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新加坡不是文化沙漠，那么多文艺活动外来访客为何还一脸狐疑？

我们是否应该对自己更苛刻一点，反躬自省在水平上还有没有精进与提升的余地？活动若只是一再重复，或许就要问是否只是文化艺术工作者个人的满足感？如果人文活动只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只一味追求广度而舍弃高度或深度，那我们顶多只能够保底，而且恐怕这底只会越来越往下沉。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外墙仿衔接前政府大厦和前最高法院大厦的天篷也成了“投影画布”，旋转放映新加坡艺术家的60幅作品。（档案照片）

因为培训的关系，我经常有机会接触到海外的学员，特别是一些在新加坡逗留好几周到好几个月的成人学员。我看到他们全班几十人带着求知若渴的态度来到新加坡，总是为我们新加坡品牌的正面效应而感动——当然也反思。跟学员比较熟络以后，我总是想了解他们对新加坡了解多少——除了课堂上已经触及的新加坡历史、地理、教育、政策等课题之外，我更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与民生。所以，我常会进行非正式调查——例如，周末去了哪里啊？看过哪些旅游景点啦？更重要的是，看过哪些非旅游景点吗？

是的，我多么希望他们多了解非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非排行榜上（例如最新出炉的世界数码竞争力排行榜）的我们，彼此有更深入、更真实、完全接地气的交流。所以紧接着，我就会担任起国民导游的角色，建议他们还有哪些民生地标可以走走，如国家图书馆、巴刹、联络所、组屋区、公园连道、沿水栈道等（不得不联想到来新加坡半年的中国台湾作家刘克襄日行10公里，踏遍连国人也陌生的原始森林与街道），更重要的是，还会特别推荐他们参加一些在地的人文与艺术活动。可是，举凡谈到这些与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的时候，他们总是一脸狐疑地望着我，似乎从没有想过、或从来未获取到在地的宣传信息。

有时间的话，我大概还会直言说，新加坡曾经在上个世纪末被冠上“文化沙漠”的负面绰号——不管是自嘲自讽或者是被旁观者所赠。然而，经过近60年的建国历程，若以土地面积来看新加坡今天的文化活动频率，我们几乎可以说是最密集的国家之一了。在这个小红点（这又是另一个被赠予的负面绰号，之后被我们努力扭转成正面的昵称）上，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各官方与民间团体举办各种语言的文化活动。

别的不说，单单就这一周，我们有为期两周百多场多语、多国籍的新加坡作家节，上周末吸引近两万名各国参观者的平价艺术博览会，本周末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我写我的歌”压轴演唱会、新加坡高水平的啸涛书画篆刻展，滨海艺术中心的印度艺术节，吸引东南亚画家参加的大华银行绘画比赛颁奖典礼，甚至乌节圣诞大街欢等等。如此密集而多元的文化艺术活动，确实也齐齐在努力扭转先前“文化沙漠”的负面印象。

同时，我们原本的劣势——弹丸，反而成为了优势：即不管想出席以上哪一项活动，基本都可以在一个小时抵达。目前，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活动从美术展、新书发布会、演讲、表演等，多得几乎都会撞期，而且有时候因为就近之便，甚至可以三四场连接着出席——这在其他地大路遥的国家和地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令人遗憾的是，外国的学员似乎都没有管道得知以上丰富活动的信息，甚至就连身边一些国人，也对这些如火如荼展开的活动所知甚少——当然前者或许是缺乏渠道，后者就恐怕是缺乏兴趣了。有关这点，由于多年参与筹划并出席人文活动，我的感受自然是较多的。

探讨扩大受众的范围和可能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两大角度来探讨。首先就是受众的角度。国人作为主要的受众对象，或是许多人文艺术活动积极争取的对象，甚至是期盼教育的对象，好多却是对如此丰富繁多的活动长期冷感。背后原因当然跟我们过去的人文艺术教育、从小到大的美学体验和经历，甚至和整个社会对人文艺术的观感与态度有紧密的关系。

我们长期自许为一个效率为先，功能至上的国家，凡事以经济效益、国家发展，甚至理性实际作为首要考量。人文艺术只可以算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然而，前面这些功能性的现实考量，在长期形塑我们的思维，变得过于根深蒂固之后，人文艺术就难以被重视，甚至被正视，更难如我们原先期盼地——后来崛起了。

受众素质的提升当然是一个必然考量。在正式的学校教育里头，如果人文艺术和美学教育可以像近年被大力推广的品格与公民教育一样，得到更多的重视与资源，那就极有后市看起的可能。新加坡艺术学院和新加坡艺术大学的成立，是近年来比较清晰而重要的信号，我们企盼并支持更多以及更高深的人文教育学程，还有相关大学学者和驻校艺术家的引领作用。

至今没有一站式人文活动宣传平台

另外，受众市场小一直是新加坡先天性的问题，不仅是人文艺术，其实就算是经济和商业市场也是如此。所以，或许人文艺术也可以向经商模式取经，探讨走出去与迎进来的模式，扩大受众的范围和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当然是把活动录影或直播上线，增加世界各地可能的观众与线上参与者。当然，另外一个就近共赢的方式就是与新山的文化机构联办，大力吸引两地的参与者——不管是主办方或受众。上个月，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南下来到新山举办颁奖礼，就看到两地合作双赢的可能，例如新加坡评审和文人的积极出席和参与，以及后续在《联合早报》发表的花踪得奖作品——前者是我们的走出去，后者是文学文本的走进来。

其次，就是从主办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文活动确实不少，但坦白说参与者不一定多，而且大多是几乎同一批熟口熟脸的特定群众，年龄或许也偏大。如果主办者无法吸引到更多更新的受众，那或许应该自我检讨是不是主办与筹划过程出了问题？或许是宣传管道不够或不明确（我们至今没有一站式的人文活动宣传平台，也没有哪个够分量的单位愿意肩负起这任重道远的任务）？或者内容与形式的墨守成规，使得我们无法吸引更多的眼球与热情的投入？甚至我们是否应该对自己更苛刻一点，反躬自省在水平上还有没有精进与提升的余地？我们过去大多只对文化艺术的主办者投以掌声，因为认为有人愿意做已经很了不起了，哪里还敢苛求？然而活动虽然繁多，若只是一再重复，或许就要问是否只是文化艺术工作者个人的满足感？

例如出书，如果内容与品质没有更自觉的把关与要求，仅仅是为了满足出版的个人欲望，最后就是囤积出版物或者四处捐赠，最终造成出版业和书业的恶性循环：读者不买书就等着获赠书，好作者因为无人买书就不再出书。结果或许是浪费纸张、谋杀树木，还培养不出未来的读者和作者。又或者，如果所有的人文活动只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只一味追求广度而舍弃高度或深度，那我们顶多只能够保底，而且恐怕这底只会越来越往下沉。再者，若人文艺术活动仅变成一种同温层之间抱团取暖的小众举动，恐怕也无法有更高水平、更新颖、更有野心的崭新可能。

人文艺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我相信是以美的形式，挖掘真相与创造意义——这不应该只局限在个人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应该包括人文艺术活动的推广与执行。

（作者从事语文教学与新加坡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