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国庆，喜迎重阳”，听老侨讲故事

庆祝国庆、喜迎重阳

【荐读语】下文由我校96岁高龄的赵育生老师倾情撰写，这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追忆，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深情回望，是对激情燃烧岁月的致敬！作者以亲历者身份，生动再现了华师在港澳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跨境办学，奋勇担当，培养出一批批兼具爱国情怀与专业技能的当地人才，书写了一段壮丽的教育篇章。在时光的长河中，此文如同一盏灯，照亮了那段波澜壮阔、激流勇进的历史，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辉煌与艰辛，其抢救历史的价值无可估量。它让我们铭记那些在历史转折关口为教育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默默奉献的华师先辈，激励一代代后辈踏着前辈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不仅仅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它更是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用心去守护这一珍贵的历史与精神财富。

华南师范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会会长

陈忠暖

华南师范大学献给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一份厚礼——港澳办学40周年回顾

赵育生

摘要   本文深情回顾了华南师范大学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洪流中，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勇立潮头，积极投身于港澳地区的高等教育。自1984年起，应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与澳门中华教育会的诚挚邀请，华南师范大学率先在港澳两地启动校外学位课程，旨在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培育兼具爱国情怀与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

文章细腻地勾勒了华南师大在港澳办学的缘起和精心筹备的历程、严谨高效的教学实施，以及学员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深入剖析了这些举措对港澳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华南师范大学不仅成功地为港澳地区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更在当地培养了众多爱国爱港、爱国爱澳人士，为港澳的平稳回归及后续的社会稳定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与智力支持。

关键词 港澳回归 跨境办学 人才需要 爱国教育 社会影响 文化融合 华南师大

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中国政府对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序章。至于澳门，早在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就曾达成谅解：将在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澳门问题。

就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华南师范大学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抓住历史机遇，勇立潮头，先后在香港、澳门办学，为港澳回归祖国献上一份厚礼。

一、港澳办学的缘起

1984年，学校把我从政法系副主任岗位上，调到校函授部主持工作，并勉励我勇于改革，开拓创新。我上任后，听取在函授部工作多年的魏副主任介绍部里的各项工作。其间他突然想起约两周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负责人手持省委港澳办公室的介绍信，要求我校在香港地区举办函授班。由于到境外办学，史无前例，魏副主任没有答应。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学的，我当即对他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正在北京举行，香港和澳门人民即将迎来回归祖国，并由自己治理和建设的时代。而要迎接回归，就必须做好组织上与干部上的准备。人才决定一切。我校地处珠江口，毗邻港澳，应该发挥这一地缘优势。省委有关办公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出具这一介绍信，就是对我校的信任和嘱托。

几天后，即1984年3月7日，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德明和秘书李沛霖手持新华社澳门分社介绍信来到我校（按有关规定，澳门回归祖国前，新华社澳门分社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办事机构。澳门回归祖国后，新华社澳门分社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香港亦然），要求我校在澳门为中小学教师举办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澳门中华教育会是澳门文化教育界成立最早的专业团体，1920年由部分私立学校校长参照中国内地教育团体的组织章程，结合澳门实际而成立的爱国团体。1949年曾发动全澳门学校员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他们二位来访时恳切地谈到，澳门大部分在职的中小学教师都未经教育专业的培训。按当时统计，全澳门经过教育专业培训的中学教师仅占总数的18%，小学、幼儿园的教师也只占30%。因而迫切希望华南师大能为他们在澳门开班授课。

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高等函授教育。我校在全省各地都设有函授教育点，教师定期到各函授教育点上课。澳门就在珠江口，近在咫尺，当天可来回。我们完全可按他们的要求，在澳门开设教育专业教学点，派出教师到澳门上课。现在需要的是早日得到上级主管教育部门和外事部门的批准，至于办学的细节，可以留待以后继续磋商。

他们满意地辞别后，我即向学校党政领导汇报，他们一致表示同意和支持，并提示立即着手进行有关的筹备工作和向省高教局报批。

二、在香港办学

颇富喜剧意味的是我校在香港的办学。1984年3月7日澳门中华教育会负责人到华南师大洽谈办学并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到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教职工组织，爱国团体，简称“香港教联会”，下同）后，该会立即行动起来。同年3月31日，该会罗万明会长（香港育群中学校长）手持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办公室介绍信来到我校，要求尽快地在香港举办中文、数学、地理三个专业的函授本科班，参加学习的人员主要来自爱国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办学的方针、原则及具体做法可以参照澳门的办学模式。我热情地接待了他，承诺在香港上课，并提供了所有有关的教学计划和办学资料。接着我马上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

难得的是，该会名誉会长、香港培侨中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吴康民，也在百忙中预先电话约定时间，于6月8日专程乘火车从香港赶到广州流花火车站广场东侧的香江酒店同我会面。他盛情地感谢华南师大应允在香港举办函授班，同时开门见山地指出：香港经济、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我们必须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历和爱国爱港的政治活动家，以确保香港平稳顺利地回归祖国。这次会谈约半小时，谈毕他便赶乘火车回港。8月29日，他又抽空来到广州香江酒店。这次见面主要是敲定香港函授班的开学典礼在华南师大校内举行，开学一周后在香港上课，具体授课地点由培侨中学安排。

到9月下旬，培侨中学校长曾钰成按照我校新生入学注册的要求，携带所有学员的证件和名册到我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1984年10月14日，香港校外学位课程开学典礼在我校电教中心礼堂隆重举行，全体学员和任课老师济济一堂。我校潘炯华校长和省高教局李修宏局长在典礼上先后致词。一周后，潘校长和我率领何楚熊等任课教师开始到香港上课。到港当天，潘校长和我拜会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并得到分社副秘书长兼文化教育部长毛钧年的称赞和鼓励。

香港班入学人数41人，其中，中文专业25人，数学专业12人，地理专业3人。他们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刻苦认真，勤奋学习。虽然他们原来就肩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但都能恪尽心力，处理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在授课教师的精心指导下，都能较好地完成各个学习环节。经过多年的学习，他们之中有30人获得学士学位。地理专业有2人毕业后，继续研读我校硕士课程并顺利毕业。这些学员，大部分后来成为香港地区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其中常常在刊物和电视上看到的叶国谦就是其中佼佼者。他历任香港区议员、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副主席、香港非官守议员，并在2017年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三、在澳门办学

鉴于长期以来，澳葡政府的高、中层公务员，一向由葡萄牙派来的官员担任，警官也全是葡人；澳葡政府同时规定，凡公务和正式文件，只能使用葡文葡语。澳门人民有关方面认为，为了确保澳门平稳顺利回归，首先必需解决三大问题：（一）法律本主化；（二）公务员本土化；（三）中文合法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振兴华人教育，強化华人所办的私立学校，提高华人私立学校教师水平。于是，他们在1983年先后邀请了广东省高等教育局以林川局长和王江涛副局长为首的两批负责人到澳门考察访问。1984年3月7日，又由澳门中华教育会何德明副会长和李沛霖秘书携带新华社澳门分社的介绍信到华南师大洽谈在澳门开班授课，并得到慷慨允诺。

邀请外地高校到澳门办学，首先要禀报澳葡教育文化司并得到批准。于是，便有了1984年夏，中华教育会毕漪汶会长和刘羡冰副会长两次联袂访问华南师大，就合作办学问题继续磋商，并陆续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在合作办学中，既要遵循内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计划，也要结合澳门实际，从而“度身订做”了一项为期三年，包括12个专业基础科目的在职进修课程。

在双方第一次洽谈中，他们二位反映，澳门有不少人士对“函授”两字感到陌生，还有些人心存疑虑，听说在国外不少地区函授是不授学位的。

我听了他们二位的质疑，倒胸有成竹。当时我正担任国家教委《高师函授》杂志的编委，并参与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的制订工作（参见《华南师范大学校史1933.8—1995.12》第37页）。在参与上述工作期间我就曾对“函授”提出异议，指出长期以来，各校函授部并非采取那种教师通过邮寄向学生发出各种教材、教学资料以及练习题、答案，和学生经过阅读，写作业和答卷，又邮寄回教师的那种函授；而是将学生（包括在外地或学校所在地）编班、教师面授的方式进行。国家教委有关方面也同意我的意见，并将纳入新的《暂行工作条例》之中。

有鉴于此，我当即拍板，将“函授本科”改称为“校外学位课程”。这一改动，当场得到她俩拍手称赞。

在第二次协商中，她们两位提到：澳门教育文化司可否也同中华教育会一样，都作为华南师大在澳门办学的协作单位。我当即表示：欢迎澳门教育文化司同我校携手合作，共同为澳门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当时，澳门教育卫生暨社会事务政务司范礼保对我校在澳门办学曾一度怀疑观望，后见我校一片真诚，便满怀高兴，决定直接参与合作办学，并且作为澳门方面与我校合作的第一协作单位，同时郑重宣布：（一）该班学员的学费由政府全额资助；（二）对华南师大的学历资格表示认可；（三）凡经过学习取得华南师大文凭的教师，均可按政府的规定享受相应的经济待遇。

在我校同澳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教育专业校外课程的筹备工作进程大大加快，并且迅速在澳门掀起“华南师大旋风”。在一段时间内澳门的所有传媒几乎天天都在热议华南师大办学，朋友见面、家庭聚会也都引为谈资。要求报名参加学习的人数逐日飙升。起初预料报名者可能达50人，结果报名人数高达141人，而且都是全澳40多所学校的校长、主任和骨干。李沛霖和刘羡冰也赫然在列。当年全澳在职中、小学教师共1796人，而报名人数便占了总人数的8%。

1985年3月6日，即何德明、李沛霖两位先生洽谈办学事宜一周年的前一天，由我校主办、澳门教育文化司和中华教育会联合协办的教育专业校外学位课程，在澳门的总统酒楼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我校曾近义、王开发两位副校长率团亲临澳门主持。出席典礼的除了主、协办三方，还有澳门各界名流和社会贤达，盛况空前。

典礼结束后，在澳督府举行了由政务司黎祖智主持、主协办三方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气氛极为亲切与融洽。一致认为三方面的努力，为澳门教育质量的提高作出了有实质意义、建设性的贡献，也为穗澳两个不同地区以及本澳官方和民间的合作奠下基石，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其间，黎祖智对华南师大在澳门办学深为赞许，临近结束时，他提出希望华南师大协助澳门开办师范学院。曾近义、王开发两位副校长当即表示可行。可惜不久以后，葡萄牙国内政局出现重大动荡，协助澳门开办师范学院一事未能实现。

教育专业的开办，让协助单位中华教育会更加繁忙。它原是澳门历史最长、属下学校最多的爱国团体，但长期以来，它同官办的学校和几所教会学校互不往来。它成为我校在澳门开门办学的协作单位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来自官办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学员都聚集在中华教育会安排的课室上课，济济一堂。华南师大教师来澳上课日程安排、教材、教学资料的分发，以及交作业等，都要到中华教育会查询或办理。时间长了，渐渐地阻隔来往的藩篱消失了。教育会有关的办公室常常门庭若市，来自各类学校的学员谈笑风生，不分彼此。我将这一情况反映给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工作人员，他们笑着说“这要感谢华南师大，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我回到学校将这一情况告诉曾近义副校长（他同时也是省政协副主席），他听了十分高兴，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寓统战工作于具体业务之中》的文章在省政协内部刊物上发表。

自澳门中华教育会与我校洽办教育专业以来，澳门工会联合会属下的业余进修中心便密切注视着办班的进展。该中心校长何颂恒出席教育专业开学典礼之后，便向我提出请我校在该中心开设中文专业课程，招收对象为澳门各行各业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在职人员。我欣然同意，同时马上向省高教局报告并获批准。同年11月正式开学，共招生137人。

澳门工会联合会（简称澳门工联）是1950年参照内地工会章程而成立的工会组织，属下共有43个基层工会，涵盖建筑业、制造业、饮食服务业和公交四大系统的70多个行业。其宗旨是爱祖国，爱澳门，团结各业职工，争取和维护职工的合理权益，积极调解劳资纠纷，敦促政府制订保障劳工的法例，为职工提供文教、康体和福利服务，关心社会，服务社群，参与社会事务，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在工联的敦促和全澳职工争取下，1984年，澳门第一部《劳资关系法》颁布实施，从而结束了澳门劳工保障法律长期以来的空白状态。澳门工联成为澳门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社团。现在，它属下的业余进修中心举办中文专业，就是让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更好地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迎接即将到来的回归。

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校在澳门办学也加快了步伐。1986年教育专业专科班和中文专业本科班再度招生，同时经省高教局批准，教育专业专科85级和86级在完成专科阶段的教学计划后续办为本科。到1990年又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后改为幼儿心理教育专业专科），以现职幼教工作者为招生对象。

教育专业本科和中文专业本科也于1990、1992、1995年陆续招生。幼儿心理与教育专业专科则于1994年再度招生。到1995年7月，教育、中文、幼儿心理与教育、地籍测量与土地规划等4个专业共在澳门招收809人，其中专科学生100人，本科学生709人。

此外，1989年我校正式开始在澳门试点招收兼读制研究生。1997年招收了第一批在职兼读博士研究生。2002年澳门回归祖国后，我校与业余进修中心合作，在澳门正式设立硕士研究生教学点。2002年，我校在澳门招收博士研究生。

此时，我校在澳门办学，共开设了8个专业，招生3451人，已有2587人获得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文凭。

2004年12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澳门回归5周年庆祝活动。他走访了一户普通人家，竟发现这户家庭的两个孩子都就地在华南师范大学上学。他非常高兴，说“华南师大是咱们国家数家名牌师范大学之一。澳门要发展，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有了人才，有问题好解决，好办！”这是国家领导人对我校在澳门办学的最好褒奖。

按照2005年我校在澳门办学20周年的统计数字，自1985年起，我校充分利用毗邻澳门的地缘优势和人力资源，抓住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机遇，不断拓展办学规模，不断提高办学层次，20年间共在澳门招收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3183人，培养本专科毕业生1952人，其中本科毕业1175人，并有645人获得学士学位；至2005年，招收全日制普通教育本科生共300人，硕士研究生482人，获硕士学位者104人。为澳门的回归以及澳门特区教育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爱国的教师和各行各业爱国爱澳的领军人才，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澳门平稳顺利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我校在澳门办学，也为内地高校在澳门办学树立了榜样。从1989年起，以华南师大为榜样，暨南大学采取与当地机构合办有关社会、法律、医科的一些班级。随后，华侨大学和各地大学相继为澳门开设有关课程或接受研究生培训。这是澳门开埠以来的新现象。

2005年11月17日晚，我校在澳门办学20周年的庆典活动在澳门隆重举行。广东省教育厅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充分肯定了20年来“华南师范大学秉承岭南文化传统，发挥名校优势和教师教育特色，率先在澳门办学，这也是华南师大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四、华师学生为澳门平稳回归祖国而不懈努力

上世纪80年代我校在澳门招收的学生虽然只有809人，但在当时常住人口只有33万的澳门来说，却是高度密植。况且这些学生原本就是澳门各行各业的骨干与精英。他们入读华南师大后，更加发扬爱国爱澳精神。

首先，他们数次要求澳葡当局加大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增加对私立学校教师的津贴；要求实施十年免费教育；争取私立学校可上免费网，从而大大地改善华人和私立学校的办学条件。进入90年代后，对于公务员中的土生葡人的国籍问题，提出在社会上开展公议。拥有众多华南师大学生担任各行各业工会骨干的澳门工联，自1985年起更是大刀阔斧地开展提高职工权益、参与社会事务的活动，从而成为澳门社会平稳进步和回归祖国的压舱石和推进力。在临近回归祖国的关键时刻，澳门工联协助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展立法工作，先后颁布和实施了工业安全系列法规、劳工权利和就业政策纲要法等20多部劳工法规，直接参与了澳门劳工法例的制订和修改，对推动澳门劳工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回归后，工联共有30多位代表参加了立法会、咨询会、市政议会、经济委员会、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社会保障行政委员会等22个政府立法咨询架构的工作。澳门工联总会还荣获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的仁爱功绩勋章。

2019年3月，刘羡冰（澳门中华教育会副理事长、华南师大85级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又获华南师大教育学硕士，澳门中华总商会附设的商训夜中学校长，新华社澳门分社宣传文体部副部长冼为铿的夫人）为《炎黄春秋服务号》撰写了《澳门回归的历史岁月》一文，其中谈到：“1985-1986年，不仅在工联业余进修中心开办了公务员中文课程，而且在商训夜中学也开办了公务员中文课程，在晚上授课。两者共计‘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土生公务员’，‘1999年澳门回归时公务员实现整体过渡，得益于以上措施’”。

1999年12月30日，澳门举行了空前盛大和热烈的回归祖国的庆典。回归后，不少华南师大学子担任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议员和公务员。一向走在最前面的李沛霖被选为澳门特区的立法议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并荣获澳门特区长官颁授的金莲花勋章。85级教育专业一向成绩优秀的高展鸿，担任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办公室顾问、广东省政协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处主任秘书。刘羡冰先后担任澳门特区土地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2000年获澳门特区政府颁授的首届教育功绩勋章。

赵育生：“正当澳门举行回归祖国盛典之际，我正在广州。作为澳门回归祖国运动的目击者和亲身参与者，我豪情满怀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师大晚晴》上，文章的题目是《华南师范大学献给澳门回归祖国的一份厚礼》。”

后记：赵育生教授是侨界的榜样，他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关心祖国发展、学校建设，关心身边的人，即使96岁高龄，仍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他的家国情怀，值得学习！

祝愿：健康长寿！福泽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