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儿童反战文学刍论 ——以铃木三重吉与槙本楠郎为中心

◆作者: 陈志林 林敏洁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逐渐兴起于日本文坛。此时正值日本快速步入近代化之际，伴随着对外的殖民掠夺与侵略，部分儿童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鼓吹战争的引导。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和平反战的潮流下，日本也出现了描写战争破坏性、具有反战倾向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童心主义”的倡议者铃木三重吉，以及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践行者槙本楠郎。二者的文学理念在各自的作品之中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铃木三重吉“童心主义”下的反战作品

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年），民主思潮兴起，人们更多关注于妇女和儿童。浪漫主义作家铃木三重吉也加入其中，提出“童心主义”的理念，认为儿童有着与成人不同的价值，而儿童独特价值的本质在于其纯真无邪。1918年铃木三重吉创办《赤鸟》杂志，该杂志旨在保护儿童的“童心”，为儿童提供纯净的读物。一战后在世界反战的潮流下儿童文学刊物《赤鸟》杂志出现反战主题的创作，如柚利淳的《草木大合战》（1919）、小岛政二郎的《年轻的哥萨克骑兵》（1920）等。杂志的创刊者铃木亦于其中发表具有反战色彩的作品。

铃木三重吉的反战作品，大多以海外战争为背景。1920年，铃木三重吉发表改编小说《间谍》，描写普法战争期间巴黎被德军包围，以致城内食品物资严重短缺。主人公们感慨战争实为自相残杀，乃愚蠢至极。最终，他们在冒险出城时亦惨遭德军杀害。1922年发表的《勤务兵伊万》讲述了在俄国对高加索蛮族的战争中，俄国士兵伊万被俘，逃亡过程中，伊万对看守及其家人痛下杀手，战争中人性的冷酷残忍一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1924年发表的译作《最后一课》与《间谍》同样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战争结束后，因法国战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在德国人正式接管以前，阿尔萨斯一所小学最后一次给当地学生教授法语课。被接管以后，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孩子将失去在学校学习母语的权利。如果说《间谍》描绘的是战争对平民生命的摧残，《最后一课》则是在描写战争迫使人民与其母国、母语分离，展现战争对民族文化的破坏。1927-1928年间连载发行《勇士沃鲁特》，故事发生于一战时英国与土耳其的战役之中。铃木三重吉在此塑造了一个英国小偷形象的沃鲁特，他虽出身卑微，但在战争期间先是佯装聋哑乞丐深入敌营暗中为国家收集情报，被土军发现后又只身前往敌军军械库并将其炸毁，沃鲁特因此负伤，最终牺牲。文中较为真实地反映战争的实况与敌军的残忍行径，显现出战争的残酷性。

从其反战作品中可以看出，铃木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生命的摧残、文化的破坏等方面融入于其文学作品之中，一定程度上引导儿童读者对战争进行反思。但同时应该注意到，铃木三重吉“童心主义”认为儿童是理想化的，超越阶级的存在，因而其反战作品并未言及战争的复杂性。此外，日本并非一战中的主战场，未直接感受战争的残酷，反而趁德国无暇东顾之际占领了位于中国山东的胶州湾。这也导致当时大部分日本作家，包括铃木三重吉亦以“隔岸观火”的姿态看待世界大战，缺乏激发出强烈反战情绪的现实基础。

二、槙本楠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中的反战创作

日本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兴起于1926年，经历几番波折后由槙本楠郎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诸问题》（1930年）中阐释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理念。与“童心主义”将儿童理想化，认为其有超然的价值不同，槙本楠郎提出：“一直以来，人们将儿童视为天真烂漫的，像天使一般的超越阶级的存在，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真相就显现了出来。剥去一切美好的谎言外衣后，所有人都是阶级的人。不，是阶级的战士！”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使命，就是坚决除去统治阶级一方奴役无产者的观点、思想，引导无产阶级拥有正确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主要包括直视生活、共产主义、反战、敌视资本主义、反抗权力、反宗教等内容。

1931年槙本楠郎的童谣《士兵》发表于《小同志》中。“兄弟们、士兵们/注意！/向右、前进！/有钱人在后方拍手”歌谣三次用反复之法，重复上段歌词，普通士兵分别收到“向右、向左、向后”的命令，而权贵子弟却躲在后方。寥寥数言，鲜明刻画出军队中的阶级区分，呐喊出底层士兵所受到的不公。通过对战争中无产阶级士兵与权贵子弟不同待遇的描写，引发读者对战争的思考。以同样题材的创作还有松山文雄的《废兵》，其中“跛脚的伤兵啊/你认为战争是为了国家吗/我也被欺骗了/现已绝不愿再战”，对战争的正义性发出了拷问。槙本楠郎曾提出一部分现代童话的描写有军国主义倾向，容易使人产生英雄崇拜，从而对战争进行美化。广大无产阶级运动者逐渐认识到，日渐步入军国主义深渊的反动当权者是战争罪恶的元凶，无产阶级教育运动也将反军国主义教育列入其纲领之中。因此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也发出对军国主义当权者的反对声音。在此背景下，槙本楠郎创作了《本部的台阶上》。童谣开头“父亲被抓了/哥哥也是/母亲出门后/至今未归/四五岁之时/还在一旁玩耍/从早到晚/如今无论到哪/都已无所谓”，塑造了一个曾拥有正常童年、却在运动中失去父母与兄弟的主人公形象。后主人公前往运动本部，成为一名守卫，面对敌人丝毫不手软，“发现敌人尾巴/上前将其扑倒/这只‘野狗’/‘汪汪’直叫/看我的吧！”在军国主义日本当局加速对外侵略的同时，对内同样愈发压迫日本普罗国民。本篇童谣着重描写了面对军国主义的日本当局对普罗阶层的迫害，失去至亲与美好童年的无产阶级儿童亦勇敢加入反抗的行列。

槙本楠郎阶级至上的理念，体现在其反战作品中，就是对战争中无产阶级的关注。槙本楠郎也并未描写真实的战场，而是以战争为切入塑造普罗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矛盾，或是刻画无产阶级在战乱之中的悲惨命运。通过阶级矛盾的刻画，槙本楠郎希望激发无产阶级儿童的“斗志”，因而其反战作品也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并非纯粹的反战。此外，槙本楠郎过分强调儿童的阶级性，相对忽视了儿童文学应有的艺术性，这也是导致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内部艺术至上与阶级至上的派系分裂的重要原因。

三、日本儿童文学反战创作的影响及价值

192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危机使一系列社会矛盾愈发激化。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经历了“由松到紧”的言论管控，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学作品愈发严格的审查。1925年出台的《治安维持法》加剧了对言论的高压控制。以“童心主义”为指导的《赤鸟》杂志不仅于政治上遭到了左翼与右翼的两面夹击，市场表现也不占优势。当时日本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杂志《少年俱乐部》，其中不乏包含煽动军国主义、鼓吹战争的内容。追求“纯净读物”的《赤鸟》显得与大环境格格不入，在内外交困下，杂志于1929年被迫停刊。1931年在铃木三重吉的努力下，《赤鸟》杂志复刊，但直到1936年铃木去世，其中再也不见反战作品的发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兴起，由于拥有广大穷苦百姓的群众基础，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无产阶级教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随着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对外加紧侵略扩张，对内进一步控制言论。无产阶级文学在日本举步维艰，大量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出版困难，无法得到有效传播。至1935年前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彻底衰落。

战争未曾遥远，和平来之不易，反战的记忆需要代代相传。作为认知启蒙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的战争观尤为重要。将在无形中影响到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走向。铃木三重吉与槙本楠郎作为活跃于1920-193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其反战意识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与问题，但仍是宝贵的民间反战记忆。在国际关系面临挑战的如今，儿童文学更应秉持正确的历史观、战争观，为一代人的和平之路起到正确的引导。（作者陈志林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通讯作者林敏洁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