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的尴尬

陈喜儒著《异国家书》

有人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是个贬义词，嘲笑秀才清贫，身价低微，人情往来，没有真金白银，只好写写画画，送些诗文书画等菲薄礼物，所耗仅半张纸而已！但我却不以为然，自古以来，读书人多出身清贫寒微，不可能像达官显贵，大贾巨商，腰缠万贯，一掷千金。但秀才手中的那半张涂涂抹抹的纸，说不定就是人类文明史上价值连城的瑰宝，岂可小觑？

“秀才人情纸半张”这句话，最早不知出于何典？但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生说：“小生特谒长老，奈路途奔驰，无以相馈，量着穷秀才人情只是纸半张。”在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差人道：“我还有个主意，又合着古语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猜想，这句话可能在文人墨客中流传已久，早已成为读书人为自己贫寒解嘲的口头禅。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的文人雅士之间，纸半张的雅俗绵延不断，酬谢应答，诗词歌赋，礼尚往来，赠画送书。记得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送时任首相大平正芳的“国礼”，就是特装本《家》《春》《秋》和萧淑芳与吴作人合作的册页《友谊之花》。

赠书的风俗，不仅在汉文化圈流行，而且在各国文化艺术界沿袭成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期间，就收到不少外国作家的签字本，虽然我的名字在书的扉页上变成了阿拉伯、乌尔都、斯瓦希里、科萨、阿非利加、法、德、西等外文后，我根本不认识，但当我把那些版本装帧各有特色的图书，排列到书架上时，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和庄重，因为它不仅是不同文化文明的汇集和展示，也是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受此熏陶，心想自己出书，也要东施效颦，签名馈赠师友，乞赐教正。

我的第一本书，是与徐前合译的黑柳彻子的《窗边的阿彻》，1983年由上海少儿社出版，装帧设计和插图都很讲究，报刊上还有几篇自发的评论，评价反映较好，但不知为什么，这本畅销全世界，仅在日本就发行600万册的儿童书，只印了25000册，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大约过了一年多，书店出现多种译本，有的叫《窗边的小姑娘》，有的叫《窗边的小淘气》，有的叫《窗边的小桃桃》，有的叫《窗边的小豆豆》，但内容完全一样，只是书名有的音译，有的意译，其中《窗边的小豆豆》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以至有不少中国小姑娘名字就叫小豆豆！可见多么受欢迎，喜爱。同一本书，因译名不同，发行量有天渊之别，可见书名之重要！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有写或译的书出版，多时三四本，每种我都要买百八十本，自己留一些，其余送人。送书也是个力气活，要签名盖章包装邮寄，且得忙活一阵子才能消停。但随着赠书的增加，烦恼也随之而来：一是送非所需，多此一举；二是重复赠送，给人添乱。

在孔夫子旧书网，有我写、译、编的书二、三十种，目录六、七页，约二百七十余册，品相、定价各不相同，其中最多的是我主编的那套《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五卷本或两卷本，大约占一半以上。

不仅有书，还有信。有一封是我写给年轻译者的，约五六百字，定价25元，另一封是写给一位朋友的，定价30元。我是平民百姓，说些家长里短，没有任何保存价值，买它有什么用呢？而且我认为，私人信件，涉及所有权、著作权、隐私权，不应该在网上拍卖。在此求教方家，因信是我写的，我是否有著作权？可否要求撤下？

日本作家黑井千次重复赠书

我签名的书就更多了，大概有几十本。之所以流落网上，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送书对象逝世，家人处理遗物。听说某学者病故，其妻要投奔儿女，移居海外，联系多家大学，图书馆捐赠，竟然无人接受，只好“忍痛割爱”，当废纸处理。二是装修搬家，晋升迁移，退休调转，清理杂物。我就看见某君退休，废品公司从他的办公室拉走好几车书刊杂志。机灵的书商看到了商机，从中捡出夹在书中的信札和签名本加价出售。

网上有我签名的散文集《异国家书》，上写“xxx同志教正一九八八年十月”。这是我第一本散文集，198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xxx同志”是位作家，写小说和报告文学，早已病故。当时他任某出版社副总编，工作上有些联系，所以呈上拙作，请求教正。但原书定价1.2元，现售价30元，涨了二十多倍。我估计，可能因为xxx名气大吧？还有一本散文集《关东杂煮》，我在扉页上写：“xx惠存2005.3.17”。xx为新来的大学生，那本书是2005年1月出版的，收到样书后，就随手送了他一本。我记得在他试用期满时，我与几位同志去他家家访，他父亲说正在读我的书，我还挺高兴，但没过多久就当废纸处理了。原书定价25元，现为45元，涨了20元，不到一倍，可能因xx是无名小卒吧？还有一本《光与影》，是渡边淳一的中短篇小说集，由我和金中先生合译，上有我的赠书章，但没有签名，当年送给谁，已经想不起来了，原价为2.2元，现价为20元。

陈喜儒译《日中战后关系史》

最有趣的是我译的《日中战后关系史》，网上有两本签名本。一本上写“x同学哂正2000.11.16”。x是我大学同学，从事对日工作，我服膺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的铭训，特意送她一本。此书精装，定价16.5元，但因缺了护封，品相不佳，降价出售，定价15元。还有一本，我在扉页上写：“xx，这本书有用，别扔。1993年11月”。xx是外事干部，为人坦诚，工作认真负责，但不太爱读书，我原本想写章太炎“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这句话，觉得太重，只是叫他别扔，好好读一读，但最终还是扔了！只是定价翻了一倍，为35元。后来xx捎话说，儿子要结婚，忙着装修，帮忙整理图书的人，没有仔细检查就当废纸卖了！为表示歉意，他已将书高价买回。这又何必呢？我无言以对，只有苦笑。还有一位早年的同事，凡是我的书，不管是译还是写的，他都打电话来要，我先后送他十几本，他看没看我不知道，但如今几乎全部挂在旧书网上出售……

说句心里话，送给别人的书，属于别人所有，人家想扔想卖，是人家的自由，赠送者无权过问，也不该说三道四，虽然道理如此，但又总觉得别扭，不舒服，尴尬、伤自尊。进而又想，人家没要，你硬塞，这不是自作多情，强加于人吗？沦为垃圾废品，不是理所当然吗？抱怨什么呢？

再者，书出多了，重复赠送，也时有发生，不仅浪费人力物力，也给对方添麻烦。而且我发现，糊涂如我者，大有人在，比如邓友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邓先生的文字，干净利落，讲究，连那些应景的文章，也写得别出心裁，有滋有味，应属当今屈指可数的有独特语言风格的作家之一。我喜欢他的作品，不敢说一篇不落，但起码95％以上都细读过。可惜近年来，邓氏年逾九旬，虽没说封笔，但很少写文章了！

邓先生先后送我十几本书，几乎囊括了他的全部作品。我归拢时发现，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有两本。一本上写：喜儒老弟指正邓友梅2006.6。书是1986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第一版，不知为什么，二十年之后他才想起送我。又过了十年，此书再版，他又送我一本，上写：喜儒弟存 友梅2018年十月十三日。这次没叫我“指正”，只叫我“存”，连姓也没写，只写“友梅”。

日本人精细，但重复送书的也不少。比如黑井千次先生，新潮社199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谎言》，就送我两本，且均有毛笔题签，一本写：陈喜儒先生 黑井千次。另一本写：陈喜儒先生，一九九五年秋 黑井千次，并钤印章。评论家川西政明，送我讲谈社1996年出版、获平林泰子奖的《我的幻想之国》两本，一本用钢笔题签：陈喜儒先生。川西政明。另一本附一首俳句：终日忙碌天已晚，六时礼赞夜蝉鸣。

立松和平送我的书最多，重复的也最多。如福武书店198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彼岸之驿站》两本，一本有钢笔题签，另一本无。河出书房1997年出版的《母亲的乳房》两本，一本上有签名题词：陈喜儒樣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于日本秋天佳日 立松和平，另一本无。新潮社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日高》两本，一本上有毛笔题签，另一本无。 2005年出的长篇小说《军曹不打仗》两本，一本上有钢笔题签，另一本无。人文书院2007年5月30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晚年》两本，上面均有立松的签名和印章，唯一的区别是一个用毛笔，一个用钢笔……

是否送书多则重复难免？其实也未必。比如巴金先生送我全集、选集、译文集、《家》《春》《秋》单行本等近百本，仅《随想录》就有单行本、合订本、线装本、手稿本等多种，但没有一本重复。我不知巴老是否有记录，但巴老有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我确是亲眼所见。

邓友梅的重复赠书

1980年4月10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到京都岚山参谒周总理诗碑。冰心老人当场写了一首诗：

参谒总理诗碑，谨步总理“大江歌罢掉头东”原韵：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穷。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

冰心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

巴老接过来，念了一遍，说写得好。我说：“巴老，您也写一首吧，与冰心老人唱和，多好。”巴老说：“我不会写诗，你们写吧。”我说：“我吃饭还行，写诗不灵。记得您年轻时写过诗的。在哪本书里看到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很短：天暮了／在这渺渺的河中／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吧。挺有意境的。”巴老笑着说：“许久不写了，不会写了。”他坐在茶室里，眺望远山，喝着甜米酒，口里念念有词。我以为巴老在作诗，但仔细一听，是背诵冰心老人刚才写的那首诗，不由得一惊，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居然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

我说：“巴老，您的记忆力可真了不得，看一遍就记住了。”巴老说：“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年轻时，记得牢，现在虽然当时能记下来，但过不了几天就忘了。这首诗写得不错，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

巴老耳闻则诵，过目不忘，记忆惊人。我等凡夫俗子，望尘莫及，但也有笨办法，那就是登记，可避免重复。

回想多年来赠书的酸甜苦辣，觉得应该遵循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的原则，否则就是自寻其苦，自讨其辱，活该！为此，我为自己立了两条规矩：一、从此不再主动赠书；二、有需要者尽量满足，但不签名，以方便人家今后处理，亦可避免签名本上网的尴尬。

君以为然否？