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音乐里的“远东之声”

牙买加华裔族群虽占少数，却参与并活跃于流行音乐场景中。图片来源：当代叙事影展提供。

究竟只是一场偶然的巧合、抑或是一个预兆，昭示了一场即将以音乐展演的文化联姻？

一本对于牙买加华裔族群而言至关重要的英文出版品《高塔》（The Pagoda），在1957年刊登了一位埃及学者撰写的特载〈尼罗河的情歌〉（Love Songs of the Nile），谈述了“陌生而凄婉”（strange and plaintive）的“东方”（the Orient）音乐。

当时，对于加勒比远方地域与文化的兴趣正是时兴，一如杂志主编引言对该刊读者所声明的，1957年除了见证了冷战的升温，同时也见证了美国种族隔离的废除、反殖民运动潮下加纳与马来半岛的民族独立，以及在其自治主体且经济行情看涨的前景下，牙买加正欲积极加入当时正新兴而立的西印度群岛联邦。《高塔》的读者群，粗略以万计的华人客家移民，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与贸易商人，与岛上绝对多数的黑人族群（约160万人）相比，其数量甚至不到1%，却在牙买加步向主权国家的未来之路上，占有不能忽视的一席之地。

由远方来的人

支持食糖种植庄园的奴隶制度在1807年终止。作为替代劳动力，第一批华人移民在1854年以契约劳工的身分抵达牙买加。相对于这批第一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更大多数的华工是在20世纪前半叶陆陆续续来到牙买加；他们为了寻求新的机会，自愿来到这里成为开拓者。这群新移民几乎全是客家人。他们来自广东省的三个郡县，大抵邻近当今的东莞及深圳。

直至1946年，半数以上的牙买加华裔已是当地出生，他们当中许多人拥有混血的世系。这个族群在1946年以前已经相当兴旺：华裔商人不但在岛上各地成为老板、店主、企业主，更重要的是，一如《高塔》在字里行间所充分印证的，华裔族群高度掌握了牙买加当地以及海外的教育机会，进而更加增进了他们的财富资源。他们以零售商和各类白领专业的身分，继而晋升为具有社会优势的“有色”城市中产阶级。

而在1957年间尚不明朗的，则是一群卓越的客家企业家、唱片制作人、音乐创作者，即将扮演极为吃重的角色，塑造出牙买加最重要的文化输出产品──雷鬼音乐。

事实上，著名的华裔牙买加制作人陈客礼（Clive Chin，1954～）不只是录制、销售了第一批以录音室混音为创作手法且影响深远的革新乐种dub music，同时也促成了“远东之声”（far east sound）东方潮的兴起。

陈客礼（Clive Chin，1954─），他不只是录制、销售了第一批以录音室混音为创作手法且影响深远的革新乐种dub music，同时也促成了“远东声”（far east sound）东方潮的兴起。

“远东之声”是另一个创新且造成历久回响的雷鬼乐子类别，由位在金斯敦（Kingston，牙买加首都）半路树商圈（Half Way Tree）的水瓶座唱片（Aquarius Records）业主赫曼·陈－骆依（Herman Chin-Loy）与著名牙买加非裔器乐演奏家霍勒斯·斯沃比（Horace Swaby）合作所发展而来的新乐型。1977年，斯沃比以其更广为人知的艺名奥古斯塔斯·帕布罗（Augustus Pablo）发表了专辑《尼罗河之东》（East of the River Nile），这张作品带来了“远东之声”发展的高峰，也体现了牙买加后殖民对未完成的解放的憧憬。

然而，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客家华人自“尼罗河以东”的珠江三角洲移居而来，何以逐渐在这个以牙买加非裔族群占绝对优势话语权的音乐体裁发展中，变得举足轻重？华人移民与牙买加地方音乐生产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并非板上钉钉的事。

如同其他许多加勒比与拉丁美洲新世界的种植园经济体，华人移民身处在贫穷的大量黑人与几乎全是白人或白人混血的殖民领导阶级之间，他们的社会处境是相当受制于人且关系紧张的。在很多城市街坊以及农村小区，华人店主常常变成怨恨的引雷针。分别在1918及1938年，地方性的争端酿成横跨好几个行政区的大规模反华暴动；在一部分报纸所煽动的“鸦片恐慌”（opium scare）影响下，甚至造成好几起华人产业被报复性纵火的事件。

1965年，3个华人兄弟与其旗下的黑人雇工因为一组分期付款的无线电装置，起了激烈的争端，这个事件引起金斯敦另一波更严重的纵火及抢劫风潮。然而，也正是这类经济上紧密的群聚关系、日常生活中频繁的接触、以及与在地居民的同化，让牙买加华人得以在1950年代以后，开始在牙买加流行音乐的制作与营销上，贡献他们的所长并留有口碑。

从组装音响出发，新乐种百花齐放

“组装音响”（sound system）对于生于民间在地的牙买加新乐种而言，可算是它的脉动核心。这类可携式的组装扬声器及喇叭音箱作为行动舞池的中枢，在许多户外派对上播放着美国当下最新上市也最热门的节奏蓝调唱片。自1950年代开始，此道的爱好者热衷于让各路人马正面交锋，各自透过自行组装的单体喇叭，迭成共鸣强力且回声洪亮的公共播音系统，卖力地对群众传送音乐并且对尬。

致力于此类音响演出的团队最早出现在1947年，他们以绰号“汤姆大亨赛巴斯汀”（Tom the Great Sebastian）开始走马巡回。这个团体所用的组装音响是由一位无线电维修员海德里·琼斯（Headley Jones）所设计改装，而演出活动方面，则是由一位金斯敦市中心的华裔五金店业主汤马斯·黄（Thomas Wong）带着音箱四处表演。

由先驱者汤马斯·黄以及其竞争团队如考克松·道得（Coxsone Dodd）和里德公爵 （Duke Reid）所引领、利用立体音响来从事音乐表演的风潮，很快在牙买加蔓延开来。不仅止于单纯将音乐与音响链接，为了录制出自己的唱片并带到各个室外舞池巡回，组装音响渐渐衍生出崭新的乐种。无论是1960年代早期以强调重低音声轨的斯卡乐（ska）、抑或1960年代晚期的洛克斯代迪舞曲（rocksteady）、还有1970年代的雷鬼音乐（reggae），皆是为了在白热化的“声音对尬战”（sound clashes）里拔得头筹且克敌致胜的技艺创作。

Dub正是发展自这样的组装音响文化：为了在各类户外街头的声音对尬战上独占鳌头并扳倒对手，音乐家们必须在技术、制作、表演上不断精进；录音师们利用各式劲热舞曲的黑胶打碟采样，为原声器乐的演奏制造音效与节奏。这种利用不同后制剪辑技术创作而成的独一无二作品被称为“独家打碟黑胶”（dubplates）。这些去掉人声、重新复制拼贴的流行歌曲“器乐版”，只独家提供给音乐主持人（deejays）在各式街头室内外舞场表演使用。而作为舞场里泛声的平台，“独家打碟黑胶”让音乐主持人能透过节奏律动，与他们的听众“攀谈”（chat）。

许多学者不但视这种音乐实践为之后牙买加式“饶舌”（toasting）的鼻祖，也认为这是美国饶舌音乐（rap music）与嘻哈文化（hip-hop culture）的源头。唱片行与录音室业者赫曼·陈－骆依是当时最早注意到独家打碟黑胶潜在商业及艺术价值的制作人之一。他在1972年发行了专辑《水瓶座之Dub》（Aquarius Dub），这张作品至今被广泛认为是史上第一张Dub的密纹唱片（LPs）。随后，另一张在牙买加音乐史上不朽的专辑《爪哇，爪哇，爪哇》（Java Java Java）也接着问世。这张经典的Dub专辑是由当时另外一间同样位于金斯敦、也极富创新精神的录音室“蓝狄唱片”（Randy's Record Mart）旗下一位年轻音乐家陈客礼所制作的Dub作品。

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大街上的“蓝狄唱片”。

塑造整个雷鬼文化

蓝狄唱片由牙买加华裔云森·陈（Vincent Chin）所创立。在1950年间，陈受雇于一家点唱机公司，一直以来，他的工作便是穿梭于岛上各地的酒吧，汰旧换新点唱机里的曲目。然而，他很快便意识到黑胶唱片的前景与优势，与其将旧唱盘丢弃，倒不如将它们转手变卖，再进而将利润充分运用在自己的零售店事业上。

到1970年间，在陈的妻子陈柏翠（Patricia Chin）经营下，蓝狄唱片已经成为牙买加音乐产业里的一支主导品牌。他们不但零售唱片，也制作音乐。他们的唱片公司总部座落在金斯敦商店街的北大道17号（17 North Parade），许多展现出自信风格且相当政治自觉的流行音乐便是制作于此。

在那些年头，陈家族的唱片王朝和其他华裔家族形成竞争的关系，好比著名的莱斯利·江（Leslie Kong）。江是一位年轻有活力的音乐制作人，他的名声之一在于他制作了如今已是国际知名的雷鬼圣像──巴布·马里（Bob Marley）最早的几首单曲。还有关于他在1971年因为心脏病骤世后而生的坊间轶事与传说[8]。莱斯利．江与他两个哥哥一起经营的音乐品牌比佛利斯唱片（Beverleys Records）制作了包括戴斯蒙·德克（Desmond Dekker）、吉米·克利夫（Jimmy Cliff）、土司与梅托（Toots and the Maytals）等雷鬼众家的作品，并将这些杰出的音乐家及团体推销发行至英国。

巴布·马里成为全球知名的雷鬼巨星，的确倚赖了许多如克里斯．布莱克威尔（Chris Blackwell）之流的牙买加白人音乐制作群，以及这些人在牙买加创建、而后以伦敦为业务中心的小岛唱片（Island Records）。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绝对不能忽略另一群客家的企业家们在雷鬼音乐发展中的卓越印记，尤其是他们如何将雷鬼音乐实践、并带到了世人的面前。

1972年，社会主义派的人民民族党领袖米高·曼利（Michael Manley）提出国民赋权与经济改革的政见，主张改善贫穷人口，特别是黑人工人阶级的生活，并当选为牙买加总理。之后的数年，由于美国暗地里所主导执行的反动计划，政治变得动荡不堪，经济情势也相对变得不稳定。这时期，大多有钱的牙买加中产阶级，包括数以千计的牙买加华裔，都离开了岛屿，到加拿大、英国、以及美国等地避难。而陈氏家族也在这造成近乎一半牙藉华裔人口迁移的出走潮里，移居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陈柏翠女士在移居纽约后，将原先蓝狄唱片的业务迁至布鲁克林并创立了VP唱片（VP Records）。时至今日，VP唱片仍然是业界里最重要的牙买加音乐制作发行品牌之一。

蓝狄在“北大道17号”录音室工作的身影。牙买加华裔对于牙买加音乐的发展与品味，有着重要贡献。

遥远的东方想象

若以为牙买加华裔对这段音乐发展的影响只局限在商业层面，那就大错特错。藉由其音乐家及制作人的身分、品味评判的权威，更藉由他们在录音室的亲身实践，牙买加华裔也形塑并成就了雷鬼音乐的美学范式和意蕴。著名制作人如陈客礼以及赫曼·陈－骆依是最好的例子。

在1970年代早期，Dub的初生时期，他们扩充了录音室混音座上音频调节的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正是身为制作人的陈·骆依，发现了以奥古斯塔斯·帕布罗为名号而震惊乐界的巨擘霍勒斯．斯沃比，并由此积极拥捧这股在之后掀起东方热的“东方之声”。这个听来有如命中注定的故事，发生在1971年的某天，当斯沃比走进了陈·骆依位于半路树的水瓶座唱片行，用一把塑料口风琴（melodica）为陈．骆依弹奏了几个随意的和弦。制作人没有不屑这个玩具一样的乐器所发出尖细、游戏般又极富异国情调的声音，而是立即为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安排了录音室。

随着此次音乐火花碰撞而生的作品中，好几个乐曲的标题都暗指了对遥远彼方的向往，比如《中东舞步》（Middle East Skank）、《红海》（The Red Sea）、《尼罗河》（The River Nile）、《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以及《东方之歌》（Song of the East）等，这几个引用似乎也附和呼应了多年前《高塔》一文所影射的“陌生而凄婉”的声音。奥古斯塔斯·帕布罗如梦般的声音主要表现在其玄远遥深且流连不断的小调和弦、朴实地道的五声旋律、以及陈·骆依满载残响与回音的制作风格上。这张作品同时召唤了瓮声般的内在空间感，以及牙买加非裔族群憧憬归乡的广袤意象，一个迁徙而来的民族，渴望着重返其想象的非洲故乡。

这样的向往也同样地被体现在牙买加黑人所信奉的拉斯塔法里教（Rastafarian）信仰中。而音乐，则是在其中展开了一个天地──一个地理位置不明确的错置地带，既不在牙买加此地、亦不在任何彼方。而《尼罗河之东》（East of the River Nile）这张专辑，象征着一个绝对的地峡，连接着遥远的非洲大陆以及陈．骆依祖辈所生活过的远东；由此，一个双重意义上的离散乐种，辗转在此间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