织起来,成立了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这是根据李华传达上级的指示后成立起来的。1938年春天,“抗联”主席许一新和各救国会的负责人吴琳曼、许侠等人因“抗日有罪”被暹罗反动当局逮捕,并被遣送回国,李华从香港回曼谷,被旅泰华侨各界爱国团体选为泰国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接替许一新的“抗联”主席职务,并加强各个救国会的工作。

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和组织当地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许多华侨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成长为党的干部。日寇南进之后,他又积极促进中泰人民团结抗日,为中国和泰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事业作出了贡献。二次大战后,他为坚持中泰人民友好,开展华侨爱国民主运动,支援祖国人民解放战争,为促进华侨大团结和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侨党解散,李华同志根据党的指示,于1953年11月间回到祖国参加工作,历任重庆渝江学院副院长、廖承志办公室主任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组长等职,在外事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他还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华同志受到冲击。直到1971年11月才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

1978年,经中央批准,全国侨联恢复活动。李华受命参加全国侨联的恢复组建工作。在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侨联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并任全国侨联党组成员;1984年又当选为全国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常委。他努力工作,在侨联工作的拨乱反正、侨联组织的建设、侨联宣传工作的开展和华侨历史的研究等方面,尽心尽责。1986年,他主动提出离休申请,以实际行动支持全国侨联领导班子的更新,表现了一个老同志的坦荡胸怀和对改革的信心。

1988年11月12日,李华在北京逝世。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的坚强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共产党人品德,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抗美援朝战士詹政权

詹政权

詹政权1919年出生于泰国曼谷,父亲詹竹青是爱国侨胞。1939年9月,詹政权参加“南洋学生爱国服务团”,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1940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8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他分配到中央二局机要单位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詹政权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延安保卫战,后随党中央到达河北山县。1948年,詹政权参加著名的淮海战役。詹政权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大战役,为党中央提供准确军事情报,经常连续几十个小时废寝忘食,立下汗马功劳,荣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詹政权一心一意为革命,1950年12月26日午夜举行婚礼后,次日早晨即出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担任志愿军司令部八中队(团级单位)队长。詹政权在1950年至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二、三、四、五次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詹政权1952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1953年调空军司令部工作,1958年在总参三部任职,1960年调任广州军区三局业务指导处副处长,1962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9年12月因病离职休养。在休养期间,他还经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青少年,受到党和人民赞扬,被评为广州军区先进工作者。1978年5月24日,詹政权在韶关逝世。

詹政权一生严谨勤奋,忠心耿耿,终身为革命,半生戎马,浴血沙场,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奉献了毕生精力。1978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

“回到田洋”的巫佳音

巫佳音1909年7月7日出生于饶平县浮滨乡五祉村,少年时随父母侨居马来西亚,家里经营橡胶园,经济十分富裕。1933年,正在马来西亚读大学的巫佳音得知潮汕地区首位留学“海归”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不留西洋,不适东洋,回到田洋”的事迹,非常感动,毅然辞别亲人,放弃学业,携带新婚妻子杨红梅,专门购买了一辆20座的雪佛兰汽车,远涉重洋,回到家乡,投奔张竞生,共同建设家乡。巫佳音在饶钱公路利民公司服务了2年,既捐钱又出谋献策。他把雪佛兰汽车捐赠给饶钱公路利民公司,这件珍贵的礼物成为饶平县公路运输历史上第一辆客运汽车。

1936年,巫佳音在汕头组织华侨、侨眷集资创立美亚汽车行,任总经理。1939年,他转到香港,设立美亚汽车行业业务处。抗战时期,他利用经营汽车及零部件的便利条件,冒险把汽车及零部件、布匹、粮食、食盐等战略物资偷运给抗日队伍,支援抗日救国事业。1946年至1949年,他先后担任汕樟汽车运输公司车务股长、经理等职。1948年,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利用公司公开的身份掩护和营救革命同志,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他在汕头办起中华橡胶厂,后与其他几家私办橡胶厂合并为汕头联合橡胶厂,由他担任经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改为华侨橡胶厂,他当副厂长。1979年以后,他先后被选为饶平县侨联副主席,汕头同平区侨联橡胶厂、人大代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20世纪80年代,他获准往香港定居,受县领导重托为协助组织同乡会做了大量工作,曾任汕头总商会顾问、汕头同平区侨联会名誉主席、饶平县侨联会顾问、香港饶平同乡会商务会董。

“泰国反日大同盟”分盟领导人吴建中

1930年,吴建中只身从家乡广东饶平漂洋过海到泰国谋生。他在武里喃府一个叫“喃㗑目”的火车站落脚,投靠一个同乡开办的火锯厂当工人,后来这个老板生意兴隆,又开办了一间火砻厂(碾米厂)。吴建中到《全民报》任职以前,就一直在那里就业,他从工人、会计到任该公司的司理助理,他学会了经营理财的本领。这为他日后献身革命、为党创业打下了基础。

吴建中的爱国抗日思想萌芽早在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就开始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喃㗑目”参加“抗日救国后援会”分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1年12月,日寇南进侵入泰国。在曼谷爱国的泰、华两族进步人士开始组织地下抗日活动。1943年,吴建中和一些进步华侨也组织起“读书会”,秘密出版油印《笔谈》小刊物。1944年,吴建中到曼谷寻找抗日组织。在曼谷,他找到了同乡、“泰国反日大同盟”的成员吴泽人,经总部决定,建立“反日大同盟”武里南分盟,吴建中是这个分盟领导人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各进步团体纷纷公开活动。吴建中也到曼谷,与战友们共同筹建“大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开办“大众书店”和出版《全民报》。吴建中先后任报社经理、负责人兼督印法人。

1947年年底,泰国政局起了变化。反共、排华的銮披汶总理东山再起,《全民报》作为侨社进步、民主组织的喉舌,早就成了眼中钉。1949年2月23日和同年10月1日,泰警察两次到《全民报》抓人时,吴建中和其他工友一起被捕。1951年1月30日他又和《全民报》法人、总编辑蔡志宏同志一起被拘禁,同年11月一起被驱出境,当时他的身份是《全民报》负责人兼督印人,坐轮船回到祖国宝岛的海口市。

1951年11月,吴建中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央侨委,先后参加筹建第一所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以及广州石牌归侨学生补习学校。20世纪50年代是华侨子弟回国求学的鼎盛时期,北京、广州、集美等补校已容纳不下,于是1957年汕头补校相继建立,吴建中被调往汕头任副校长。1964年,吴建中同志被派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参加“四清”,后留农场学校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建中曾受到冲击,在1974年第四届人大开幕前夕,他仍抱病上书大会秘书处,呼吁维护归侨的正当权益,维护祖国在华侨中的崇高威望,其忠心耿耿为侨务工作和为祖国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

1975年,吴建中逝世,享年63岁。

赤诚报国的卢友光

卢友光

卢友光出生在一个勤劳殷实的家庭,是家中老三,大哥在外地教书,后到泰国做生意;二哥因行动不便,在家随父亲学医;其他姐们则跟着母亲做刺绣活儿。卢友光则一边在药堂当学徒做工,一边抽空去念私塾。1937年至1940年,他在汕头市培强小学、和强中学当代课和记时教员。1940年9月,他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出国。

他到泰国投靠哥嫂。哥嫂两人在泰国竹攀杏开着一家小百货店。初到泰国的两年,卢友光在店里学做买卖,主要负责进货送货,抽空学习泰语和泰国文化。1941年7月至1943年6月,经人介绍,卢友光拜别哥嫂,到泰国能知埠“源发利商行”当会计。在这里,卢友光收获了爱情,与黄惠卿喜结连理。

在泰国谋生期间,卢友光常常接触爱国进步人士,萌生了爱国抗日思想。尤其是在他得知老家被日寇摧残败落,父亲被日寇残害,国仇家恨让他走上了宣传抗日的道路。

婚后,卢友光带着妻子离开商行,在组织安排下前往清迈府工作。1943年至1949年,卢友光在泰国清迈府办抗日小报,并创建新生学校,这所学校有侨党组织的秘密活动。1949年5月,卢友光参加了侨党组织。

为支持祖国抗战,卢友光与妻子商议,将他们的大部分积蓄和和结婚戒指等所有金银首饰都捐出。日本侵占泰国期间,抗日组织大量印发传单,华侨和当地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卢友光是其中一员。有一次,全市大搜查时查抗日积极分子,日寇查到卢友光家里,当时只有他怀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在家。幸亏他们提前将抗日传单处理了,这才躲过搜捕。

1949年8月至1951年9月,卢友光在新民学校当校长。“舍小家为大家的”卢友光忙于工作,极少与家人团聚,家里的重担几乎都压在妻子的身上。大女儿被送到一个朋友家寄养,妻子带着幼小的三个孩子到乡下去种菜卖菜掩护组织工作。

1951年10月,卢友光被调到侨党机关报当副刊编辑。1953年1月,父亲被泰国当局逮捕入狱,同年11月12日被武装押解驱逐出境。

1953年11月,卢友光一家终于坐上祖国派出的轮船与一批难侨归国。

回国后,卢友光被调到中侨委办公厅任科员,在干校任党委宣传委员。1957年12月,卢友光被下放到河南省安阳市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二街道小学、北门东小学任教师,并担任过安阳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届常委,安阳市侨联第三、四届主席(兼职)。

从爱国华侨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詹尖锋

詹尖锋

1916年12月18日,詹尖锋出生于泰国新城府一个农民家庭,排行第六。早年,詹尖锋的父亲因家贫被迫背井离家,漂洋过海到暹罗(泰国)做苦工,娶泰人为妻。父亲务农难以为生,詹尖锋小小年纪就到泰国寺庙里当童工,每天跟和尚去化缘,把和尚吃剩的饭菜拿回给家人吃,帮补家计。

詹尖锋的父亲是传统的潮汕人,他希望孩子能够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于是将几个大男孩送回老家抚养,詹尖锋和小弟弟则被送进当地华侨学校读书。

詹尖锋因家境贫寒,仅半工半读上了几年学。不过,当时新民学校聘请的几位老师都是华侨进步组织成员,发现勤奋好学的工读生詹尖锋是棵好苗子。经过一段时期的启发教育,詹尖锋在1933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从此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5年,詹尖锋参加了华侨青年进步组织。1937年,詹尖锋从曼谷树人中学简师班毕业。毕业典礼在暹罗华侨总商会光华堂举行,彼时正值国内“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这一消息传到毕业典礼上,群情振奋,詹尖锋与在场的师生高唱电影《桃李劫》中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几天后,尖锋应聘到曼谷崇实学校当了一名义务教员,同年8月在崇实学校转为华侨进步组织成员。詹尖锋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带领学生参加各项抗日活动,组织进步读书社,传阅刊登国内抗战情况的进步报刊,串联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向侨商募捐救国等,为促进旅泰华侨华人声援抗日战争的运动蓬勃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崇实学校是我从学生步入社会的第一站,也是我踏上革命征程的新起点,它为我的革命人生观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我终身漫长的革命征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詹尖锋曾回忆说。

1937年年底,组织决定由詹尖锋担任暹罗华侨抗日义勇队第三队队长,带领一批泰国抗联成员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3月,詹尖锋带队并秘密保护七位被亲日派当局驱逐出境的爱国侨领远涉重洋同船回国。经过千山万水的跋涉,他们在福建龙岩找到了新四军,从此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途。

不久,部队开往抗日前线。詹尖锋因会画画被留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绘画组。他以画笔为武器,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创作抗日救国的宣传画。1940年8月,詹尖锋被调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政治部服务团任团长,兼纵队直属队总支委员。同年10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黄桥战役。1941年,他被调任旅直属队指导员。在胜利讨伐投降日寇的李长江部队的泰州战役后,他被调任兴化独立团特派员。1944年年底,他被调任苏中军区一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1945年参加了伏击伪军马佑民团的兴化战役,同年8月参加了攻打三垛伪军据点,收复宝应、兴化县城和解放盐城等收复失地的战斗。1946年,他被调任苏中一分区八十九团任政治处副主任,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奉命北撤,固守涟水城,协助华东野战军进行涟水保卫战,挫败了国民党军对我涟水城的进攻。1947年,他被调任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后又被调任八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纵队后勤部副政委。1949年,詹尖锋随党中央机关从河北平山进入北平(北京),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前身)、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工作,曾荣立三等功,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上校军衔、准师级。

1964年,詹尖锋结束二十七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又被派往广东省外办任副主任,负责专项国际主义援助任务,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东南亚的侵略扩张和中泰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进步合作等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

1977年,他调任交通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直到1985年离休,享受红军待遇。

从一个爱国华侨青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詹尖锋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

许渭滨

还有旅越侨领许渭滨,曾任北越华侨救国会副会长兼财政,带头捐款,积极动员潮帮华侨捐资抗日救国;担任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领导人的杨奇峰和吕壁辉,带领“越南华侨抗日救国团战地服务大队”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慰问八路军,受到办事处首长叶剑英、董必武等的热烈欢迎;曾在泰南合艾参加抗日后援会活动的郑海鸥(原名廖沙金);1946年泰华爱国救乡运动米业、航业联合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及贪污救济粮斗争积极分子的黄河清,返回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思普地区参加解放战争,积极参加了澜沧根据地的建军、建政工作,后奉命到景谷县凤岗老厂工作,任盐管会干部,于1949年11月13日不幸落入敌手,为祖国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

英雄,虽逝而不朽,逾远而弥存。革命先烈的精神与饶平这片红色热土共存,代代传承着。

来源:华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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